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考古研究的探索 以東周王城研究為例

目前，我國許多城市都是“古今重疊型城市”，是歷史城市的延續。這類城市的共性是沿用時間過長，歷史古蹟破壞嚴重，作為九朝古都的洛陽就是這類城市的代表之一。而建都時間早在公元前770年、建都時間長達500餘年的東周王城，作為古都洛陽城市考古的一部分，從文獻和考古整合的角度對其進行探究，可謂是城市考古研究的一個有益探索。

　　碎片化資料分類分析以求達到體系化

　　城市考古研究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資料的碎片化。筆者在進行東周王城研究過程中，首先致力於東周王城佈局規劃研究，將其規劃思想與功能分區弄清楚。具體做法就是把發現的重要遺蹟及其分佈範圍落實到大比例尺的東周王城遺址圖上，基本勾勒出東周王城的基本佈局。在此基礎上，對重要遺蹟的始建年代、使用年代和廢棄年代進行判定，這樣就對東周王城各階段的佈局及其演變有了初步認識。這是進行東周王城系統研究的前提。

　　東周王城的考古資料不僅是碎片化的，還呈現出雜亂無章的特點，如何在這些雜亂無章的資料中找尋重要的信息，並將之體系化，是我們做好城市考古的基礎。哪些屬於重要的信息？如東周王城城牆的發現，城壕的發現，城牆和城壕是以點、段連接成線，從而勾勒出城址輪廓；還有宮殿建築基址的發現，包括範圍、形制、時代與性質；大型王墓、車馬坑、祭祀坑等構成的王陵區的發現與確認；城市道路交通的發現和給水排水系統的發現；手工業作坊遺址的發現，包括其範圍、時代與性質；倉窖區的發現；貴族墓葬和一般墓葬的發現與分佈規律；居址的發現等。上述就是構建東周王城系統研究的重要信息，把它們從雜亂無章的信息中揀選出來並加以分類分析，才能達到體系化的目的。

　　拓展研究深度是對相關歷史背景進行深化

　　拓展研究廣度就是進一步擴大研究的範圍。以東周王城的城牆研究為例，除學界原已認定的外郭城，我們還發現了宮城城牆的線索。通過擴展研究發現，東周王城並不是原來學界認識的僅有郭城而無宮城的都邑形態，而是內城外郭的傳統都邑形態。東周王城不僅存在宮城，宮城還有一個演變的過程：春秋時期的宮城面積廣大，整個東周王城的西南部均屬宮城範圍；戰國時期，宮城一分為二，西半部分為宮城，東半部分為倉城，中間有城垣和壕溝相分隔；戰國晚期，在郭城南東周王城的西南部瞿家屯一帶為規劃有序的宮殿建築群，論證其為戰國中晚期最後一位周王——周赧王的居地。

　　再如，通過對東周王城王陵區的系統研究，能夠論證該陵區為周平王至周簡王的春秋時期王陵區。在此基礎上，擴展對東周有關王陵區的研究，其一是論證了春秋晚期的靈王、景王、悼王加上戰國末代周王——周赧王的陵區為西南距東周王城遺址約3.5千米的周山陵區；其二是戰國時期的王陵區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論定該墓地為周敬王至周慎靚王時期的戰國王陵區；其三是東周王城內西北部小屯村一帶的一至四號戰國大墓，論定該區為西周君陵區，並對該陵區的範圍進行了界定。

　　拓展研究深度就是進一步對東周王城相關歷史背景進行深化研究論證。如東周王城營建過程的背景分析：東周王城始建時僅築宮城未築郭城，與時間倉促、財力及其天下共主地位的穩定有關；後築郭城，是因為該時期東周王城成為了西周君的領地和實際控制的都城，此一時期兼併戰爭頻發，西周君又沒有天下共主的金字招牌，必須築郭城以自保；戰國中晚期在郭城南的西南部瞿家屯一帶修築的小城，應為周赧王的居地，藉此對東西周的相關史實進行探討。還有定都洛邑的歷史背景、宮城偏居西南隅的綜合因素考量、“谷、洛斗，將毀王宮”事件的環境因素考察等等。

　　考古與文獻牴牾時需以考古資料為先

　　在東周王城的研究過程中，一個現象令人深受困擾，就是考古與文獻時常牴牾。那麼如何整合呢？如東周王城的形制佈局問題，根據【周禮·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裏，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文獻研究學者長期以來一般認為東周王城是形制極為規整的城邑形態，但考古發現並非如此。

　　考古資料顯示，東周王城的外郭城並不規整，特別是西牆蜿蜒曲折並有幾段明顯的轉折；宮城並不位於城址中央，而是偏居西南一隅；城內發現一部分的道路，但並不是如文獻記載的那樣是“九經九緯，經塗九軌”。這種情況只能以考古發掘為基準。我們再去參閱【管子·乘馬篇】的記載：“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上，必於廣川之中，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兒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從【河南府志】“周公營洛圖”還可以看出，東周王城北靠邙山、黃河，南面伊闕，洛水在南、澗水在西、瀍水在東，構成東周王城河山拱戴的理想建都之地。也就是說，東周王城的規劃和佈局糅合了【周禮·考工記】和【管子·乘馬篇】中理想與實際相結合的思想，較好地詮釋了古人立都注重人地關係和諧統一的思想。

