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中華文明的曙光

“良渚、陶寺等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至2000年之間的巨型都邑、大型宮殿基址、大型墓葬的發現表明，早在夏王朝建立之前，一些文化和社會發展較快的區域，已經出現了早期國家，進入了古國文明的階段。”2012年5月，歷時10年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階段性成果公佈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聯名發表的【關於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這樣提出。2015年7月末8月初，記者從南京出發，經杭州、上海、蘇州、常州，繞太湖南、東、北側而行，現場探訪了那些沉睡數千年後再度震驚世人的史前文化遺址。

藏於良渚博物院的反山遺址發掘現場照片

　　古國心臟——莫角山

　　“太湖文明五千年，崧澤良渚踵相連。”良渚文化的核心遺址主要位於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境內、太湖南側，在幾十平方公裏的範圍內雲集了130多處遺址。莫角山處於中心的中心、良渚古城之內，這裏是記者此次探訪的第一站。

　　從杭州市區乘車，沿G104公路向西北方向行駛半個多小時，經過位於美麗洲路的良渚博物院，至祥彭線（老104國道）繼續西行5公裏，一座高出地面數米、位於道路北側稻田中的大型土台映入記者眼帘——莫角山，良渚古城的中心地帶，良渚古國的心臟。

　　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寧遠的帶領下，記者沿着一條泥土小路登上了莫角山，一探究竟。

　　良渚，字面意思為佳美的水中陸地。立於綠草叢生的大莫角山之上，最遠處是天目山脈，近一些有位於東北部和西南部的兩座自然小山——雉山和鳳山，再近處是河道、水面與大片綠油油的稻田，良渚古人逐水為生、築土為居的生活特徵以鮮活的形象呈現開來。

　　以北京為起點的老104國道縱貫中國東部南北2000多公裏，在這裏越莫角山而過，經瓶窯、良渚，南至福州。

　　莫角山及周邊地區曾桃李滿園，這裏原被當地人稱為“古上頂”，20世紀50年代被闢為杭州著名的水果基地——大觀山果園。

　　當時，無論是乘坐汽車南來北往的匆匆過客，還是在果園裏辛勤勞作的當地百姓，甚至在周邊反山、瑤山等重要遺址參與發掘的考古人員，都未曾意識到，他們腳下的這片土地下，沉睡着一度繁盛燦爛的史前文明。

　　據介紹，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良渚的考古發掘並未將莫角山作為重點——事先的勘探發現了人工夯築的痕跡，但並未發現墓葬遺蹟，而且其外部特徵與當時發掘的其他遺址不一樣——莫角山雖然也被稱作“山”，但實際上是一個東西長670多米、南北寬約450米的大型平坦土台。在莫角山之上，又堆築有三座高台土墩，呈三足鼎立之勢，分別稱為小莫角山、大莫角山和烏龜山，其中大莫角山最大，面積有近2萬平方米。

　　在反山、瑤山、匯觀山等一系列墓葬、祭祀場所發掘完成之後，研究者開始尋找墓主的生活場所，這時位於反山東側的莫角山成為注意的目標。1992—1993年曆時10個月的勘探，在大小莫角山和烏龜山發現了大片夯層、大量夯窩以及成排的柱洞等建築遺蹟。最多達13層、每層厚度達0.5米的夯層均由泥層與沙層構成，同時，每層的沙層與泥層的厚度也不一致，按照從下而上的順序，沙層逐漸加厚、泥層逐漸變薄；夯窩存在於泥層上，由圓頭夯具夯成；發現的柱洞從南到北有三排，排距在1.5米左右，最大的柱洞直徑達0.9米。此外，還發現了打破夯土基址的排列規整的溝埂遺蹟，以及其下堆積大量石塊的積石坑和多處灰坑。

　　經過幾次探測發掘和後期研究，莫角山的規模、結構、功能等日漸清晰。現有的考古研究認為，面積達30多萬平方米、堆積厚度達10餘米的莫角山是一座大型的廣場，其上部堆築的三座高台，為泥沙多層夯築而成。綜合此前在莫角山發現的大面積的紅燒土堆積，以及莫角山遺址在良渚遺址群的中心位置，結合遺址勘探發現的遺蹟及其佈局和構造等，人們認為，這裏應是良渚文化的大型宮殿基址，良渚文化的中心就在這裏。

　　石為基 土築城

　　從設置在莫角山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工作站出發，沿着通向附近村莊的水泥道路步行約10分鐘，我們到了此行的另一個重要地點——良渚古城的城牆。

