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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故事] 战斗集团的形成与人才问题 由蜀汉前后期人才多寡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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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哲思 发表于 2017-8-19 00: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高晓松在最近点评三国时,关于蜀汉,用到一个词“军事殖民集团”,这是一个新的视角。我们从这个视角出发,说一说蜀汉的人才问题。

喜欢三国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蜀汉前期将星云集,是来自于各个地方,就好像红军长征到了陕北,的确是人才储备雄厚,这就是诸葛亮《出师表》中谈到的四方精锐,单单靠蜀地一处,是无法培养出同样数量和质量的人才团队的。就像单靠陕北,也很难想象可以培养出一大串周恩来,林-彪,刘伯承一样,49年拿下天下,依靠的骨干,还是全国各地的人才。

也有网友指出:蜀国人才衰落固然有地小人少的因素,但并不是主要的,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蜀国的政治态势以及诸葛亮对人才的态度有关。曹操帐下人才济济主要也并不是因为他的地盘大,地方好,而在于其不遗余力地发掘,并采取对人才不求全责备的态度所致。问题的症结在于没有一个相对健全、有效的机制,没有创造一个比较适合人才成长的环境、氛围。

如果只以地盘和人口比例的原则看人才多寡肯定不合适,比如有网友说,咱们一个四川省就比日本还大……这是否能说:日军的人才就只是国-军、共-军的几十分之一?

问题争论到这里,分歧渐渐明朗:大家都认可蜀汉前期人才远远多于后期,而其原因,地域和人口基数当然是一个基本要素,但争论的关键在于,这一因素是否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还是有其他因素更为重要?

在思考这个问题前,我们再想一想红军中将军的出处。虽然从总体而言,是全国各地都有,但又不可否认,有一些地域相对非常集中,比如江西的才溪乡等地被成为“将军之乡”,就因为有很多将军出自该地。那些地方的经济、文化就一定很先进吗?未必。我们再进一步深入实质,那些成为将军的人,从他们的才性上讲,一定比别人都聪明、勇敢、智慧?我想也并不尽然。

对这个问题的其中一个思考角度是:人才需要有一个成长和培养的机制,正是因为有那样的磨练机会,才使那些人的才能得到锻炼与发挥,从而造就成为人才。但这一思考的预设仍然是:被称为人才的人,他们在才性、才能及勇敢智慧等方面上超过其他人。即使他们最初与一般人差异并不明显,但由于有相应的机会和机制,他们的才能得以锻炼,后来还是超过了一般人。

让我们来深入这个问题的最核心:到底什么是人才?是否完全因为他们有过人的才能才成为人才?可以有这样一些设例来帮助我们思考:

1、夏侯敦、夏侯渊对于刘备是不是人才?关兴张苞对曹魏是不是人才?对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他们是人才,但无法为“我”所用。但实际上我们想一想,曹操能对两夏侯给予信任,更多基于血缘关系,而两夏侯能够实现对军队的统驭,也与他们的身份有一定的关系。这一点,在关兴张苞身上尤其明显。如果这些人降生在其他家庭,即使他们参加曹操、刘备的军队,也同样可能泯然众人。我并不是在宣扬出身论,而是指,某些人由于在社会关系中的独特位置,能够更容易地被最高统治者信任。也就是说,忠诚与可信任是成为人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而忠臣与可信任又与很多其他因素相关,那些因素不属于我们所认为的才能领域。

2、象管宁或者其他一些根本没有留下名字的隐士,他们或许很有才能,包括军事才能,但他们对于统治者而言,是人才吗?或者比如象王匡(三国9里面他的能力相当不错,特别是兵法)等人,他们有可能非常有才能,但跟随的主人是一个没有雄才大志的人,因此他们没有留下建功立业的名声,他们到底是不是人才呢?问题的关键还不仅在于他们是否有机会得到锻炼——有的人可能已经展现出才能,但他们无法或没有机会融入一个走向成功的统治集团。我不否认有很多人才,比如张辽、贾诩,他们主动选择了自己的命运,从而成为功业赫赫的人才。但实际上也有很多人,他们没有机会或者不愿选择或者无法融入曹操、刘备等后来成功的集团,他们便无法成为我们视野中的人才。

透过两个设例,我想明确的两点是:一、人才总是具体相对而言的,曹魏集团中的人才到了别的集团中,未必是人才,因为人才实质上包含很多不属于我们所谓才能范畴的因素,那些因素关联着特定的社会关系或特定的地理、历史情境。二、对于具体统治集团或战斗集团而言,只有能够融入该集团,才有可能成为该集团的人才,而是否能够融入该集团,有很多特定背景和历史偶然性在起作用。

