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日本的《春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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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批注十三经图 资料图片

德川时期的日本文化繁盛，成就斐然，其显著标志便是中国儒学在扶桑的广泛传播，深入影响。德川时期，随着对儒家经典研探的不断深入，日本涌现出很多儒学名家、儒学流派，产生了一大批学术价值颇高的研究著作，为推动日本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春秋》学的发展及其对德川幕政、思想观念、思维方法，乃至近代日本历史的影响，即具有代表性意义。

德川《春秋》学的发展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德川初期（1603—1691）。此期的研究以幕府官学为主，作为德川朱子学派领军人物的幕府大学头林罗山，不仅在收集、校勘、刊刻、传播《春秋》经学文献方面用功甚巨，而且直接开启了德川日本《春秋》经学的考证考据之风，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林罗山的子孙及后学，著作纷披，成就蔚然，使朱子学派在此期的《春秋》经学研究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德川初期《春秋》学的传播和发展，对幕府统治的维护和巩固裨益良多。这突出地表现在幕府对大名的分封中。幕府依据大名与德川家族关系之亲疏，将大名分成不同种类，其中亲藩与德川氏关系最近，亲藩中的纪伊、水户、尾张三地的藩主组成“御三家”，统辖着关东地区和其他军事要地，实为幕府之藩屏。这种为政之法显然是对《春秋》经传的资鉴。《左传》（昭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左传》（僖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亲藩之下依次设有谱代大名、外藩大名，幕府经常以各种名义剥夺、转封大名的领地，而这，或许亦受到《春秋》经传中诸侯国迁徙封地之启发。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列出二十个曾经迁徙的国家，而陈槃列考春秋诸国，复增益迁徙的国家七十一个。德川幕府正是资鉴于《春秋》经传，权时制宜，妥善措置，从而结束诸国长期混战之局面，为其统治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阶段是德川中期（1692—1779）。此期日本儒学中的古学派占据明显优势，在其推促下，日本儒者对《春秋》经传的攻研开始朝着深细精微的路向发展。儒者们不再满足对《春秋》经传的一般性了解，亦不再株守着中国古人的注疏视若拱璧，而是开始对经传含义展开具体而微的探索、阐释。较之初期，德川中期的《春秋》学研究阵容明显扩大，著作数量明显增多。德川中期《春秋》经学的发展，促成了日本文化意识的觉醒，提升了日本民族的自信心。德川之前，日本自居偏邦遐夷之地位，文化自信力较弱。德川时期，随着《春秋》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日本逐渐提升了文化自信力，这突出地表现在德川儒者对“中国”这一概念的诠解中。原本，中国早期经典如《诗经》中出现的“中国”，多涉政治或地理意义，如《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大雅·桑柔》“哀恫中国，具赘卒荒”等。但是到了《春秋》三传中，“中国”一词获取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往往在夷夏之辨的文化语境中被提出，如《穀梁传·成公九年》“莒虽夷狄，犹中国也”，《公羊传·宣公十五年》“离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国”，《左传·庄公三十一年》“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中国”与夷狄彼此对立，语意互敌。德川儒者从文化的立场重新定义了“中国”一词的含义。如上月专斋说：“华言者以汉土为‘中华’、‘中国’，不识《春秋》名分，俗儒之纰缪也。夫天地广大寥廓而无际限，是以天地之中，无一定之中，则所居之民人，各中其国、华其国，是天地自然，非人为矣。”浅见䌹斋（1652—1711）言：“吾国知《春秋》之道，则吾国即主也。”“孔子若亦生日本，必从日本立场立《春秋》之旨，是所谓善学《春秋》者也。今读《春秋》而曰日本为夷狄，非《春秋》害儒者，系不能善读《春秋》者害《春秋》也。”毋宁说，正是《春秋》经传促使日本摆脱了以遐夷偏邦自处的文化自卑，从而促进了日本文化意识的觉醒，提升了日本的民族自信心。

