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心論 『文明』的怪胎 （上·『中學西被』）

轉者按：諸玄識新著【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複製』中國考論】一書首發式將於2017年9月29日在山西省太原市山西圖書大廈舉行。這是一部不同尋常的書，徹底揭露了西方偽史的真面目。值此奇書即將問世之際，我們先將林鵬先生爲該書所寫的序言轉發於此，感謝大家的關注。

商王武丁時期牛胛骨刻文

略論『中學西被』【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複製』中國考論】序言林鵬

（一）歐洲『近現代文明』源於『中學西被』

『文明』（法語：civilisation）一詞來源於中國。17—18世紀時，以法國爲代表的歐洲部分先進人士對中國文明有了清晰的印象，於是導入了『文明』的概念，掀起反對基督教的『啟蒙運動』。與啟蒙運動『文明』含義——進步、創造、禮樂和高尚——形成對照，對於中世紀的基督教歐洲來說『文明』是個貶義詞；它意味著：人脫離上帝，而自作自受——原罪爆炸，充滿災難，走向毀滅。後來，西方實際上所走的『文明』之路則是『中表西里』，實質上是走進了『上帝的怪圈』——『創世→末日』，暫時把原罪和災難轉嫁給了外部世界——新大陸（西印度）、亞洲（東印度）及非洲。

歐洲在與東方世界的早期接觸中，受到亘久浩大的中國文明的震撼；以致連續兩個世紀，歐洲都把中國作爲其『近代轉型』的文明樣板。

有一種說法：法國人自詡爲歐洲的『文明傳教士』；意思是說，與基督教的傳播形成對照，法國所傳的是『文明教』，而『文明教』的內容則是中國文化。早在16世紀末的法國學者斯卡利傑說：『中國人在正義的制度下過著太平的生活，……這讓基督教統治面對恥辱。』[①]

查爾斯·費希爾說：『在1785年之後，人們每每稱法國爲「歐洲的中國」。』[②]法國路易十四效法中國宮殿生活，建造凡爾賽宮，並開展模仿華夏的『禮儀運動』；其後百餘年間，歐洲各國紛紛跟風，形成了大規模競相營造宮殿的風潮。此前的歐洲，只有城堡，沒有宮殿。

『義大利文藝復興』是19世紀的概念。而在14—16世紀歐洲，並不存在一場所謂的『文藝復興運動』。換句話說，被稱爲『文藝復興』的運動應該正名爲『中學西被』運動，用英國學者孟席斯的話說，叫做『中國點燃義大利文藝復興之火』。美國歷史學家林恩·懷特也說：鑑於中國的科技發明把歐洲人從中世紀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北京啟迪義大利文藝復興可能不亞於歐洲本身。[③]

伏爾泰說500年前歐洲無人識字。『我們可以回憶一下，500年前，不管是在北歐，在德國，還是在俄羅斯，還幾乎沒有一個人會寫字。今天我們的麵包商還使用著的刻記賒售麵包的木籌，就是我們過去的象形文字和帳簿。』[④]

伏爾泰是十八世紀人，他說的500年前大約爲距今700年前，即所謂的義大利『文藝復興』之前，當時的歐洲基本上是文化荒漠。

中國經籍之西傳

明朝時，鄭和曾七次下西洋，到海外去傳播中國文化。據東西方學者最新研究成果，鄭和下西洋的船隊不僅到達了印度洋、阿拉伯半島、非洲東海岸，而且還曾造訪美洲與澳洲，同時還於1434年派遣分隊到達義大利佛羅倫斯。

當時的佛羅倫斯是教皇的駐地，鄭和的副使在那裡與教皇尤金四世進行了會面，並向歐洲傳播了大量的中國文化知識，包括明朝的【星曆表】，元朝的【授時曆】及科技專著【農書】刻印本等大量信息。[⑤]

中國到海外的活動，是一種文化傳播活動，與西方『發現』新大陸的殖民滅絕行徑，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鄭和的副使 洪保

在鄭和下西洋傳播文化的半個多世紀之後，西方開始了所謂『發現』新大陸及開通東印度航道的『探險』之旅。這種從大西洋出發的探險之旅，無論向西還是向東，始終以尋找中國爲目標。當時在歐洲人的地理知識中，將以中國爲中心的亞洲大陸及群島稱爲『印度』，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旅所設定的向西航行目的地是『印度的泉州』、『印度的杭州』、『印度的廣州』及『印度的日本』；泉州、杭州、廣州不用說都是屬於中國的地理區域，而日本顯然也是屬於中國文化影響的區域。

