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君子用小人』曹操用人方略之深度分析

『不用君子用小人』曹操用人方略之深度分析

——由士与吏的区别看曹操政权

历史电视剧大作〖军师联盟〗中出现的神秘机构『校事府』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电视剧中总有艺术夸张，但这个机构历史上还真有原型，那就是曹魏时期的『校事』这一官职设置。东汉末年，当时外戚、宦官专权，皇权旁落，原本的国家监察机构也逐步衰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曹操为此设置了一种临时的监察官体制，这种监察官就是〖军师联盟〗中提到的校事一职。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这种监察体制延续到曹丕称帝的时候还一直存在，俨然成为皇帝进行统治的日常手段。就在曹丕登上皇位的几年内，通过这种秘密监察系统查办的案件就多达上万件。

网上流传的一篇文章〖不用君子用小人——曹操的用人之道〗基于『校事』的设置而做出分析，称：曹操明知道那些校事都是小人的情况下，还对他们加以重用，只不过是为了在当时的局势下保持系统的平衡，以便可以达到全面控制。该文同时也认为：毕竟，曹操是个做大事的人，他想的是重建国家和社会。不管什么时候，这样的抱负，都少不了士大夫也就是君子们的合作。曹操用这些小人，其实也是给这些精英们一个警告。

这样的分析不能说不对，但多是基于现代人的想象的一种常理化分析，似乎历代的君主控制臣下，无非都是用这样的方法。要真正理解曹操的用人方略，这可以作为一个起点，但只停留在这里，远远没有理解历史趋势变化的真正主导力量。

　 北大历史系教授阎步克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及〖乐师与史官〗中提出了士与吏的区别，这是理解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一个重要关节。

所谓『吏』主要是作为依据韩非、李斯思想所构建的官僚政治体系（此概念无贬义，较接近韦伯的用法）的一个零件，承担具体行政职责，如狱吏、刀笔吏等。在中国古代，他们经常是世袭的。他们一般都不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而是接受技能教育，对于他们，『从政』是作为一种工作，他们的职责是按照既定的规章和条例完成日常性、程序性的事务。他们的升迁经验资历积累的结果。

所谓『士』，主要是儒家思想的产物，他们接受的是通才式的儒家教育（古语有云：一事不知，儒者之耻），他们从政一般都是抱着一定的理念，欲有所扶植或有所匡正。当然也不排除荣身显家的想法，而这两者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大学〗所谓『修齐治平』是也。从本质意义上讲，士不是官僚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而是作为官僚政治体系的立法者和监督者参与政治体系的运作的。春秋时期的『客』和后来的『幕僚』还基本保留『士』的原初职能。

士与吏在现实具体的人身上可能有重叠，但对有些人，区别很明显。如庞统，他是绝对不屑于去做一个县令的，演义中是将其美化，讲其是在完全能够胜任的前提下不屑于做，是否真能胜任我们不知道，但这一细节鲜明反映出『士』的心理优越感。

吏和士这两大不同的群体，承担着不同的职能。吏关联着法家思想，关联着具体的行政治理，关联着现实；而士关联着儒家思想，关联着道统和政治理念，关联着理想。中国传统王朝的统治，基本上都是『儒法并用』『儒表法里』，在历朝历代，中国政治体系构成的这两维大体一直存在，并且必须保持一定的平衡，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若这两维中的任何一维完全吞没了另一维，政治都会失序，导致王朝灭亡。

秦用李斯之术，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吏』完全吞没了『士』，二世而亡。汉起而纠秦之偏，建立以士大夫为主的政治，但到后期，『政失其宽』，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角度讲，世家大族因被过分放任而占有大量土地及人口，中央政府在实质上失去控制力；从中央政府内部讲，外戚及大臣擅权，君主与宦官联盟平抑外戚，导致恶性循环。

郭嘉在官度之战分析袁绍十败、曹操十胜时鲜明地道出了两方所代表势力的本质不同。曹操为政是对汉代偏颇的纠正，而袁绍是对汉代政治精神的因袭。曹操政权强调在乱世建立秩序，重视能承担实际职能的『吏』。曹操帐下士人虽多（他们大多是为匡扶汉室而来），曹操对待他们却不以士人待之，而主要是作为谋士在利用他们，若其中有人表现出士人的作风，对政权挖苦讽刺，曹操一般都会将其除掉，如孔融、崔琰、弥衡（借刀），甚至曾立大功的荀文若最终也是被逼郁郁而死。

陈寅恪论三国时指出，曹操代表的是寒门（小地主），而司马懿代表的是世家大地主，故曹操用人不拘门第（所谓任天下之智术而御之以道），后起之司马氏又重建门阀势力。

陈氏此论有据可考，确有此一现象。东汉末年，由董仲舒等人所建立起来的一套政治、文化维系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走向僵固化而流为虚伪的形式。汉代这一套维系体系本是靠士大夫议政所发挥的监督职能而保持体制的活力，当皇权旁落到外戚和宦官手中，士大夫与皇权之间的关联性便断开了，因此纲常名教流为形式。

到东汉末年，代表整体性精神的纲常名教流为形式，使历史真正的生命力从个人的个性中迸发出来。正始年间，王弼嵇康等人『越名教而任自然』正为时代精神与生命力之体现。

曹操把握住了这一时代精神发展的趋势，故其为政屏弃虚伪道德，用人唯以能力为标准，因此能在较短时间内由弱变强，并成为汉末最强大的势力。但这种政治精神的长处同时也伴随着其弱点，屏弃道德故其政维系于人心必不长久，司马氏轻易代禅，此为根本原因。