第三阶段是德川晚期（1780—1852）。此期的《春秋》学走向全面繁荣。在清代考据学的持续影响下，此期的日本《春秋》学研究，既打破了林氏官学的统治地位，也打破了古学派的一统江山，诸派并作，蔚成大观。德川晚期《春秋》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启蒙了日本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顺利实现脱亚入欧奠定了思维基础。儒家经典中，需要运用天文历算等科学方法进行探研的首推《春秋》经传。德川中晚期的《春秋》经学研究，巨细靡遗，众彩纷呈，对《春秋》经传中所涉及的天文历法问题之探究，促进了日本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形成。关于天文历法的记录，散见于《春秋》经传之中，虽经杜预以迄清代众多中国学者之钻研，但仍有开拓之余地。对此，中井履轩、帆足万里，在其《春秋》经传研究著作中均有细致阐述。履轩本“格物致知”之精神，批判鬼神之说，反对教条主义，深细推阐《春秋》经传中的天文历法问题，其研究方法旁涉多门，精微细密，对日本科学思维的建构起到重要作用。帆足脉承履轩，不仅对《春秋》经传中的天文历法问题多事阐发，而且广求天地自然之道，“大块之所以生，星行之成侧圆，地之广狭，海之二潮，磁石之指南，大气二质之用，火之生焰，及人之气息，是其学之至要者”（米良仓《帆足文简先生墓碑铭》）。由皓首穷经之儒到细推物理之科学研究者，此种转变，实受《春秋》经传之发启。

第四阶段是幕府末期（1853—1867）。其时阳明学大行日本。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激发此期的《春秋》经学走上了致用、实践一途。幕末乃至明治初年的《春秋》经学突破对纯学术的攻研，学者们针对日本的现实，通过撰述《春秋》经传研究著作而对时代难题作出回应，因此，这些著作往往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从而具有经世致用的品格。幕末《春秋》经学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日本近代的历史，对“尊王倒幕”、明治维新，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春秋》经学的主要价值取向是“尊王攘夷”。幕末的日本，内部四分五裂，外受列强侵逼，当此之时，依托万世一系的皇室作为统一日本之基础，进而内安外攘，成为延续国脉、摆脱危机的唯一方式。于是“大义名分之声起，虽甚为微弱，然兹有国难，无论如何，必须统一国家。以此之力，同担国难；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此一精神猛然而起，就产生了攘夷党、勤王党。勤王党、攘夷党结为一体，产生了‘尊王攘夷’，终成一民族之大运动”（大隈重信《明治宪政经济史论》）。幕末志士正是在《春秋》经传“尊王攘夷”观念的启发下，赋予“尊王攘夷”以鲜明的现实意义，身体力行，躬自实践，才终于使日本摆脱危机，实现国富民强，这是《春秋》经学影响近代日本历史的一大显征。“尊王攘夷”的观念也深刻地影响着德川幕府内部成员。水户藩德川光国于明历三年（1657）创设史局，将尊王思想灌注于《大日本史》的编纂之中，可以说，“尊王攘夷”正是历经二百五十年编纂修订才最终完成的《大日本史》的主体精神。德川光国倡导大义名分论，力主尊王，此种精神之感召，流风所及，直接影响到幕府末代将军、光国后裔德川庆喜。德川庆喜五岁就学于水户藩弘道馆，在父亲德川齐昭和教授们那里受到严格教育，深受大义名分论及尊王思想濡染。职是之故，在幕末内忧外患的危急形势下，德川庆喜果断做出“大政奉还”之决定，从而使日本避免了被殖民地化的命运，顺利实现明治维新。这亦是《春秋》经学影响近代日本历史进程的典型事例。

总体而言，德川《春秋》经学的发展，对江户时期的文化思想、政治统治皆产生了显著影响。《春秋》经学在德川日本的发展及其所产生的深广影响，充分彰显了中华文化深刻而强韧的感召力、影响力。近代日本之所以能够在危机重重的困境中走出阴霾，迅速实现国强民富，正是内蕴中国文化、外师西洋科技之结果。

（作者：张德恒，系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博士）

德川日本《春秋》学的嬗变与政治文化意涵

德川时期日本《春秋》学的发展，实为东亚儒学传播史上极具深意的文化现象。此一学术脉络不仅反映了日本知识阶层对中国经典的创造性诠释，更展现了儒学思想在异域政治实践中的调适与转化。