　　記者此行考察了北城牆和西城牆兩處發掘點。北城牆發掘點位於瓶窯鎮大觀山村雉山組，處於北城牆中段略偏東的位置，是現存古城牆中保存較為完好的部分之一，寬50餘米，殘高4.5米。在為保護髮掘點而建的大型遮陽棚下，記者看到發掘整理完好的北城牆牆基，長20餘米、寬約5米、深度在4米左右的探坑底部堆滿一層石塊，石塊層之上為堆築而起的黃土層，尚未發掘的黃土層上野草叢生。

　　由於地處以水面為主的沼澤地，地基鬆軟，良渚古人以石塊鋪墊好基礎，其上堆築黃土。以石奠基，築土為城。

　　由探坑上城牆頂，步行約1分鐘到達城牆內側，古老的內城河遺蹟豁然出現在眼前，20多米寬的水面沿城牆東行，經一座水門流出城牆外側。

　　這處水門，是現已發現的良渚古城8座水城門遺址之一，古代良渚人乘坐水上交通工具，由此出入古城。

　　由北城牆發掘點西行千餘米到東苕溪，向南繼續行走數百米，到達葡萄畈西城牆發掘展示區——良渚古城牆的最初發現地。

　　在縱向穿越城牆、長約60米、寬約10米的巨大探坑底部，鋪滿了稜角分明、分佈較為散亂的石塊。從周圍的環境判斷，這些石頭顯然是人工開採搬運而來。

　　在2006年的嘗試性發掘中，正是古河道內小玉料和河道岸邊高地下的這些石頭的發現，引起了發掘人員的注意。他們在同當地居民的交流中得知，附近曾經有人在挖井時挖出過類似的石頭。

　　進一步的鑽探和試掘表明，這樣的塊石覆蓋了莫角山遺址西側，由南至北、從鳳山至東苕溪，總長度達1000多米、寬度為40—60米。

　　考古隊隨後圍繞莫角山，在南、北、東側進行鑽探調查，結果均發現了同樣的石塊分佈遺蹟。發現遺蹟的鑽探點不斷增多、相連，四面圍合，古城的輪廓漸漸顯現。

　　現有的考古發掘顯示，四面城牆合圍而成的良渚古城，總體大致呈方形、正南北方向，良渚港、東苕溪分別從南北兩側向東流過。在阡陌縱橫、水網密佈的稻田中，古城牆圍繞莫角山四周而築，延綿約6600米，較窄的南城牆寬度有40多米，其餘三面寬度在50—60米，局部類似“馬面”、向外凸出的地方寬度可達100米。

　　如此規模的城牆，工程量極其浩大。按照周長6600米、寬50米、高4米的尺度進行測算，營造所用的土方超過130萬立方米。在當時沒有金屬工具和發達運輸工具的情況下，城牆底部普遍鋪設的大量石塊如何開採和運輸而來，至今仍是一個謎。

　　城牆四面合圍，內部面積達290萬平方米。這樣的面積，讓良渚古城超過山西陶寺、湖北天門石家河等國內最具規模的古城，成為國內目前發現的同時代最大的城址。

　　“良渚古城的發現，證實了在4000多年前，在太湖地區、杭州灣一側，存在一個比較進步的、社會發展程度比較高的古城以至古國，成為這一地區史前文明發展的典型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朱乃誠表示，在發現良渚古城以前，我國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已經發現了五六十座4000多年前的城址，唯獨在太湖地區沒有發現。當時學界存在多種觀點，有人認為，江南水鄉限於自然環境，不可能有城；有人認為，這些地區的古城，可能在地勢高一些的地方以台城的形式存在；還有人推測可能存在由河流圍起來形成的水城。在2007年良渚古城發現之後，良渚文化和良渚文明的提法有了更為完整和充分的證據。

　　良渚古城發現時，當時已經75歲高齡的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嚴文明曾專程赴遺址現場考察。“它改變了原本以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認識，標誌着良渚文化其實已經進入成熟的史前文明發展階段。”他闡述古城發現對良渚文化考古工作的重要意義，並提筆寫下“良渚古城，文明聖地”的題詞。

　　由於年代早、規模巨大，城市結構清晰，有高等級的墓地及陪葬品、大型的禮儀建築——祭壇，良渚古城被嚴文明、張忠培等考古學專家譽為“中華第一城”，並得到了國內外學界的廣泛認同，入選200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11—2012年度世界10項重大田野考古發現。