作者简介

孔门弟子，北京大学哲学硕士。归宗于儒学一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惜乎道之不行，乃寄情诗词，游戏文字，以为隐也。

校事制度与曹操用人方略的深层逻辑：一个政治结构演变的视角

关于曹操"不用君子用小人"的讨论，若仅停留在权术层面，则未免失之肤浅。校事府之设，实为汉魏之际政治结构深刻变革的表征，其背后是士与吏两大政治传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重新配置。阎步克教授提出的士吏之分，为我们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关键锁钥。

汉代政治本以"士大夫政治"为理想型，士人通过经学修养获得政治合法性，形成"儒生—官僚"一体化的统治集团。然至汉末，此一体系已现崩解之象：一方面，清议名士空谈误国；另一方面，胥吏阶层技术化倾向加剧。曹操面临的困境恰在于：重建中央权威既需士大夫的意识形态支持，又必须突破其话语垄断。校事制度之创设，正是试图在二者间寻求新的平衡点。

细察校事之职，实具双重属性：就其选拔而言，多出身卑微而精于实务，显属吏的范畴；就其职能而论，却直接对最高权力负责，具有超越常规官僚体系的特殊地位。这种"超体制"安排，本质上是对传统士大夫政治的一种功能性替代。曹操以"唯才是举"突破汉代察举制的身份限制，校事群体恰是这一政策的极端体现——他们既无世族背景，亦乏儒学修养，全凭行政效能获得擢用。

值得注意的是，曹操对校事的使用始终保持着高度节制。如着名的校事卢洪、赵达虽权倾一时，却终遭诛戮。这提示我们：校事制度绝非简单的"以小人制君子"，而是特定过渡时期的制度创新。当士族大家垄断地方舆论，当清议流品阻碍行政效率，曹操必须借助技术官僚突破困局，却又不得不防范其坐大。这种微妙平衡，恰恰体现了传统政治向"士—吏复合体制"的转型特征。

从长时段观察，校事制度的兴衰折射出中国官僚政治演进的深层规律。魏晋以降，随着九品中正制的确立，士族重新垄断仕途，但胥吏阶层在行政运作中的实际作用却持续增强。至唐代形成"流内—流外"的二元架构，宋代则确立"士人—胥吏"分途体制，均可视为曹操时代政治实验的历史回响。在这个意义上，校事制度不仅是权宜之计，更是传统政治结构自我调适的重要环节。

回到原始命题，所谓"不用君子用小人"实为表象。曹操的真正智慧，在于洞察到乱世中政治效能对道德优先性的暂时替代，并据此重构权力配置方式。这种实用主义取向，既突破了儒家理想政治的窠臼，又为后世官僚政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范式。理解这一点，我们方能超越简单的道德评判，把握中国传统政治演变的复杂脉络。

权术与道统之间：曹操用人方略的政治结构分析

曹操"不用君子用小人"的用人策略，历来引发诸多讨论。表面观之，此乃权术之运用；深入剖析，实则反映了汉魏之际政治结构的深层变革。阎步克教授提出的"士"与"吏"二元分析框架，为我们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关键锁钥。

汉代政治生态中，士大夫群体通过经学造诣与道德实践获得政治合法性，形成所谓"道统"与"治统"的二元结构。士人不仅是行政执行者，更是文化价值的承载者与政治正当性的评判者。而曹操所置"校事"一类官职，本质上属于"吏"的范畴——他们不依托经学修养获取地位，而是直接对权力核心负责，凭借技术效能获得任用。这种用人取向，暗示着政治合法性基础正在发生微妙转移。

建安时期的特殊政治环境加速了这一转变。军阀混战中，传统士族大家或遭战火摧残，或对新政权持观望态度。曹操面临的实际困境是：一方面需要士大夫集团提供统治正当性，另一方面又必须建立高效可靠的行政控制系统。校事制度的创设，恰是对这一结构性矛盾的回应。这些被现代人简单标签为"小人"的技术官僚，实际上承担着维系政权运转的关键职能——他们不受士林清议约束，行事效率极高，在乱世中尤为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曹操对"君子"与"小人"的运用展现惊人的辩证智慧。他既重用崔琰、毛玠等清流士人装点门面，又依靠校事等酷吏强化控制；既允许士大夫保持道德姿态，又通过技术官僚实现实际统治。这种双重架构，实则是将"道统"与"治术"分离——士大夫继续扮演价值权威角色，而实际行政权力则逐步转移至专业吏员手中。这一安排在短期内极为成功，既避免了与士族集团的正面冲突，又确保了行政效率。

从长时段观察，曹操的用人实践预示了中国官僚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向。随着世家大族势力的衰落，以专业技能而非道德声望为基础的官僚群体逐渐崛起。校事制度虽在表面上是临时监察措施，实质上却标志着政治权力从"士"向"吏"转移的肇始。这一过程至隋唐科举制度确立而臻于完善，最终形成了"士大夫"与"胥吏"并存的二元官僚体系。

曹操用人方略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敏锐把握了历史变革的脉搏。在旧秩序瓦解、新秩序尚未成型的过渡期，他既不过度依赖传统士族，也不完全抛弃道德正当性诉求，而是创造性地构建了一个兼容并包的政治架构。这种实用主义智慧，或许正是其能够在汉末乱世中脱颖而出的深层原因。当我们超越简单的道德评判，从政治结构变迁的视角重新审视，方能真正理解"不用君子用小人"这一策略所蕴含的历史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