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陶寺遺址的『毀墓』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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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陶寺遺址的“毀墓”現象

（來源：中國考古網　作者：高江濤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於：【三代考古】（七））

禮制崩壞與權力重構：陶寺遺址"毀墓"現象的深層解讀

陶寺遺址作爲中原地區早期國家形成的關鍵見證，其墓葬區發現的"毀墓"現象絕非簡單的暴力破壞，而是蘊含著複雜的禮制變革與社會轉型信息。從考古地層學與類型學角度觀察，這些被擾動墓葬呈現出明顯的選擇性特徵——多集中於高等級大墓，且破壞行爲具有系統性，非後世盜掘所致。這種特殊現象實爲早期中國"毀廟遷主"禮制實踐的考古學呈現，反映了權力更迭過程中對前朝象徵系統的儀式性抹除。

從商周文獻記載的"犁庭掃穴"傳統來看，毀墓行爲本質上是新興政治集團對舊有權力符號的祛魅過程。陶寺晚期墓葬中常見棺槨被刻意拆解、隨葬玉器集中損毀等現象，恰與【禮記·明堂位】所載"殷人吊於壙，周人吊於家"的禮制變革相呼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被毀墓葬的填土中往往混有建築殘件，暗示著當時可能存在"毀墓"與"拆廟"並行的儀式程序，這種空間權力的雙重否定，正是早期國家政權合法性建構的特殊方式。

比較人類學視野下，這種儀式性毀墓廣泛見於美索不達米亞、古埃及等早期文明，但陶寺案例的獨特價值在於其展現了中國特色的"禮器政治"。被重點破壞的玉琮、特磬等禮器，實爲通天權力的物質載體，其毀損程度與墓葬等級呈正相關，這種精確的象徵性打擊，表明當時已形成相當成熟的權力符號體系。從陶寺中期到晚期，毀墓方式由整體搗毀轉向局部破壞（如刻意擊碎玉器首部），這種變化可能反映了權力交接模式從暴力革命到儀式性替代的演進。

該現象對理解夏商周三代更替具有原型意義。【尚書·多士】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陶寺毀墓揭示的正是這種"典冊"制度形成前的權力過渡形態。考古所見分層級的毀墓程度（徹底毀壞/部分保留），可能對應著不同政治集團與舊權力的親疏關係，這種差異化的處理方式，實爲早期中國"損益"禮制思想的物質表現。陶寺個案提示我們，早期國家的形成不僅是物質文明的累積，更是通過一系列否定性儀式完成的權力神聖化過程。

禮制崩壞與權力重構：陶寺遺址"毀墓"現象的文明史意義

陶寺遺址作爲中原地區早期國家形成階段的關鍵遺存，其墓葬區發現的"毀墓"現象絕非簡單的暴力破壞，而是蘊含著深刻的禮制變革與社會轉型信息。從考古材料觀之，這些被毀墓葬具有明顯的選擇性特徵——多集中於高等級大墓，且破壞行爲呈現出系統性：墓主屍骨被移位、隨葬玉器遭刻意損毀、棺槨結構被搗毀。這種"儀式性破壞"與後世文獻所載"犁庭掃穴"的懲罰性毀墓存在本質差異，當視爲特定歷史語境下的文化實踐。

細察毀墓行爲的時空特徵，可發現其與陶寺文化中晚期社會結構劇變密切相關。考古地層學顯示，毀墓事件集中發生於陶寺文化晚期前段，恰與該聚落由"宮城-王族墓地-祭祀區"向"多中心分散布局"轉變的節點吻合。被毀墓葬的隨葬品組合分析表明，這些墓主生前應是掌握神權與軍權的統治階層，其玉琮、玉鉞等禮器多遭"折斷"而非掠取，暗示著對原有權力符號的系統性否定。這種針對性的毀墓行爲，實爲新興集團對舊有權力體系的符號化解構。

從禮制演變維度考察，陶寺毀墓現象折射出早期國家形成階段的權威建構模式。比較人類學研究表明，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社會轉型期普遍存在"否定性儀式"，如良渚文化晚期玉器埋藏坑、石家河文化瓮棺葬中的玉器毀棄等。陶寺的特殊性在於，其將這種儀式行爲直接施加於前代統治者的墓葬空間，形成"死亡權力的再死亡"現象。這種極端化的禮制實踐，既反映了社會矛盾的激化程度，也預示著新權力體系需要通過對舊秩序的徹底否定來確立合法性。

結合陶寺遺址的宏觀聚落變遷，毀墓現象當理解爲早期國家"權力重構"的物質表徵。陶寺中期出現的夯土台基、觀象台等大型工程，標誌著集權化程度的提升；而晚期前段的毀墓事件後，聚落布局卻呈現出去中心化趨勢。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實則是權力結構從"神權壟斷"向"多元協商"過渡的物化體現。被毀墓葬中常見"毀而不奪"的玉禮器，暗示新興集團並非單純掠奪資源，而是通過儀式性破壞完成權力符號的轉換。

陶寺毀墓現象的本質，是早期國家形成階段不同權力集團間的"禮制戰爭"。這種針對死亡空間的儀式化暴力，既不同於史前常見的部族仇殺，也有別於歷史時期政治報複式的毀墓。它標誌著中國早期文明進程中，社會權力更迭開始採用系統性的符號操演方式，爲理解夏商周三代"革命"觀念提供了物質淵源。從長時段文明演進視角看，陶寺毀墓現象實爲華夏禮制傳統中"革故鼎新"政治哲學的早期實踐，其影響綿延至青銅時代的王朝更替儀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