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黃冊填補空白

眾所周知，賦役黃冊制度是明代戶籍與賦役之法的一項基本制度，並與明朝統治相始終。可惜的是，數量巨大的明代黃冊消失於朝代更迭中。現存的明代黃冊文書，多是鄉裏保存的黃冊底籍、草冊及抄底等，而明代黃冊原件難得一見。已知存世黃冊遺存文書，都屬於南方地區，北方黃冊一件未見。幸運的是，近幾年我們在進行公文紙本古籍整理研究的過程中，發現了兩種消失已久的北方黃冊，使得北方黃冊失而復得。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兩種北方黃冊，一屬縣衙所藏，一出自後湖黃冊庫，均為明代黃冊原件。

屬縣衙所藏黃冊，見於上海圖書館藏公文紙本【趙元哲詩集】紙背，共四冊，計110頁。其中多處出現『一戶某某，系山東兗州府東平州東阿縣』等字樣，如第1冊第2頁背『壹戶劉彥實，系山東兗州府東平州東阿縣』，第2冊第2頁背『一戶冠君仁，系山東兗州府東平州東阿縣西姚』等，可知其應為山東東阿縣攢造黃冊。又，第2冊第4頁背載：『縣尚德鄉壹都第一圖車站戶，充萬曆拾玖年甲首』，第2冊第21頁背載『山屯驢夫戶，充萬曆拾陸年甲首』。明代黃冊十年一造，排定之後十年間的裏長、甲首輪役次序。據此結合明代黃冊大造之年推斷，可知該批黃冊應為萬曆十年（1582）所造。另，此【趙元哲詩集】為明萬曆十年朱應轂刻公文紙印本。朱應轂，萬曆十年前後任東阿縣知縣，曾纂修【東阿縣誌】，【趙元哲詩集】應即其任東阿縣知縣之時所刻。但印刷時間應該晚於萬曆十年，因其用萬曆十年攢造黃冊刷印，必須等到此批黃冊成為廢冊之後方可。由該書刻印地點可知，此批黃冊應為東阿縣所藏黃冊。

出自後湖黃冊的北方黃冊，為山西汾州南郭西廂關廂黃冊，見於上海圖書館藏明末毛氏汲古閣刻公文紙本【樂府詩集】紙背。如該書目錄第11頁背第2行載：『壹戶田友，系山西汾州南郭西廂關廂第拾壹圖』，第9行—12行載：『開除/人口正除死亡男婦六口/男子不成丁四口/田受於嘉靖/田廣於嘉靖』，據此推斷，此『山西汾州黃冊』應為嘉靖四十一年攢造。

萬曆十年山東東阿縣和嘉靖四十一年山西汾州黃冊的發現，填補了我國現存明代黃冊中，北方黃冊缺失的空白，使得消失已久的北方黃冊重回學者研究視線。相對於已知的南方遺存黃冊，失而復得的北方黃冊，具有以下兩個突出特點和史料價值：

一、兩種北方黃冊的發現，為研究明代黃冊制度的演變提供了寶貴資料。例如，關於黃冊攢造中的人戶類別，欒成顯曾據遺存黃冊指出：『黃冊以戶為單位攢造，大的類別分為「正管」戶和「畸零」戶（又稱「帶管」），家有貲財應役者為正管，鰥寡孤獨不應者為畸零。』（欒成顯：【賦役黃冊與明代等級身份】，【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7年第1期）在文中，他將『帶管戶』等同於『畸零戶』，但山東東阿縣黃冊中明確出現了『正管』『帶管』『畸零』三類人戶。如【趙元哲詩集】第二冊第3頁背載：『正管/第九裏/裏長』，第二冊第22頁紙背載：『帶管/第肆甲/裏長/下戶』，第一冊第7頁紙背載：『畸零/第伍甲/甲首/下戶』。由『帶管』與『畸零』並列，可知此兩類人戶應非等同關係。日本學者鶴見尚弘根據洪武二十四年『奏准攢造黃冊格式』規定，推測明代第二次攢造黃冊時，裏甲人戶中出現了介於裏甲戶與畸零戶之間的『帶管戶』，其身份應是作為正管『裏甲戶』的替補應役人戶存在（鶴見尚弘著、姜鎮慶等譯：【中國明清社會經濟研究】，學苑出版社1989年版）。但從東阿縣黃冊中可見，『帶管戶』本身已經編排裏長、甲首，出任裏甲之役了，並非僅僅是替補人戶。

