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讀·羅布泊與樓蘭研究的世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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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蘭古城細節圖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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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網站上的羅布泊照片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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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蘭古城照片 資料圖片

至少在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前期，英文文獻中有關中國的詞彙，出現頻率最高的就有LOU-LAN與LOP-NOR。一般我們會以為，羅布淖爾（以下都寫為羅布泊）因樓蘭而知名，其實發現樓蘭，是關注羅布泊的結果。直到今天，當見到樓蘭古城標誌性的建築遺址三間房和佛塔時，每個人固然會生出關於絲路樓蘭的種種感慨，但很快也會陷入對萬千年間羅布泊環境演變的濃厚興趣。如果說任何一個科學家到了這裡都有變成考古學家、歷史學家的衝動，那麼任何一個考古學家到了這裡也有變成一個地質學家的渴望，而要把羅布泊未解的故事講清楚，需要仰仗兩者的共同努力。

樓蘭、羅布泊研究從世界回歸中國

1876年冬，一個叫普爾熱瓦爾斯基的俄國人來到新疆，對羅布泊進行探路勘查和測圖，他在清朝實測地圖標明的羅布泊位置緯度以南約１度的地方，發現了一個面積廣大的淡水湖，因此認為清朝的地圖是錯誤的，這個偏南的淡水湖才是羅布泊。他繪製完成了1/443萬的羅布泊地圖，但一經發表，便引起了許多人的質疑。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當時也正關注着羅布泊，他認為，普氏去的湖盆只是羅布泊附近的喀拉庫順湖，並不是真正的羅布泊。隨後他提出了自己的『湖泊游移論』，認為在羅布泊荒原的兩個湖盆中，湖水定期交互移動，並因此主宰了荒原的環境變遷。

正是在穿越羅布泊時，斯文·赫定與中國古代文獻中的樓蘭不期而遇。1900年3月下旬，他的探險隊在傍晚宿營時發現僅有的一把用於挖井的鐵杴可能遺失在白天經過的遺址。羅布人、嚮導艾爾迪克動身北返去尋找鐵杴。結果他第二天黃昏才帶着鐵杴趕上了南行的隊伍，並帶回來一塊精美的木雕。斯文·赫定驚異地發現，這並不是一塊普通的木雕，而是有着希臘風格的、充滿異域風情的藝術品。原來艾爾迪克遇到狂風迷了路，闖進了一座有長長城牆和高高佛塔的古城，木雕就是在古城裡拾到的。瑞典探險家敏銳地意識到，這處古城遺址非常重要。但是，由於探險隊的水只夠用兩天，他不得不按原計劃行走，忍痛放棄了前往古城的願望。

但1901年，經過一年的精心準備和耐心等待，斯文·赫定的探險隊在艾爾迪克的帶領下，再次進入羅布泊，穿越和湖泊一般平坦的沙漠，精準地找到了古城。這裡所有的房子都是木頭造的，牆垣是柳條編的。在柳條上塗着泥土。曾經的河道清晰可見，兩岸分布着寺廟群和氣勢恢宏的古城，由四堵厚實的牆壁分割成的著名的『三間房』與佛塔遙相呼應。在隨後的一周時間，他和探險隊在13個地點掠奪性地發掘出大量文物——錢幣、絲織品、糧食、陶器、刻有佉盧文的木板、36張寫有漢字的紙片、120片竹簡和幾支毛筆……斯文·赫定把『這些破碎卻足以照耀歷史的文物』交給德國的漢學家鑑定研究。於是世界知道了這裡有比歐洲早700年的、中國後漢時的、最古老的紙張，從這些1650年前中國人的公文與書信中，我們可以看到維持國家正常運轉所需要的相當嚴密的社會組織，徵兵、郵差、鹽務、督察、巡視、對偷稅人進行懲罰的法律，還有孩子們識字用的習字帖和學習數學的乘法表。當然還發現了漁網上用的鉛和石錘、貝殼做的貨幣、來自異域的串飾、玻璃杯；佛塔處自然有莊嚴而靜美的佛像、殘毀的蓮花座等。專家從文字中發現了樓蘭字樣，遂得出結論，這座古城就是【史記】和【漢書】中記載的樓蘭。『我們瑞典國內北歐的古字石刻沒有一塊像我在樓蘭尋着的脆木板和紙片那樣年代悠久。』斯文·赫定在書中感慨道。