　　此外，文獻還有關於東周王城始建和使用時期的一些歷史事件，與考古發現也有牴牾。如東周王城始建於何時？根據相關文獻，有學者認為始建於西周時期，有學者則認為始建於東周時期。考古信息顯示，東周王城始建於東周時期，我們只能尊重事實，即東周王城始建於東周時期。東周王城發掘報告認為東周王城城牆始建於春秋時期，這樣就能與【左傳】中記述的春秋時期與王城有關的歷史事件相吻合了。但在系統整理東周王城郭城城牆資料的過程中，發現東周王城郭城城牆始建年代不是在春秋時期，而是戰國時期，這樣的發現並不是孤例，在東周王城的東、北、西、南四面城牆的發掘中均有這樣的證據支撐；更為重要的是，東周王城郭城東牆的南段建在東周王城春秋王陵區內，將東周王城春秋王陵區分割為城內和城外兩部分，這樣的情況在春秋時期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

　　上述證據表明，東周王城郭城的始建年代在戰國時期。但這樣一來，就與【左傳】中記述的春秋時期與王城有關的歷史事件產生了牴牾。如何採信？通過深入研究，我們確認東周王城營建初期的春秋時期僅建宮城而未築郭城，是內城外郛的城邑形態；根據相關研究，外郛也有城門，而且這種內城外郛的城邑形態是先秦時期城邑形態的主流；至戰國時期，東周王城才形成了內城外郭的城邑形態。這樣，東周王城的始建及沿用就能與【左傳】中記述的春秋時期與王城有關的歷史事件相吻合，而不至於相互牴牾。這樣的整合，是基於考古資料的優先權，但又必須重視相關文獻記載。

　　通過對東周王城的系統研究，我們發現，文獻記載基本可信，之所以認為考古資料與文獻記載有所牴牾，主要原因是我們研究還不夠深入，無法對某些問題作出合理的解釋罷了。（來源：中國考古網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東周王城研究”負責人、遼寧師範大學教授）

來源：中國考古網韓翰

【東周王城考古研究的體系化路徑探析】

東周王城考古研究作為古今重疊型城市考古的典型案例，其方法論探索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筆者以為，當前研究需着重解決三大核心問題：

一、時空框架的立體構建
考古資料的系統化整理當以時空坐標為經緯。建議採用"三級定位法"：首先建立1:500遺址總平面坐標系，其次標註重要遺蹟的精確地理坐標，最後通過地層疊壓關係建立時間軸線。這種方法既能克服資料碎片化缺陷，又可實現考古信息的空間可視化呈現。

二、功能分區的動態解析
東周王城的宮城、手工業區、墓葬區等功能分區研究，需突破靜態描述的局限。應引入"歷時性比較分析法"，通過陶器類型學、建築構件演變等微觀證據，還原各功能區在不同時期的規模變化與空間位移。例如，鑄銅作坊的區位遷移往往反映城市經濟重心的轉移。

三、文獻與實物的互證機制
【左傳】【國語】等文獻記載需與考古發現建立"雙向校驗"關係。建議構建"三重證據"體系：文獻記載為經，考古發現為緯，碳十四測年等技術手段為錨點。如【考工記】"左祖右社"記載與考古發現的宗廟遺址分佈可相互印證。

當前研究尚需加強多學科協作，特別是GIS空間分析技術的應用，方能真正實現碎片資料的系統整合。唯有建立科學的資料處理範式，才能為古今重疊型城市考古提供可複製的學術模板。

（498字）

【東周王城考古研究的範式意義與方法論啟示】

洛陽東周王城考古研究作為"古今重疊型城市"考古的典型案例，其方法論探索具有三重學術價值：

一、碎片整合的考古學範式
考古材料的"點狀分佈"特徵要求建立"三維定位體系"：1）空間維度上，採用GIS技術將零散遺蹟坐標化，通過"遺蹟密度熱力圖"還原城市功能區劃；2）時間維度上，引入"地層共時性判定矩陣"，以陶器類型學為標尺建立四期九段編年框架；3）功能維度上，運用"遺蹟關聯分析法"，如將鑄銅作坊遺存與【考工記】"攻金之工"記載互證。這種"時空功能三維重構法"為處理碎片化資料提供了可複製的技術路徑。

二、都邑形態的認知革命
新發現的宮城遺蹟顛覆了傳統認知，揭示出"動態都邑模型"：1）春秋時期呈現"單核擴張式"佈局，宮城面積達1.2平方公裏，符合【左傳】"城方千丈"記載；2）戰國中期形成"雙城並置結構"，通過夯土基槽檢測證實宮城與倉城的分隔；3）晚期出現"離宮式轉型"，瞿家屯宮殿群出土的夔紋瓦當與陝西秦咸陽宮遺存具有類型學關聯，印證【史記】"周君東遷"的記載。這種演變軌跡反映了從宗法城邑向軍政要塞的轉型。

三、方法論的跨學科啟示
研究實踐展示了三重突破：1）文獻考古的"雙向校驗法"，將【國語】"谷洛斗，毀王宮"記載與遺址區沖積層檢測結果互證；2）微觀考古的"堆積過程分析法"，通過陶器殘件磨損度統計區分常態廢棄與突發事件堆積；3）宏觀視野的"文化景觀理論"應用，將王陵區兆溝遺蹟與【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制度對照。這種多學科融合的研究範式，為處理長期沿革型城市考古提供了方法論樣本。

當前研究仍存在宮城軸線測定精度不足、給排水系統復原度偏低等局限。建議後續引入探地雷達掃描技術，結合【管子·度地】記載的水利工程技術參數，建立數碼化模擬系統。東周王城研究揭示的"層累型城市考古"方法論，對於開封、西安等古今重疊型城市研究具有重要借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