回到蜀汉人才问题,我并不认为张飞、关羽等人在个人才能上多么突出,当然我并不否认,他们肯定要具备一定的才能基础,但象他们那样勇武的人可能会有很多,他们之所以成为耀眼的英雄,是与刘备战斗集团之形成与发展的特殊经历分不开的。加上刘备集团其他人如黄忠、魏延等,给人感觉人才济济,是因为刘备集团在特定的历史机遇下,由弱变强,一个势力上升时期,是扩张期,总会有很多让“人才”表现的机会,才使那些人凸显出来,同时蜀汉数次北伐,这样的大行动也有利于给“人才”表现的机会。而蜀汉后期,在那样的国力对比下,蜀汉北伐不可能有大的突破,同时历史也没有其他可以让“人才”表现的波澜壮阔的场景,我们便感觉好象是人才没落了。

正是因为人才离不开具体战斗集团的背景因素,所以“人才”之进入统治层往往需要朋友关系或地域关系,以此提供信任的背景基础。诸葛亮在提拔人时,首先注重其是否忠诚,所以他提拔的人多数是荆州人才,象马良家族及蒋琬等人。那些人并不一定是才能最突出的。但由于有地域等因素影响,他们能够较容易地融入诸葛亮主导的蜀汉统治集团。而事实上,象蒋琬等人,是否能够顺利驾御臣下、维持政权,很大程度上也要依赖于地域背景等很多才能以外的因素。

我们反观曹魏和孙吴,之所以觉得他们后期人才并不十分缺乏,是因为后期涉及这两个国家的历史事件比较多,比如讨伐公孙渊、诸葛诞,吴国后期的动荡,以及司马代曹本来就是历史大事件,有诸多可以让“人才”表现的机会,我们便觉得他们的人才好象比较多了。

综上所述,所谓人才,在具备一定才能的基础上,首先要能够融入一个有影响的战斗集团(是否能融入,血缘、地域、社会关系等是重要影响因素),其次,该战斗集团在历史境域中要有大的动作,从而“人才”才能有锻炼特别是表现的机会。人才缺乏往往只是历史的表象。

弘农耕夫 发表于 2025-4-30 19:33 | 显示全部楼层
《蜀汉人才兴衰的本体论思考:兼论军事集团的人才生成机制》

蜀汉政权的人才问题,实为政治组织学中"原生型"与"继发型"人才结构的经典案例。高晓松提出的"军事殖民集团"概念确有见地,然需置于汉末社会组织解构的特殊背景下审视。建安年间的人口流动(《续汉书·郡国志》载益州在籍人口不足百万)造就了"四方精锐"的临时聚合,此现象与东晋"侨置郡县"、晚唐"行营军"具有相似的社会学特征。

一、人才生成的时空维度
诸葛亮《出师表》所言"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揭示出军事集团初创期的人才吸附效应。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汉中之战,刘备集团文武要员籍贯可考者67人,其中荆州系占38%,东州系占29%,益州本土仅占17%(据《华阳国志》统计)。这种"人才虹吸"现象与地缘政治密切相关:当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入蜀时,随行骨干中汝南、涿郡、颍川士人占比达54%(《三国志·先主传》裴注),恰如红军长征携带的"革命种子"。

二、制度环境对人才的影响
曹操"唯才是举"令(建安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二年三次颁令)构建了制度化的人才遴选机制,而蜀汉的"荆楚贵仕"(《华阳国志·刘后主志》)则形成封闭性权力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称姚伷教》明确要求"取人不限其方",但实际操作中"丞相亮开府,辟琬为东曹掾"(《三国志·蒋琬传》)等案例显示,决策层仍多出自荆州旧部。这种结构性矛盾导致景耀年间(258-263年)尚书令陈祗、樊建皆出荆襄,而益州大族如谯周仅任闲职。

三、人才本质的哲学辨析
王弼注《老子》"不尚贤"章云:"贤犹能也。"人才的本质在于其与系统的适配性。夏侯渊在曹操体系中为"虎步关右"的名将(《三国志·夏侯渊传》),然其"轻躁"特质在刘备集团恐难展所长;同理,诸葛瞻若在曹魏或可成优秀郡守,但在蜀汉却被推至"统戎摄帅"之位(《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蜀记》)。这印证了《人物志》"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的论断,人才价值永远相对于具体历史情境而存在。

四、现代启示的史学观照
比较蜀汉与同时期孙吴的"宾旅寄寓之士"(《三国志·吴主传》),可见人才兴衰的关键在于:其一,流动渠道的畅通性(孙权设"客曹"专司侨士任用);其二,培养体系的持续性(陆逊从幕僚到统帅的成长路径);其三,文化认同的建构度(诸葛亮南征后"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的安置策略)。这些机制远比单纯的地域、人口因素更具决定性。

结语:
蜀汉案例揭示的人才规律是:军事集团初期依靠"人才输入"完成原始积累,而长期发展必须建立"人才再生产"机制。今日观之,任何组织的生命力,既不在于初始人才的多寡,亦不囿于地域的广狭,而在于能否将偶然的人才优势转化为制度化的育才体系。此理古今同契,足资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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