　　高等級王陵與祭壇

　　“中華第一城”讚譽的來由，除了良渚古城巨大的規模外，還因為在周圍反山、瑤山、匯觀山等遺址發現了高等級的墓地和禮儀建築。

　　1986年，距良渚遺址的最初發現已過去整整5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當時的餘杭縣長命鄉雉山村的反山，發掘出一處良渚文化大型墓地，實現了良渚文化遺址發掘的一次重大突破。在這裏，共發現列成南北兩排的11座墓葬，出土玉、石、陶、象牙、漆器等隨葬品達1200餘件（組），其中陶器37件、石器54件、玉器1100餘件（組），玉器占隨葬品總數的90%以上。

　　其中，處於墓地中心位置、編號為M12的墓中隨葬玉器眾多，種類組合最為複雜、製作最為精緻，出土了被稱為“琮王”和“鉞王”的兩件玉器。從墓所處位置和隨葬品規格判斷，墓主很可能是神權的掌握者，或是具有神權、軍權和王權的統治者。

　　反山發現的大墓和隨葬品，在已發現的良渚文化遺址中最豐厚，等級、地位和規格最高。其玉器數量之眾多、器形之豐富、製作之精美，令中外考古學界深感震驚。有不少考古學家認為，這裏就是王陵。

　　反山墓地的隨葬玉器不僅數量多、器類繁，涵蓋了琮、璧、鉞、鉞柄瑁、鉞柄鐓、梳背、璜、鐲、三叉形器、半圓形器、錐形器、柱形器、圓牌、帶鈎等，而且製作極其精緻。這次發掘將人們以往對玉器單一、孤立的認識，擴展到完備玉禮器系統的探討，揭示出玉器在當時具有溝通人、神的作用，深化了人們對良渚玉器功能的認識，大大提升了人們對良渚文化性質與文明程度的理解。

　　從位置和規模上看，反山位於良渚古城內部西側、東部為莫角山，是一座人工堆築的高土墩，高約7.3米、東西長90米、南北寬30米，面積為2700平方米，土方量約20000立方米。

　　繼反山之後，瑤山、匯觀山相繼被發現、發掘，並清理出大量墓葬和大規模祭壇。

　　瑤山原為一座海拔約35米的自然小山，位於良渚古城外東北方向約5公裏的安溪鎮下溪灣村，處於山地和平原交界處，北接天目山北支，南部是廣闊的平原，山頂較為平緩。瑤山良渚文化遺址即修築於山頂之上。經1987年、1996—1998年多次發掘，共在這裏清理出13座墓葬、1座祭壇。

　　13座墓葬分南北兩排，南排7座、北排6座，共出土玉器、陶器、漆器等隨葬品1000餘件（組），玉琮、玉鉞、玉三叉形器、玉錐形器等主要見於南排墓內，而玉璜、紡輪、圓牌飾等主要見於北排墓中，這說明南北兩排墓葬可能依據地位、性別或者職能等因素作了區分。

　　瑤山的一座祭壇整體呈方型的土台，頂部主體部分為覆斗狀結構，東西長約24米，南北寬約18米，面積達400多平方米，裏外三重堆築而成、色彩對比鮮明。內部第一重為方形的紅土台，第二重是以挖溝填築的方式圍繞紅土台做成的規則的回字形灰土圍溝，第三重是在灰土圍溝的南、北、西三面以黃褐色土築成的土台。

　　這一遺蹟造型和結構規則，與以玉器為主要隨葬品的高等級墓地共處，且在地面以上沒有建築遺蹟，學者推測，這是巫覡們舉行祭祀活動的場所，祭壇一名便被廣泛接受。

　　無獨有偶，1991年，另一座形制與瑤山十分相似的祭壇在匯觀山遺址被發現。

　　匯觀山也是一座自然小山，海拔約22米，山頂同樣較為平緩。從空間方位上看，它南臨東苕溪，位於瑤山西部偏南、直線距離約6公裏；位於莫角山和反山西北、直線距離約2公裏。

　　匯觀山祭壇利用自然的山體修鑿而成，東西長約45米，南北寬約35米，面積達1500餘平方米。主體部分為階梯狀三層結構，正南北方向、長方形覆斗狀，壇頂同樣以挖溝填築的方式做出回字形灰土方框圍溝，深約0.5米、寬約1.8米，將祭壇分成裏外三重。在祭壇的東西兩側，古人利用原來基岩的坡度，修鑿成階梯狀，各設有兩條排水溝，南北兩側用土逐層夯築而成。

