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古文之学·文章学

近年来，研究文章学的学者有一种看法，认为古代文章学成立于南宋古文之学兴起之时，并由此引出诸多借古文之学说文章之学的论述。于是古文、古文之学成了文章学研究的关键词，受到论者、读者的重视。

古文是一个文类概念。曾国藩说：『古文者，韩退之氏厌弃魏、晋、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六经、两汉，从而名焉者也。』（曾国藩〖复许孝廉振祎书〗）韩愈尝谓『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韩愈〖题欧阳生哀辞后〗）。正是为了挽救中唐儒学不振的思想危机和抵制、改变骈文写作内竭外侈文风流行的现状，韩愈打着道、文兼取的复古旗号，倡导一种以三代两汉儒家散文艺术精神、艺术风格、句读形式为依归的散体文类，是谓古文。韩愈倡导古文，除要求古文自具首尾、单篇独立、行文一气贯注、以奇句散行为主外，特别重视两点：一是对古文以儒道为理论基础的艺术精神的强调，凸显古文这一文类特有的思想价值取向。二是对古文所用『专体』（文体分类中的基层文体）有选择性，不作诏令、奏议之类的朝廷文字，致力于东汉以来社会流行之书牍、碑志，以及自创之赠序、杂记、杂说等文体的写作，而且广泛吸纳诗、赋乃至骈文创作的成功经验，以增强古文的文学性和艺术美。可以说，古文作品是一种自具首尾，篇幅有限，遣词造句以奇句散行为主，行文一气贯注，重在明道、纪事，而以具有本于儒学的艺术精神为必备条件的单篇散文。由于艺术精神和章法、句法、字法以及用语的特殊要求，古文虽属于散文，但并非所有的散文都可称为古文。古文创作中最活跃的文学要素是理、气、辞、法、情，其美感特质亦因此而生。古文之美，即美在识度、事义、情愫、意境、气势、风神、声调、色泽、构思，自然也美在篇法、章法、字法。像劈空作论，一鼓作气，纡徐曲折，感叹淋漓，信笔挥洒，自占地步，颊上添毫，转折顿挫，回环往复，俯仰揖让，抑遏蔽掩，吞吐抑扬，自为其行文之妙。而像庄重典雅，和易柔软，缜密严谨，含蓄蕴藉，明快流畅，猖狂恣肆，雄深雅健，清峻通脱，奇崛峭厉，飘逸潇洒，悲壮激越，廉悍犀利，凄怆婉雅，朴拙老健，诙诡奇特，自然平易，则为其艺术风貌之美。

前人所讲古文，有时也并不专指韩愈所倡导的古文，实为『古之文』『古人之文』『古代散文』『古代文章』之简称，泛指言说者所处时代以前出现的散文作品（甚至有人将古代诗、赋、骈文称为古文）。古文之学所指的古文，显然是指中唐以降韩愈倡导、后人赓续而作的古文。

古文之学，又称古文学，和诗学、词学、曲学、赋学、小说学、戏剧学以及骈文学为同类概念，是研究古文体用特点、文学属性、审美要求、创作艺术、批评理论、鉴赏方法的学问。古文之学内涵十分丰富。由于韩愈倡导古文是以复兴先秦两汉之文为目的的，故先秦、两汉乃至整个先唐时期合理的文论观点、重要命题、著名论断（如『修辞立其诚』『言有物』『言有序』『辞尚体要』『辞达而已矣』等）都被纳入其中，成为理论基础的一部分。分量最重且最为鲜活、生动而又颇具理论色彩的，是历代古文家和研究者关于古文之学的见解。其见解至少可以归纳为文原论、文用论、文道论、文质论、文气论、文辞论、文法论、文境论、风格论、通变论。而每一论都包容甚多，涉及面广。如文气论，就可粗分为属于本体论的文气论，属于主体论的文气论，属于风格论的文气论，属于创作论的文气论，属于鉴赏论的文气论。像文辞论，亦可简析为辞达说、贵妍说、雅俗说、难易说、繁简说、浓淡说、言不尽意说、意在言外说等。古文之学如此丰厚，可以为构建当代文章学提供资源，但不能视之为古代『单篇文章写作学问』的『文章学』。

