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新发现看辽祖陵龟趺山基址的形制与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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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新发现看辽祖陵龟趺山基址的形制与营造

（来源：中国考古网　作者：：汪盈 董新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考古》2016年第10期）

辽祖陵龟趺山基址的形制与营造：契丹王朝的礼仪空间与政治表达

辽祖陵龟趺山基址的考古发现，为我们理解契丹王朝早期政治礼仪空间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从形制与营造技术角度观之，此遗址实为契丹统治者融合草原传统与中原礼制的典范之作。

龟趺山基址最显著的特征是其"因山为陵"的营造理念。这种形制明显承袭自唐代帝陵制度，但细察其具体布局，又能发现诸多草原文化元素。基址呈南北向轴线布局，主体建筑位于山腰平台，背依主峰，前有开阔视野，既符合中原"负阴抱阳"的风水理念，又保留了游牧民族重视视野开阔的实用需求。这种二元融合的规划思想，正是早期辽政权"因俗而治"政治智慧的物化表现。

建筑技术方面，遗址显示出了高超的工程水平。基址采用分层夯筑法，夯层厚度均匀，夯窝密集，显示出严谨的施工规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遗址中发现的石构件多采用当地砂岩，加工工艺既有中原传统的精细雕琢，又保留了北方民族粗犷大气的风格特征。这种技术上的融合，反映了辽初工匠群体的多元构成。

从礼仪功能角度考察，龟趺山基址很可能是辽代早期重要的祭祀场所。遗址中发现的建筑基址规模宏大，布局严谨，与《辽史》中记载的祭祖礼仪相吻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遗址方位与辽祖陵主陵区形成特定角度关系，这种空间配置可能蕴含着契丹人特有的方位观念和宇宙观。

基址出土的瓦当、滴水等建筑构件纹饰丰富，既有中原常见的兽面纹、莲花纹，也有契丹特色的卷草纹、联珠纹。这种纹饰的多元并存，不仅是艺术风格的融合，更是不同文化信仰在礼仪空间中的共存与对话。

龟趺山基址的考古发现，为我们重新审视辽代建筑史提供了关键坐标。它既不是简单模仿中原制度，也不是纯粹延续草原传统，而是契丹统治精英基于实际政治需要创造的新型礼仪空间。这种创造性的融合，正是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也是10-12世纪东亚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例证。

辽祖陵龟趺山基址的形制与营造：考古新发现所揭示的契丹王朝建筑智慧

契丹王朝作为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其建筑形制既保留了游牧民族的传统特质，又吸收了中原汉文化的营造法式，形成了独特的建筑风格。近期辽祖陵龟趺山基址的考古发现，为我们理解这种文化交融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

从形制上看，龟趺山基址呈现出明显的轴线对称布局，这与《营造法式》中记载的中原传统建筑规制高度吻合。基址采用夯土台基的做法，既符合中原高台建筑的传统，又适应了北方地区的地质特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基址四隅发现的角石遗迹，其形制与唐代宫室建筑中的"角石"极为相似，表明辽代建筑在技术层面直接承袭了唐代衣钵。

在营造工艺方面，考古发现的夯土层厚度均匀，夯窝密集规整，显示出高超的夯筑技术。这种夯筑质量不仅保证了建筑的稳固性，更反映了契丹工匠对中原建筑工艺的精准掌握。基址中出土的各类砖瓦构件，其纹饰既有契丹特色的卷草纹，又融入中原常见的莲花纹样，生动体现了两种文化的艺术交融。

龟趺山基址的方位选择尤为值得关注。其背山面水的格局，既符合中原风水理论中"负阴抱阳"的理想模式，又保留了契丹民族崇尚自然的传统观念。这种选址智慧，展现了契丹统治者在吸收汉文化时的创造性转化能力。

从建筑功能推断，该基址很可能是辽祖陵重要的礼制建筑遗存。其规模之宏大、工艺之精湛，充分彰显了辽代皇家建筑的恢弘气势。基址中发现的各类建筑构件，为我们复原辽代高等级建筑提供了关键依据。

这一考古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填补了辽代建筑史的空白，更以实物证据揭示了契丹文化与汉文化深度交融的历史进程。龟趺山基址所体现的建筑智慧，既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见证。对它的深入研究，将为我们理解北方民族政权的文化整合模式提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