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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欣赏] 子学与古代文论的思辨性研究 断辞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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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胜 发表于 2017-9-21 09: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相对于西方文化重逻辑理性的言说,中国文化更偏重于诗性言说,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文化也有思辨性的一面。中国文化的轴心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中国文化史上思辨之风最为浓厚的时期,百家争鸣,思想激荡,辩士云涌。诸子的思辨成为中国文化的理性基因,也深远地影响着中国古代文论的处世态度和担当精神。诸子的思辨艺术成为后世说理性文字的源头活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古代文论的言说方式和文体风格。

战国时期,周朝失统,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身处其中的有识之士对治国平天下各有构想,也各有说辞。不少人常常游说于诸侯之间,成为一群专门靠思想与口才吃饭的游说之士。他们手无寸铁,没有一兵一卒,更没有权力和地位,但是他们有经天纬地的思想,更有三寸不烂之舌:“谈说之士资在于口。”(《商君书·算地》)凭着自己的思想和口才,却能影响君王的决策,甚至影响时局的走向。有的人佩印封侯,成为一国栋梁;有的人虽不为时人所重,其思想却成为中华文化的根源性基因,持续地影响着后人。

诸子思辨求真求理的精神成为中国文化的理性基因,深远地影响着中国士人特别是古代文论家们的处世态度和担当精神。后世文人之所以较多地继承子学传统,与历代文人的人生定位有关。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子们历来把文学当作经国之大业,有天下大事舍我其谁的自信心和责任感,立德、立功、立言是他们的人生目标。谦谦君子,遇人当礼让三分,原本是不好与人争辩,但人生短暂,世道纷杂,为了建功立业,又不得不辩。特别是在百家争鸣、群雄逐鹿的时代,为了阐明自己的治世方略、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就必然要与其他学派进行论辩。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孔子之道不着”“仁义充塞”,各种歪理邪说满天下,只有抵制各种“邪说”才能挽救世道人心,所以自己要站出来为道义辩解。这是一个大丈夫有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与孟子类似,荀子也认为,凶险的小人大行其道,所以君子必须站出来辩解,以维护仁义:“君子必辩……是以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荀子·非相》)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也就是说,庶人多议,皆因天下无道。诸子本不想辩,但又不得不站出来辩,一方面是世道所逼,另一方面也是有志难申,故借辩以申述其志。这种不得已而辩的精神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提出“发愤著书”说,认为圣贤著书“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自己撰《史记》也是志在“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这跟《春秋》一样,也是一种“议”。刘勰著《文心雕龙》一方面是在为人生而辩,为的是实现自己传承儒家思想的人生理想;另一方面,他也在为文心文理而辩。前代论文的著述虽然很多,但“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有的“密而不周”,有的“辩而无当”,有的“华而疏略”,有的“巧而碎乱”,有的“精而少功”,有的“浅而寡要”(《文心雕龙·序志》)。这种文论局面,正如诸子面对的混乱世道一样,刘勰不得不站出来争辩。叶燮撰《原诗》是为诗学本根而辩,他所处的时代“是非淆而性情汩”(《原诗·内篇》),诗学观念错乱,所以他要站出来辩解。

刘勰说:“辩立有断辞之义。”(《文心雕龙·征圣》)思辨性的语言思路清晰、思想明确,给人一种决断之美。诸子论辩讲究逻辑推理和论辩方法,注重逻辑的力量,就有这种断辞之美。刘熙载指出:“战国说士之言……如善攻者使人不能守,善守者使人不能攻也。”(《艺概·文概》)严密的逻辑推理,迫使对手甘拜下风,维护了自己的思想立场,就呈现出一种“断辞之美”。诸子的论辩艺术对后世文章影响很大,比如孟子的文章对唐宋说理文章就影响很大。刘熙载指出:“韩文出于《孟子》。”(《艺概·文概》)诸子对后世文论的思辨艺术也影响很大。中国古代文论大部分是诗话、词话、曲话、小说点评之类体式,作者们也多是以一种轻松赏玩的心态去评诗论文,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也有不少立志高远者,欲成一家之言,潜心著述,落笔自成一体。刘勰的《文心雕龙》和叶燮的《原诗》就是典型的代表。刘勰主张“剖情析采”(《文心雕龙·序志》),“剖析”就是一种理性思辨。章学诚称刘勰《文心雕龙》“体大思精”,就点出了《文心雕龙》思辨性的“断辞之美”。沈珩在《原诗叙》称《原诗·外篇》“肆博辩也”,“其文之牢笼万象,出没变化,盖自昔南华、鸿烈以逮经世观物诸子所成一家之言是也”,就点出其文风直承诸子。《文心雕龙》《原诗》这几部相对系统的文论著作,当然有辩立断辞之美。古代文论中,大量的诗话、词话、曲话,是否也有这方面的特性呢?回答是肯定的,大量的诗话、词话、曲话,虽然以松散随性为主,但还是有一些思辨性言说。比如清代查为仁说:“诗之厚,在意不在辞;诗之雄,在气不在直;诗之灵,在空不在巧;诗之淡,在脱不在易;须辨毫发于疑似之间。”(《莲坡诗话》)辨析在毫发疑似之间,可见仔细揣摩、精心把玩之用心,这是否也是一种思辨呢?

(作者:吴中胜,系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子学与古代文论的思辨性研究”[项目批准号:14YJC751008]的阶段性成果。)

罗行 发表于 2025-6-10 10:43 | 显示全部楼层
《子学思辨与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谱系》

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子学思辨传统,实为中国文化理性精神之渊薮。诸子论辩非徒逞口舌之利,实乃"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之际的思想突围。其思辨艺术呈现出三重美学维度:逻辑建构的"理势之美"、语言表达的"断辞之美"、价值担当的"弘道之美",共同构成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底色。

考诸子论辩之术,实有严密逻辑体系。《墨子·小取》立"辩"之六法,《公孙龙子》究"名实之辨",荀子《正名》篇建构"制名以指实"的逻辑学体系,皆可比肩古希腊辩证法。孟子"知言养气"说(《孟子·公孙丑上》)将逻辑辨析与道德修养结合,开创"即体即用"的思辨范式。这种"理势相生"的思维模式,使《文心雕龙》得以建立"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的严密文论体系。

"断辞之美"尤见诸子语言艺术。《韩非子》"矛盾之说"以寓言显理,《庄子》"卮言日出"以谬悠之说破执,《孟子》"知人论世"以譬喻明道,皆形成"即事见理"的言说传统。董仲舒《春秋繁露》谓"《春秋》无达辞",正揭示这种"微言大义"的表达智慧。后世文论家如陆机《文赋》言"立片言而居要",刘勰论"隐秀"之美,实承此语言辩证法而来。

诸子"不得已而辩"的精神姿态,铸就中国文论的担当品格。孔子"述而不作"而作《春秋》,庄子"谬悠之说"而寓大道,形成"即用显体"的言说伦理。曹丕《典论·论文》称文章为"经国之大业",韩愈"不平则鸣"说,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论,皆延续这种"弘道"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子学思辨始终保持着"辩而有节"的中道智慧,《周易·系辞》"吉人之辞寡"的训诫,与《论语》"敏于事而慎于言"的教诲,共同塑造了文论"中和"的美学理想。

要而论之,子学思辨将逻辑理性、诗性智慧与价值关怀熔铸为一,使中国古代文论既具"判天地之美"的析理能力,又葆"原天地之美"的直观智慧。在当代语境中重审这一传统,不仅可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提供思想资源,更能为跨文明对话提供独特的思维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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