整個世界沸騰了。許多國家的探險隊隨之而來，國際上興起了一門新的學科『樓蘭學』。最讓我們恨之切切的是英籍匈牙利猶太人斯坦因，他曾兩次進入樓蘭，破壞性發掘了所有的遺址，獲取了大量珍貴的文物。為了研究方便，羅布泊區域的古代遺址至今依然沿用着他當初的編號，從『LA』至『LM』。『LA』是指赫定發現的古城遺址，『LK』便是斯坦因首先發現，這是樓蘭的第二大古城，也是學術界所說的海頭古城遺址。『LK古城』附近是羅布泊西南區域遺址群的中心，在其西北約3公里處有『LL古城』，再向西北4.8公里有『LM居住遺址群』。目前我們也將『LK-LM古城遺址群』稱為羅布泊南古城遺址群，簡稱為羅布泊南古城。

日本人大谷光端和橘瑞超1910年前往羅布泊考察樓蘭古城遺址，意外地發現了前涼西域長史李柏寫給焉耆王的書信木筒，即著名的『李柏文書』，這是文書所見的第一位在歷史文獻中有明確記載的人物，證明東晉時期樓蘭在西域依然居於重要地位……

『羅布泊、樓蘭在中國，而研究在國外』，這是當時國貧民弱的中國所遭受的劫難。中國科學家直到1927年，才加入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開始了對羅布泊地區的考察研究，其中黃文弼先生發現了土垠遺址，撰寫了【羅布淖爾考古記】，陳宗器則利用與外國人的合作完成了對羅布泊更為精確的測量。

樓蘭、羅布泊研究的世界意義

這次聯合科考的重要收穫之一是德國人貝格曼1934年在一條無名小河旁邊的小沙山上發現了密密麻麻聳立着立木的『小河』墓葬群，以及他認為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女性木乃伊『微笑公主』。1939年，他在斯德哥爾摩出版【新疆考古研究】一書，對小河流域考古調查及發掘進行了詳細的介紹，並任性地將之命名為『小河文化』，這個與樓蘭文明截然不同的文化面貌對探索西域以及中亞古代文明的關係有着更為重要的價值，因而使羅布泊區域再度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

我們現在知道，這個墓葬群位於羅布泊地區孔雀河下遊河谷南約60公里，東距樓蘭古城遺址175公里。但是在貝格曼之後，小河墓地就在沙海中神秘地消失了，直到2000年12月才再次出現在新疆考古學家王炳華等人的面前。2002年年底，新疆考古人員對小河墓地進行了試掘，2003年10月，經國家文物局批准進行了正式發掘。收穫是令人震驚的。考古人員共發掘了163個墓葬，帶回了30多具棺木及乾屍。最震撼的是在墓地的最深處，4具被厚厚泥土包裹的『泥棺材』中，4位身披毛織斗篷，戴着金耳環、毛線繩項鍊的女性墓主人，『安睡在像船一樣的棺木中』，與當年貝格曼念念不忘的『微笑公主』一樣美艷。這毫無懸念地成為當年的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王炳華認為，小河墓地與考古人員1979年在孔雀河北岸發掘的古墓溝墓葬、1980年在羅布泊北發掘的鐵板河墓葬有很多共性。它們的碳14測年都在距今3800年左右，代表了羅布泊地區青銅時代的文化面貌。而吉林大學考古系的考古學家對這裡的人骨進行鑑定後發現，父系普遍是西方譜系，而母系是混合的。他們推測這種東西方混合模式並非源自戰爭，而是一種通婚，或者我們可以推測，在距今4000年至3500年前，東西方的人群和文化在羅布泊地區已經產生了交融。