哥倫布登上新大陸之後，以爲自己到了接近『印度的日本』的地方，前方不遠就應該是『印度的杭州』（中國）了，因此將所到達的地方稱爲印第安（印度）。後來人們才知道，哥倫布所到達的地方並非中國（印度），而是一塊新的陸地，因其航路方向由西取道大西洋，因而稱之爲『西印度』。

另一方面，葡萄牙人達·伽馬在探尋『東印度』之旅的目的地也是中國。『東印度』是相對於西班牙之『西印度』（新大陸）而言的，達·伽馬在到達了今天的印度半島南端城市古里時，稱印度半島爲『小阿拉伯半島』，並非『東印度』之旅的目的地。待其奪取馬六甲，蟄居澳門後，總算可以遠眺『東印度』之旅目的地——中國——的腹地了。

早期歐洲稱太平洋爲『中國海』（或譯秦海），稱東印度群島（包括印度尼西亞及菲律賓等）爲『大中國海群島』。在當時歐洲人貧乏的地理概念中，無論『西印度』還是『東印度』，起初都是以對中國的想像爲背景的。

在『東印度』航路開通後不久，西方傳教士即由澳門而進入中國。這些傳教士以耶穌會士們最爲著名，他們在致力於中華歸主（基督教征服中國）事業的同時，也將中國的宋明理學、中國儒學經典等傳回歐洲，引起了基督教觀念支配下的歐洲社會的巨大反響，從而形成了『中學西被』的一個新階段。

學術界有一個詞彙叫做『東學西漸』，我們認爲這個概念不能很好描述這一大規模文化傳播運動的實際情況。『東學』的『東』是一個以西方中心論爲背景的地理概念，偏於『遠東』一隅，是個貶義詞；『西漸』的『漸』所表示的是小規模、長時間的緩慢滲透，不足以描述中國學術在短時間內大規模覆蓋歐洲『文化荒漠』的景象。相比之下，『中學』是一個中國文化的概念，表示中國的學術文化傳統；而『西被』則說明中國文化西傳歐洲時，好像是鋪天蓋地而來，勢不可擋。因此我們覺得使用『中學西被』這個概念比較貼切。

（續）

文明對話中的"中學西被"現象芻議

林鵬先生此序言揭示了中西文明交流史上一個被長期遮蔽的重要面向——"中學西被"現象。這一概念打破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文明傳播範式，爲我們重新審視近代歐洲文明轉型提供了全新視角。

從詞源學考察，"文明"(civilisation)概念確係18世紀歐洲知識界對中國禮樂文明的轉譯與重構。法國啟蒙思想家將中國視爲"文明國度"的典範，這一認知直接催生了歐洲現代性自我建構的參照系。斯卡利傑、伏爾泰等學者的論述表明，當時歐洲知識精英普遍將中國視爲制度文明與社會治理的楷模。

凡爾賽宮的營建可視作物質文化層面的"中學西被"典型案例。路易十四時期的"中國風"(Chinoiserie)不僅是審美趣味的轉變，更是政治象徵體系的重構——從封建城堡到文明宮殿的空間轉型，折射出權力合法性的重新定義。考諸建築史，歐洲宮殿的軸線布局、園林設計確實可見明顯的華夏營造法式影響。

思想史維度上，所謂"文藝復興"的重新詮釋尤具啟發性。孟席斯等學者提出的"中國火種說"，將但丁、彼特拉克等人的古典復興運動置於歐亞文明交流的大背景下考察，揭示出造紙術、印刷術等中國技術發明對歐洲知識解放的基礎性作用。林恩·懷特的論斷更指明，北京對佛羅倫斯的啟迪不亞於希臘羅馬古典傳統。

值得深思的是，這種文明對話最終走向了"中表西里"的異化過程。歐洲在吸收中國文明要素時，將其納入基督教線性史觀的解釋框架，形成了獨特的現代性敘事。這種文明轉譯中的創造性誤讀，既催生了啟蒙運動的進步觀念，也埋下了西方中心論的種子。

當下重審"中學西被"歷史，不僅爲解構西方文明優越論提供史料支撐，更啟示我們：文明互鑒從來都是雙向過程，任何單極文明觀都是對歷史真相的遮蔽。在全球化時代，這種歷史反思有助於建立更加平等的文明對話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