關於『帶管戶』的身份問題，我們可以結合洪武三年實行的小黃冊圖之法來進行大體推斷。欒成顯曾指出：小黃冊圖之法『與洪武十四年在全國推行的黃冊制度相比，在每圖所編人戶數，所置裏長、甲首數，以及裏甲的職責等方面，均有差異或不同。但從應役人戶編排在裏甲之中，十年一周，輪流應役等方面來看，小黃冊之法無疑已具備了黃冊制度的基本框架。』上海圖書館藏公文紙本【後漢書】紙背即為明洪武三年處州府青田縣攢造小黃冊原件，在此小黃冊中，人戶類別即包含『正管』『帶管外役人戶』和『編排不盡人戶』三類。其中，『帶管外役人戶』的身份為禁子、弓兵、鋪兵、水站夫、遞運夫、驛夫等。此類外役人戶，不設裏長甲首，均是歸入相近裏長下『帶管』。而萬曆十年山東東阿縣黃冊中，同樣包含此類人戶，如【趙元哲詩集】第一冊第30頁背載：『城屯馬站戶，充萬曆拾肆年甲首』，第二冊第4頁紙背載：『縣尚德鄉壹都第一圖車站戶，充萬曆拾玖年甲首』。由此推斷，賦役黃冊中的『帶管人戶』極可能即是指此類『雜役人戶』，只是已由原來的不設裏長、甲首，演變為被納入裏甲體系，同樣也需負擔裏甲差役了。這無疑是黃冊制度的一大演變。

二、為研究明代稅糧變化及稅糧科則提供了新的史料。明代賦稅沿襲唐宋以來的兩稅法，分夏稅和秋糧兩次交納。『洪武時，夏稅曰米麥，曰錢鈔，曰絹；秋糧曰米，曰錢鈔，曰絹。』而新發現的北方黃冊，為我們研究明代稅糧徵收的演變，提供了寶貴史料。在已知的明代賦役黃冊中，其登載的明代稅糧種類基本為夏稅麥、絲等，秋糧米、黃豆、鈔，而【趙元哲詩集】第一冊第7頁紙背載：『夏稅地四十畝二分/麥每畝科正麥五升，每斗帶……/秋糧地九十三畝八分/米每畝科正米五升，每斗帶……/馬草每畝科八厘七毫，共該/棉花地一畝八分七厘六毫/花絨每畝科四兩，共該七兩』。其中關於『棉花』和『馬草』徵收在黃冊中的記載，此為首見。

關於棉花的徵收，傳世史籍有載。明代賦稅徵收，基本是以麥、米為本色，代替麥、米的金、銀、錢、鈔、絹等為折色。洪武三十年（1397），明廷下令自洪武二十八年（1395）以前全國各地拖欠的稅糧：『皆許隨土地所便，折收布、絹、棉花及金、銀等物』，並從此成為定製，戶部議定的折征之法中，『棉花一斤折米二斗』（【明太祖實錄】卷二五五）。棉絨的徵收，後來逐漸應是由折色變為了與麥、米相同的本色。山東東阿縣黃冊中，『棉花地』的書寫格式與『夏稅地』和『秋糧地』等齊，表明關於『棉花絨』的徵收，應不再是折色，而是等同於『麥』『米』的本色，這是明代稅糧徵收的一個變化。