对古文之学的认知，人们往往习惯于从文话、文论和古文选本评点文字入手，其实古文作品乃是古文家表达有关古文之学见解最为直观的形式。这样说，不单在于不少古文本身就是论述古文之学的专论，还在于古文作品本是作者践行创作理念的产物，其内外之美及其表现形式等方面的特征，均能显示作者对古文之学诸多问题的看法。古文作品是古文之学的重要载体，因而中唐古文创作的兴起，即为古文之学兴起的重要标志。方苞即谓『自是（指汉代）以降，古文之学每数百年而一兴，唐、宋所传诸家是也』（方苞〖赠淳安方文輈序〗）。包世臣说唐代古文之学的特点，有谓『自唐氏有为古文之学，上者好言道，其次则言法』（包世臣〖与杨季子论文书〗）。而南宋吴泳说北宋古文之学的代表性人物，则谓『古文之学，人皆谓欧阳子倡之，而不知柳仲涂、穆伯长诸人已近于古』（吴泳〖与唐伯玉书〗）。所言既反映出南宋以降古文家和古文研究者关于古文之学随古文创作兴起而兴起的观念，也证明了古文之学兴起于中唐、再盛于北宋，为南宋直至晚近学者之共识。认为古文之学兴起于南宋的学者，可能只看到了此时古文专论、专著以及选本评点涌现的一面，而对此类著述学理、观念乃至见解与中唐、北宋古文之学一脉相承有所忽略。总之，古文之学兴起于中唐，其内涵、外延较之专一研究文章写作的文章学要广博得多，因而不能简单地说古代文章学成立于南宋。

（作者：熊礼汇 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古文之学与文章学辨正》

近世学者以南宋古文之学为文章学成立之标志，此论固有见地，然细考之，犹有未安。盖古文之为学，与文章学之范畴，实有本末源流之辨，不可不察。

古文之立名，肇自昌黎。曾文正公谓"返之于六经、两汉"者，实抉其本质。然细绎退之《题欧阳生哀辞后》，其倡古文非徒句读之异，实欲"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此中深意，当分三层观之：一曰文体革新，以散代骈；二曰文道合一，贯儒术于文章；三曰创作实践，于书牍碑志中见精神。其"理、气、辞、法、情"五要，实开后世文论法门。

然以古文之学等同文章学，其失有三：其一，古文特指具有儒学内核的特定散体文类，而文章学乃研究所有文章体制、作法、流变之学，二者范畴广狭迥异。姚鼐《古文辞类纂》分十三类，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扩为三门十一类，皆未涵盖全部文类。其二，古文创作强调"自具首尾""单篇独立"，而文章学研究兼及连章累牍之制。如《文心雕龙》论章表奏启，实非古文范畴，却属文章学要义。其三，南宋古文之学重"法度"，而六朝已开文章法度论先河。陆机《文赋》言"普辞条与文律"，昭明《文选》辨文体源流，皆早于南宋数百年。

至若"古之文"泛称现象，恰证古文概念之流变。李兆洛《骈体文钞》以骈文为古文，章学诚《文史通义》谓"古人文章之体"云云，皆见其名实之淆。此正如顾炎武《日知录》所讥："名之不正，而事之不理也。"

今之学者当明：文章学乃贯通古今之大学问，包举骈散；古文之学特其中一脉。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文章之道亦如是。若执南宋古文之学为文章学权舆，则恐如韩愈所戒"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矣。故宜以《文心雕龙》为文章学发轫，而以古文之学为其重要支派，斯为得之。

要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乃治学根本。古文之学固足珍贵，然不可僭越文章学之全貌。学者当本"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之旨，庶几得文章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