　　在祭壇西南部發掘出4座良渚文化大型墓葬，共出土各類器物200餘件（組），以玉器為主。

　　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這一系列發掘，讓考古學家在良渚、瓶窯一帶相繼發掘了反山、瑤山、匯觀山墓地和祭壇，莫角山宮殿遺址等幾十處良渚文化遺址，它們共同構成了分佈密、規格高、類型多、承載不同社會屬性與功能的良渚文化遺址群，並出土了大量高等級玉制禮器，引發了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高潮。反山、瑤山被列入“七五”期間全國十大考古發現，匯觀山被評為1991年和“八五”期間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莫角山被評為1993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

　　1996年，良渚遺址被國務院公佈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發展水平最高遺址群

　　圍繞瓶窯、安溪、良渚三鎮，在幾十平方公裏的範圍內密佈的130多處遺址，組成了良渚遺址群。良渚遺址群這一概念和規劃的提出，是為方便相關遺址的保護、發掘、研究，也表明人們對良渚遺址和良渚文化的認識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

　　瓶窯鎮、良渚鎮和安溪鄉（後改為鎮）及周邊發現良渚文化遺址的範圍大約覆蓋42平方公裏——這也是遺址群概念提出後，當地最初劃定的地理區域範圍。在這個區域內，從1936年第一次發現良渚文化遺址，經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零星考古發掘，至20世紀80—90年代時，已經發現大量遺址——考古地圖上標記的“點”越來越多、越來越密集，類似於大遺址的“遺址群”概念在考古人員觀念中開始形成。

　　“遺址群的觀念表明良渚文化考古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對區域內的良渚遺址有了更為全面和整體性的認識，是對既往點狀分佈認識的一個超越。”王寧遠認為，1986年反山的發掘和1987年瑤山的發掘是比較重要的時間節點，這兩個遺址發現了高等級的良渚貴族大墓，發掘出數量眾多的高規格玉器，人們開始認識到瓶窯、安溪、良渚這一區域，在整個良渚文化區域中應具有特別高的地位。

　　隨着莫角山遺址的發掘和塘山遺址的發現，良渚文化遺址群的概念正式提出，對這一區域內，良渚遺址的認識從零星散落的遺址點擴展為遺址群——以莫角山遺址為中心，周圍幾十平方公裏內的良渚文化遺址分佈尤其密集，級別非常高，包括反山、瑤山、莫角山等目前看來最高規格的遺址。

　　這種認識一直持續到2007年之前。2007年良渚古城發現以後，人們對良渚遺址群的認識有了更為全面和綜合的視野，即以古城為中心，以功能區的視角對各處遺址進行斷定和研究。

　　以良渚古城為核心的良渚遺址群是良渚文化的一個中心，確定無疑，但目前尚不清楚其完整的控制範圍和地域範圍。

　　從目前良渚文化的考古地圖上看，除了以莫角山為中心的良渚遺址群，在浙江臨平周邊，嘉興地區的海寧、桐鄉、海鹽周圍，以及蘇南和上海等地，均較為集中的“成片”存在一些良渚文化遺址。而片與片之間，遺址的分佈較為稀疏。這樣的“片區”是否代表了當時的一個政治實體還不好判定，這些“片區”在當時是否由以莫角山良渚古城為都城的良渚古國控制也沒有相關證據，但良渚遺址群的發展水平最高是無疑的。(原文刊於【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10月16日第5版)

良渚文明：東亞早期國家形態的考古學實證

良渚文化作為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重要考古學文化，其發現與研究為探討東亞地區早期國家起源提供了關鍵性實證材料。從考古學視角觀之，良渚遺址群所呈現的社會複雜化程度，已明顯超越簡單酋邦階段，具備早期國家的基本特徵。

莫角山遺址作為良渚古城的核心區域，其大型土台建築基址與反山貴族墓葬形成鮮明等級差異，這種空間佈局深刻反映了當時已存在制度化的社會分層。特別是反山墓地出土的玉琮、玉鉞等禮器，不僅工藝精湛，更構成了獨特的禮制體系，表明良渚社會已發展出一套完整的權力象徵系統。

從聚落考古學角度分析，良渚遺址群以莫角山為中心，外圍分佈着規模不等的次級聚落，這種"中心-邊緣"的空間結構，配合水利系統等公共工程的修建，充分證明當時已存在區域性的資源調配與社會管理能力。這種組織形態與傳世文獻中記載的"夏禹治水"等傳說可互為印證，為中華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物質文化層面的重要參照。

當前國際學術界對"文明"標準的討論已逐漸擺脫西方中心論，良渚遺址所展現的城市規劃、禮儀制度等要素，為重新定義東亞早期文明形態提供了關鍵性案例。其歷史意義不僅在於將中華文明起源時間前推，更在於揭示了文明形成的多元路徑。

