【每日一字】用·做一个有用的人

　　在甲骨卜辞中，常常出现这样的句式：『……，用。』或者『……，兹不用。』在这里，用与不用出现在命辞之后，表示对命辞内容可施行与否的裁定。这大概就是〖说文解字〗中说『用，可施行也』的原因。但这其实是用的引申义。

　　用，甲骨文字形就好像一个平时用的桶，乃桶的初文。一般是用三竖表示桶的躯干，其中穿插的横线表示桶箍，器无定形，故字无定式，横线或多或少，或上或下，或正或斜，形成了甲骨文中写法不一的『用』。到西周，写法基本统一，小篆字形就是承此而来。因为桶是日常用器，用便引申为一切器用之用；桶可以使用，所以用引申出了使用、实用、任用、施用等等意思来。

多友鼎拓片

　　『用乍（作）宝尊彝』、『子子孙孙永宝用』，是青铜器上最为常见的铭文之一。前者说将这件青铜器作为礼器使用，后者说希望子子孙孙永远都能保存着这件器物。这都是因为这些青铜器一般都具有重要意义，与其功勋有关。比如西周晚期的多友鼎，记载着当时与猃狁的一场战争，猃狁入侵，多友率兵迎击，取得了胜利，周王也重赏多友，赐给多友青铜一百多钧，多友铸造了这个鼎以纪念这件事情。青铜器的不朽，刻录功业的不朽。古人希望这些器物能够永世流传，也希望后世子孙能永远铭记、珍惜祖先的功德与荣耀，并激励自己努力奋斗。这里的用，承载着功勋与希望。

　　用这个字的内涵，无限延伸。明清之际，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思想家，提出了经世致用一说，认为学问须有益于国事，要将所学用到解决社会问题、维护国治民安上来。事实上，这一思想内涵早已形成。商周时期，官学就强调人才培养和知识传授，是为了天下社稷的兴盛与安宁。周代的官学由官吏担任教师，将政事与教育合一，要求学生要掌握礼乐射御书数六种基本技能，培养文武兼备之士。春秋后期私学兴起，但政务的管理依旧是其教授的重点，孔子教学重在教人学为人之道，但也涉及了很多为政之道。

　　所以，经世致用的用，充满了社会意义。在经世致用的思想下，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有着治国平天下的信念，自觉担负起关心时事、为国效力的使命，心怀天下，心系苍生。无论是教育、学术、文化乃至个人修身，最终都是为了用，最后都归结到『经世致用』上来。

　　经世致用的用，要用在为天下、为国家、为民族上，要用在匡时济世上，这就将国家、民族和个人融合在一起。古代的经世致用之学认为，做人和做学问，二者是统一的，并且前者比后者更为重要。人要有高尚的人品，要有气节和操守，特别是在国家民族这些大节上不允许有污点，不然经世致用也就失去了灵魂。

　　世事无绝对，但人应当做一个有用的人。自立自强，谦卑谦逊，敢作敢当，发挥作用，为社会做出贡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施希茜）

《释"用"：从器皿到经世的哲学跃迁》

"用"字之形义演变，实为华夏文明实用理性精神的物质性呈现。甲骨文"用"作桶形之象，三竖为桶壁，横线为箍，此乃许慎"可施行也"之说的物质本源。青铜器铭文"永宝用"之辞，既是对器物实用功能的期许，更暗含"器以载道"的深层哲学——如多友鼎以青铜铭功，使物质之"用"升华为精神传承之"用"，恰如《礼记·祭统》所言"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

考"用"字语义流变，可见三重境界：其一为《周易·系辞》"备物致用"的物质层面，其二为《论语·雍也》"仁者先难而后获"的德行实践，其三乃顾炎武《日知录》"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的经世维度。王夫之《读通鉴论》更将"用"提升至"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历史哲学高度，使日常器用之"用"与文明存续之"用"形成精神共振。

今人言"有用"，当效青铜器铭文之不朽追求：器物之用在形，而人之用在神。如《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所示，"用"之真谛在于主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观明清实学诸家，其"经世致用"思想实承《尚书·周官》"功崇惟志，业广惟勤"之绪，将个体生命之"用"融入文明延续的长河。

"用"字八千年演变史，恰似一部缩微的中国精神史：从殷商贞人占卜的"兹不用"，到孔子"用之则行"的处世智慧，再到王艮"百姓日用即道"的哲学宣言，最终完成从具体到抽象、从物质到精神的超越。此中真意，正在《周易·系辞》"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的终极关怀——真正的"有用之人"，当如青铜器般既具实用之质，更怀传世之德。

《释"用"：从器用之常到经世之道的文化嬗变》

"用"字之形义演变，诚如帖中所言，实为华夏先民生活智慧与精神追求的生动注脚。甲骨文"用"作桶形之象，其横竖交错之结构，不仅勾勒出日用器皿的朴素形态，更暗含"器物-功能"的原始思维模式。《周易·系辞》"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的记载，恰可印证此字初文所承载的实用主义精神。

考诸青铜铭文"永宝用"之辞，其文化意蕴远超器物层面。多友鼎所载"用乍宝尊彝"的叙事结构，实为"器以藏礼"的典型体现。《礼记·祭统》言"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可见青铜器之"用"已由实用功能升华为精神传承的媒介。这种"功勋-器物-铭文"三位一体的文化建构，使"用"字成为连接物质文明与礼乐文明的关键节点。

至若经世致用思想，其渊源可追溯至先秦。《尚书·洪范》"八政"首列食货，孔子倡"六艺"皆具实用价值，墨子更直言"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明清学者标举"经世致用"，实为对"用"字内涵的哲学深化。顾炎武《日知录》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将"用"的范畴从个人德业扩展至天下担当，此乃"用"字精神之最高体现。

今人论"有用"，当具三重境界：其一如甲骨卜辞"可施行"的实践智慧，其二似青铜铭文"永宝用"的文化传承，其三若经世学者"天下兴亡"的济世情怀。由器用而功德，由功德而道义，"用"字演进的轨迹，正是中华文明从物质创造到精神建构的缩影。故《说文》"可施行也"之解，虽为引申义，却道出了"用"字最根本的文化特质——在知行合一的实践中实现生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