小河墓地與樓蘭古城並不遠，但兩者之間相差了至少千年。這其中的斷裂該如何解釋？

從當地文物局設在樓蘭的工作站開往樓蘭古城，短短的30公里路程走了兩個半小時。兩側的雅丹台地有數米高，車輛只能在原本沒有路、現在已經軋出一條一車之寬的逼仄礫岩之路中穿行。雅丹台地底部有清晰可見的青綠色的湖相沉積。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研究員夏訓誠等科研人員，通過對厚達10米的湖相地層的分析，認為最起碼在四千年前，羅布泊周邊地區就已經整體沙漠化了。在如此沙漠化的土地上能形成小河這樣的綠洲文明，說明當年的羅布泊真是集萬千寵愛於一身。從天山西段、帕米爾高原、喀喇崑崙山、崑崙山西段匯流而出的喀爾喀什河、葉爾羌河、阿克蘇河、于闐河（和田河），匯聚成塔里木河，沿盆地北部橫流向東，在最後的階段又加入了孔雀河，最終成就了羅布泊這個終端湖。而在距今3400—2200年間，羅布泊地區可能發生過一次重要的乾涸事件，當時東西湖全部乾涸，這或許是形成小河墓地與樓蘭古城之間人類活動遺存缺失的原因。

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啟動的『羅布泊地區自然與文化遺產綜合科學考察』已經連續四年在羅布泊進行綜合調查，河流、湖泊以及水與文明的關係一直是各項研究關注的焦點。畢竟目前我們對於羅布泊、樓蘭的研究還遠遠不夠。即使放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羅布泊翻天覆地的環境變化也是極有代表性的，而以它為依託的文明興衰也極具研究價值。羅布泊獨特的自然環境風貌，巨厚的陸相沉積記錄，豐富的歷史文化遺蹟，無疑是研究乾旱核心區人與自然環境關係的最佳實驗室，相信它的點滴研究成果都會為人類未來應對極端環境提供有益的借鑑。

羅布泊與樓蘭研究的世界意義：一個跨學科視野的考察

羅布泊與樓蘭研究，實乃中西學術交流史上極具典範意義的課題。自十九世紀末以降，這一領域不僅見證了東西方探險家與學者的智慧交鋒，更成為自然環境變遷與人類文明興衰研究的絕佳樣本。

從學術史觀之，羅布泊之爭實為中西地理認知體系的一次深刻對話。普爾熱瓦爾斯基所持"南湖說"與斯文·赫定"湖泊游移論"的分歧，表面上是地理坐標的爭議，實則反映了實證測繪與傳統輿圖兩種知識體系的碰撞。清代【西域圖志】所載羅布泊位置，乃基於歷代邊疆治理的實踐經驗，而俄國探險家的測量則代表着近代科學測繪技術。這種認知差異恰是絲綢之路知識傳播史上極具研究價值的案例。

樓蘭古城的再發現，則展現了考古學與文獻學的完美結合。斯文·赫定通過【史記】【漢書】等典籍的記載，確認了木雕所在即為古樓蘭國遺址，這種"以文獻證實地，以實物證文獻"的研究方法，開創了西域考古的新範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樓蘭出土的佉盧文、漢簡等文書，不僅印證了【漢書·西域傳】的記載，更揭示了絲綢之路上多元文明交融的生動圖景。

從環境史角度審視，羅布泊的變遷研究具有全球意義。湖泊游移現象背後，是青藏高原隆起與塔里木盆地沉降這一宏觀地質運動的微觀呈現。樓蘭文明的興衰，則為研究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互動關係提供了經典案例。漢代屯田遺址的發現，證實了人為因素在綠洲退化中的重要作用，這與當代全球面臨的生態問題形成跨越時空的呼應。