良渚文化：東亞早期國家形態的考古學實證

良渚文化遺址群的發現，為我們理解東亞地區早期國家形成提供了關鍵性實證材料。從考古學視角審視，良渚社會已呈現出複雜社會組織的典型特徵，其文明發展程度遠超既往認知。

一、空間規劃與權力中心
莫角山遺址作為良渚古城的核心區域，其建築基址規模與佈局具有顯著的政治象徵意義。考古數據顯示，該區域存在面積達30萬平方米的人工土台，其上發現大型夯土建築基址7處，最大者面積逾900平方米。這種大規模公共工程的實施，需要高度組織化的勞動管理體系，暗示着當時已存在具有強制力的公共權力機構。

二、社會分層與禮制體系
反山墓地出土的隨葬品差異，直觀反映了良渚社會的等級分化。12號墓出土的"琮王"重達6.5公斤，其神人獸面紋飾與後世商周青銅器饕餮紋存在明顯承繼關係。玉器製作所需的專業化分工及遠距離玉料獲取（部分玉料證實來自江蘇溧陽），表明當時已形成跨區域的資源調配網絡。

三、水利工程與技術水平
最新考古發現證實，良渚古城外圍存在由11條堤壩組成的水利系統，控制範圍達100平方公裏，部分壩體使用"草裹泥"工藝，其技術成熟度令人驚嘆。這類大型水利設施的建設與維護，需要精確的測量技術和高度的社會組織能力，為早期國家形態的存在提供了技術層面的佐證。

四、文字雛形與符號系統
良渚陶器上的刻劃符號已發現600餘個，其中部分符號在不同器物上重複出現，顯示出一定的系統性和表意功能。雖然尚未形成完整文字體系，但這些符號很可能是漢字形成前的重要發展階段，為探討東亞文字起源提供了關鍵線索。

良渚文化的發現，改寫了中國文明起源的時間坐標。其社會複雜程度表明，在傳說中的夏王朝之前，長江下游地區已率先進入早期國家階段。這一認識不僅填補了考古學序列的空白，更為理解東亞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提供了新的理論支點。對良渚文化的深入研究，將持續推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向更縱深的領域發展。

良渚文化：東亞早期國家形態的考古學觀察

良渚文化作為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重要考古學文化，其發現與研究為我們理解東亞地區早期國家形成提供了關鍵性實證材料。從考古學視角審視，良渚社會已呈現出複雜社會分層的典型特徵。

莫角山遺址的考古發現具有特殊意義。這座人工堆築的巨型土台，東西長約670米，南北寬約450米，總面積達30萬平方米，土方量逾200萬立方米。如此規模的土木工程，需要高度組織化的勞動管理體系，暗示着當時已存在超越部落聯盟的社會組織形式。考古材料顯示，莫角山台基上發現的大型建築基址，其柱洞直徑達0.6-1米，表明此處可能存在禮儀性建築群，這與社會複雜化進程中的權力中心化現象相吻合。

反山墓地出土的隨葬品差異，為研究良渚社會分層提供了直接證據。M12號大墓出土的"琮王"重達6.5公斤，玉器總數達647件，而小型墓葬僅見數件陶器。這種喪葬制度的顯著差異，反映了嚴格的社會等級劃分。值得注意的是，玉琮上的神人獸面紋飾在不同等級墓葬中均有發現，但工藝精細度存在明顯梯度，暗示宗教權力與世俗權力的結合。

從聚落考古學角度觀察，良渚古城面積約290萬平方米，城牆基部寬達40-60米，外圍水利系統延綿11公裏。這種大規模公共工程的營建，需要長期的食物剩餘積累和專業化分工。考古發現的碳化稻米堆積，僅池中寺一處就達20萬公斤，證實了當時發達的稻作農業經濟基礎。

良渚文化的衰落原因仍存學術爭議，但最新環境考古數據顯示，約公元前2300年左右，該地區出現顯著的氣候波動事件。沉積物分析表明，這一時期太湖平原可能經歷了多次洪水侵襲，這與良渚文化晚期遺址的突然廢棄存在時間關聯。這一現象為理解早期複雜社會應對環境壓力的脆弱性提供了重要案例。

良渚文化的考古發現，不僅改寫了中國早期文明的時間坐標，更以其完整的城市體系、水利工程和禮儀制度，展現了東亞地區早期國家形成的獨特路徑。這些物質遺存所反映的社會複雜化程度，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提供了關鍵性實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