此外，夏秋稅之外，明代農民還要承擔另一項賦稅——草料。草主要指稻草，料包含黃豆、黑豆，均為供應政府和軍隊飼養的牲畜和戰馬。明代關於草料徵收的規定，曾發生變化。洪武三年（1370）規定：『應天、寧國等六府地近京師者，各輸束草，每重租田一頃十六束，輕租田倍之。池州、安慶十六府地遠者，輸銼草，重租一頃八包，輕租倍之。』（【明太祖實錄】卷五四）洪武二十三年（1390），又規定『官田每頃草料七包半，民田加倍，俱起運赴京，定場交納。』至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廷進一步修改相關的徵收原則，規定草與料按不同原則征派，『草於本處官司照田糧徵收，料於秋糧內折納。』（【明會典】卷二九【戶部十六·徵收】）如按洪武二十七年規定理解，馬草應是同夏稅、秋糧同等地位的稅糧種類，料則是包含於秋糧征納之中。但山東東阿縣黃冊中，『馬草』的書寫格式與秋糧『米』等同，是包含於秋糧稅收之中的，此與史籍記載不同，可見明後期的草料徵收或許再次發生了變化。

總之，北方黃冊的失而復得，彌補了我國僅有南方地區明代黃冊遺存，而北方黃冊處於空白的遺憾。同時為我們了解明代黃冊攢造的演變、北方地區稅糧的徵收等問題，提供了真實生動的具體史料，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作者：宋坤 單位：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黃冊是相當於現在的戶籍制度嗎

北方黃冊的發現與明代賦役制度研究新證

此次山東東阿縣與山西汾州黃冊文書的發現，實為明代賦役制度研究之重大突破。筆者謹從制度沿革與文獻價值兩方面，對此發現作專業考述。

一、制度沿革之實證
萬曆十年東阿縣黃冊所載"車站戶""山屯驢夫戶"等特殊戶籍，印證了【明會典】"凡軍、匠、灶、站等戶，皆以原報冊籍為定"的記載。值得注意的是，該冊將特殊戶籍與民戶混編於同一都圖，此制與洪武二十四年"另造專冊"之制已顯差異，可見萬曆年間賦役戶籍已呈現混同趨勢。而嘉靖四十一年汾州黃冊所載"開除"項下"男子不成丁四口"的詳細登記，則完整呈現了黃冊"四柱式"登記法在北方地區的執行實態。

二、文獻價值之殊勝
此二冊之珍貴性有三：其一，東阿縣冊屬"存縣備查"之正冊，與現存南方黃冊多為裏甲底籍不同，其版式、籤押、騎縫等官方文書特徵保存完整；其二，汾州冊明確標註"南郭西廂關廂第拾壹圖"，為研究明代北方城市廂坊制度提供了首例黃冊實證；其三，兩冊分別出自縣衙與後湖黃冊庫兩個系統，恰可互證【後湖志】所載"州縣造冊二本，一申後湖，一存有司"的冊籍管理制度。

特別需要指出，東阿縣冊所載甲首輪役記載，可補正欒成顯先生關於南方黃冊的研究結論。該冊顯示北方地區"十年輪役"制度中，特殊戶籍仍需承擔甲首之役，此與南方"專戶免役"的差異，正反映了明代賦役制度的地域性特徵。而汾州冊中"田受於嘉靖""田廣於嘉靖"的田產變更記錄方式，則呈現出北方黃冊土地登記的特殊格式。

此二冊的發現，使明代黃冊研究終得南北互鑒之可能。其所蘊含的戶籍分類、土地登記、賦役輪派等制度細節，必將推動學界重新審視明代"畫地為牢"的戶籍管理制度在北方的實踐形態。建議後續研究可着重考察：北方黃冊中的寄莊戶處理方式、衛所軍戶與州縣民戶的冊籍關係，以及黃冊制度在北方邊境地區的變異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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