德川初期（1603-1691）的《春秋》学研究，以林罗山为代表的朱子学派为主导。林氏校勘刊刻之功，奠定了文本基础；其考据方法，开创了日本《春秋》学研究的新范式。值得注意的是，此期学术与幕府政治形成深刻互动。幕府借鉴《左传》"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理念，构建了以"御三家"为核心的分封体系。这种将经学思想制度化的实践，恰如《春秋》"笔削"之义，通过礼制安排确立政治秩序。考诸幕府对大名领地的处置方式，与《春秋》所载诸侯迁徙案例确有相通之处，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儒学精神。

德川中期（1692-1779）的研究转向精微化，古学派崛起带来方法论革新。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学者突破朱子学框架，主张直接回归先秦经典。这种"复古"倾向，实则是对中国注疏传统的批判性继承。此时出现的《春秋》考辨著作，如《春秋经传通解》等，展现出日本学者独立的学术品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学派对"王道"思想的重新诠释，为后来尊王思想的兴起埋下伏笔。

德川后期（1780-1867）的研究呈现多元化态势。折衷学派兼采众长，考证学派注重实证，显示出学术成熟期的特征。这一时期《春秋》学与国学的交融尤为显著，本居宣长等学者将儒家伦理与神道思想相结合，形成独特的政治论述。《春秋》"尊王攘夷"之义经过本土化诠释，成为明治维新的重要思想资源。水户学派强调"大义名分"，其影响直达近代国家建构。

幕末明治初期（1868-1890），《春秋》学发生现代转型。在西方思潮冲击下，学者尝试以新方法诠释经典，如中村正直将《春秋》微言大义与立宪思想相融合。这种创造性转化，使传统经学在现代政治变革中仍保持思想活力。

德川《春秋》学的发展轨迹，展现了儒学在日本的本土化过程。日本学者既尊重经典权威，又能立足本国实际进行创新诠释。这种"和魂汉才"的学术态度，使得《春秋》学不仅成为知识研究的对象，更参与塑造了日本近世的政治伦理与民族精神。其经验启示我们：经典的生命力，正在于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创造性解读与实践。

德川日本《春秋》学的学术流变及其政治意蕴

德川时期日本《春秋》学的发展，实为东亚儒学传播史上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课题。此一学术现象不仅反映了中国经典在异域文化中的接受与转化，更展现了学术思想与政治实践之间的深刻互动。

德川初期（1603—1691）的《春秋》学研究，以林罗山为代表的朱子学派为主导。林氏在文献校勘与传播方面的贡献，奠定了日本《春秋》学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的学术研究并非纯粹的学术活动，而是与幕府政治紧密相连。幕府借鉴《左传》中"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理念，建立了以"御三家"为核心的分封体系。这种政治设计，既体现了对周代封建制度的模仿，又融入了日本特有的政治智慧。考诸《春秋大事表》所载诸侯迁徙之例，可见德川幕府在领地调整政策上亦有所取法。此时期的《春秋》学研究，实为一种"经世致用"的学术实践。

德川中期（1692—1779）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学术转向。古学派的兴起打破了朱子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学者们开始突破传统注疏的束缚，对《春秋》经传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这种学术风气的转变，反映了日本儒学逐渐走向独立发展的趋势。学者们不再满足于简单接受中国儒学的解释，而是试图通过自己的理解来阐释经典。这种学术自主意识的觉醒，为后来日本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德川后期（1780—1867）的《春秋》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折衷学派的出现，反映了学者们试图调和不同学派观点的努力。而考证学方法的引入，则使研究更加注重实证与考据。这种学术方法的革新，使日本的《春秋》学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的研究开始关注《春秋》中的"尊王"思想，这一学术倾向与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体现了学术思想与现实政治的互动。

幕末时期（1868）的《春秋》学研究，则明显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学者们开始尝试将传统儒学与西方思想相结合，这种学术尝试反映了日本在面对西方冲击时的思想调适。此时期的《春秋》学研究，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学术范畴，成为日本思想界应对时代变革的一种方式。

纵观德川时期日本《春秋》学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几个显著特点：其一，学术研究与政治实践紧密结合；其二，学术方法不断创新；其三，研究视角逐渐多元化；其四，学术自主意识不断增强。这些特点不仅反映了日本儒学的独特发展路径，也展现了东亚文化圈内思想交流的复杂面貌。

德川日本《春秋》学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史的意义，更为我们理解东亚文化圈内思想传播与接受的过程提供了重要案例。这一研究课题，值得学界继续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