當今學界對羅布泊-樓蘭系統的研究，已發展為集地質學、考古學、歷史學、氣候學於一體的綜合學科。彭加木等中國科學家的貢獻，使這一領域實現了從"西方發現"到"東方闡釋"的轉變。這種轉變不僅體現了學術話語權的回歸，更彰顯了中國學者在全球環境變遷研究中的獨特視角。

羅布泊與樓蘭研究的世界意義，正在於它超越了地理發現的層面，成為人類理解文明與自然關係的鑰匙。這項研究啟示我們：真正的學術突破，往往產生於不同學科、不同文明的交匯處。在全球化時代，這種跨學科、跨文化的視角，對於應對人類共同面臨的生態與文明挑戰，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羅布泊與樓蘭研究的世界意義：一個跨學科的文化地理樣本

羅布泊與樓蘭研究之所以具有世界性意義，不僅在於其作為絲綢之路要衝的歷史地位，更在於它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跨學科研究場域，使地理變遷與文明興衰的互動關係得以具象化呈現。這一區域的研究史，本身就是一部東西方學術思想碰撞與融合的縮影。

從普爾熱瓦爾斯基與斯文·赫定的"羅布泊位置之爭"到"湖泊游移論"的提出，西方探險家的爭論本質上是對地理認知範式的一次重構。值得注意的是，清代【西域圖志】對羅布泊的記載雖與實測存在緯度差異，但其中蘊含的"游移之水"概念，與赫定後來提出的理論形成了跨越時空的對話。這種認知差異恰恰揭示了傳統地理觀與現代科學測量之間的張力，為環境變遷研究提供了方法論啟示。

樓蘭古城的發現過程更具象徵意義。1900年艾爾迪克偶然拾獲的希臘風格木雕，不僅證實了斯坦因後來所稱的"東西方文明交匯的十字路口"，更暗示了考古發現往往源於多重偶然性的疊加。三間房遺址與佛塔的建築形制，既保留着印度犍陀羅藝術的影響，又融合了中原建築的營造法式，這種文化層累現象為研究絲綢之路物質文化交流提供了典型樣本。

從學術史角度看，羅布泊研究經歷了三個階段：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西方探險主導期，20世紀中後期的中外合作考察期，以及21世紀以來的中國學者主導期。這種研究重心的轉移，反映了中國學術界對西域研究話語權的重構過程。特別是近年來中國學者對羅布泊"大耳朵"地貌的成因研究、對樓蘭文書的多語種釋讀，都展現出本土學術傳統的創新性轉化。

羅布泊地區的環境演變與樓蘭文明衰落的關聯性研究，更具有普世警示意義。通過年輪氣候學、沉積物分析等科技手段，學者們發現公元4世紀該地區出現了持續乾旱期，這與樓蘭廢棄時間高度吻合。這種自然與人文要素的耦合分析，為全球乾旱區文明興衰研究建立了可資比較的模型。

當代羅布泊研究已超越單純的地理或歷史範疇，形成包含地質學、氣候學、考古學、文獻學等多學科交叉的研究體系。它既驗證了法國年鑑學派"長時段"理論的解釋力，也為"環境決定論"與"文化適應論"的學術辯論提供了實證案例。在這個意義上，羅布泊-樓蘭研究已成為檢驗各種人文地理學理論的天然實驗室。

當前研究仍需突破若干瓶頸：一是多語種文獻的整合研究不足，特別是佉盧文、粟特文等非漢文資料的解讀；二是跨學科方法論尚未形成有效對話機制；三是全球視野下的比較研究有待加強。未來研究若能立足中國學術傳統，吸收國際先進方法，或可構建起更具解釋力的西域文明演進模型，這對理解整個歐亞大陸的文化傳播機制具有範式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