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展示獨特文明發展路徑

距今5000年前後，以城市的出現和發展為主要標誌，世界各地相繼進入文明時代。世界最早的城市出現在兩河流域，之後在埃及、印度河流域也相繼出現，被稱為人類發展的“城市革命”，以城市為中心的複雜社會逐漸形成。

　　同一時期，包括良渚文化在內的中國各地興起的文明形態，也先後湧現出一系列城市，成為進入文明時代的標誌之一。這些城市既是當時的政治、軍事中心，也是宗教、文化中心，有的還成為集王權和神權於一體的都城。

　　有學者認為，現有考古學證據證明，良渚文化屬於中國的古國時代，在中華文明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連續性文明發展模式的進程中，向世人展示出不同於其他文明形成的獨特的發展道路。　　

　　良渚文化玉器呈現系統化、禮儀化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論述道：“文明時代是社會發展的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分工，由分工而產生的個人之間的交換，以及把這兩者結合起來的商品生產，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完全改變了先前的整個社會。”

　　良渚文化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得到很大提升，以農業和手工業發展為基礎，社會形態顯著變化，產生了明顯的社會分工和等級分化。

　　在生產力發展方面，目前各地良渚文化遺址中普遍發現石犁，說明農業已經發展到犁耕階段，人們開始利用石犁耕種土地、種植水稻等糧食和其他果蔬。農業工具的功能已經細分，有耕種的，有收割的，成套的農業工具已經形成，而在黃河流域等地區，同時期的農業工具還沒有成套的。犁耕農業的出現大大提高了農業經濟發展的水平。

　　在手工業上，良渚文化在陶器和玉器製造上顯示出突出的成就，絲織物和麻織物也已經出現。有學者研究表示，良渚人不但能夠根據需要燒造出各式各樣的陶器，還在製作中融入原始的審美觀念，以動物造型或線條和色彩作為裝飾，這種現象必然以社會成員認知、審美能力的普遍提升為基礎。

　　良渚文化遺址貴族大墓中發現了數量龐大、製作精美的玉器，是與其他時期、其他地區的考古發現最顯著的區別之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寧遠表示，無論是從器形、器類的數量和種類的豐富程度，還是從玉器和紋飾製作工藝的精細程度看，良渚人對玉器的加工和製造，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代表了中國史前階段的最高成就。

　　王寧遠認為，良渚文化中的玉器是系統化、禮儀化的，不同的玉器承載不同的功能。在良渚文化消亡以後，良渚文化中的玉器傳統還超越了太湖流域的範圍，廣泛流傳到我國以至世界其他地區。東方人崇尚“玉”的觀念形成過程中，良渚人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墓葬規模反映等級分化日益明顯

　　恩格斯還這樣認為：“第一次社會大分工，在使勞動生產率提高，從而使財富增加並且使生產場所擴大的同時，在既定的總的歷史條件下，必然帶來奴隸制。從第一次社會大分工中，也就產生了第一次社會大分裂，即分裂為兩個階級：主人和奴隸，剝削者和被剝削者。”

　　在良諸文化的眾多遺址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等級分化現象。

　　福泉山等高台墓地頂部的墓葬一般規模巨大、為貴族所有，隨葬有大批玉、石、陶製禮器，有的還發現了殉葬、祭祀等跡象；處於高台較低處或平地上的墓葬，一般規模較小，隨葬品也較少。

　　“關於良渚文化時期的等級分化，最直觀的反映是墓葬材料。”王寧遠認為，墓葬材料是保存相對完整、相對獨立的一個單元。從目前發掘的墓葬看，明顯地分成最高貴族、一般貴族、平民等若干等級。從隨葬品看，普通人的隨葬品多以一般的石制工具、武器為主，貴族的隨葬品多是玉質禮儀性用品。

　　從居住地看，良渚普通民居和墓葬大都以幾戶至幾十戶的數量集中分佈在較小的土台上，高度一般在兩三米，單體規模約十米見方，人去世後就埋在土台上、房屋的外面。而莫角山及三座大型宮殿形建築的體量已經遠遠超越其基礎功能和普通人的實際需求，更多是一種居住和使用者與眾不同、俯視眾生、卓爾不群的權威的象徵。

　　再從良渚古城的佈局看，三座宮殿形建築的高度最高，高於莫角山，莫角山的高度高於城牆，城牆又高於外郭等居住地；四周的建築物圍繞莫角山，將莫角山置於中心位置。

　　同時，反山、瑤山、匯觀山等作為王陵墓地與祭壇，是在莫角山之外單獨堆成的土台，這與普通人的做法迥異。

　　玉禮器、大型祭壇、城市展現文明發展獨特性

　　良渚文化不僅是中華文明的曙光，而且已進入史前文明發展的成熟階段，跨域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的分水嶺。

玉飾品

　　在經濟發展和社會分工的基礎上，良渚文化時期的人們有了構築大型城市建築的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掌權者有了私有財產，並以權力為基礎調動大量人力和物力建築規模巨大、功能完備的城市，作為政治、宗教中心。

　　城市的出現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重要標誌之一。良渚古城城市結構清晰、規模宏大、規劃系統，其發現將人們對良渚文化的認識向前推進了重大一步。在這裏，貧富懸殊、階級出現，宗教與政權合一的國家和政權組織初步形成。

　　同時，在良渚文化的一些玉器和陶器上，還出現了為數不少、形體接近早期文字、部分按照一定次序排列的刻畫符號。

　　關於文明的標準，傳統上引用西方的說法較多，包括城市出現、文字產生和國家制度建立，有的學者還認為應加上金屬冶煉。

　　不少學者認為，這樣的標準有待商榷，特別是放在中華文明起源的進程中時。

　　“如果嚴格按照這種標準，良渚文化是沒有金屬冶煉的，目前也不能說已經有了成形的文字，只能說發現了向文字發展的圖文符號。”王寧遠表示，良渚文明以玉禮器、大型祭壇、城市三個物化形態和神權、王權、古禮三項非物化形態為主要文明特徵，它有別於一般文明形成所要求的要素和標準，展示了中華文明的獨特發展路徑。(原文刊於【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10月16日第5版)

【良渚文明發展路徑的禮制特質與文化意義芻議】

拜讀貴帖所述良渚文明研究成果，深感此議題對於理解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筆者試從禮制文明視角，對良渚文化的獨特性略陳管見。

一、城市文明的禮制維度
良渚古城遺址展現的"宮城-王城-外郭"三重結構，與【周禮·考工記】"方九裏，旁三門"的記載存在理念呼應。其水利系統與祭壇、墓葬的精密配置，印證了【禮記】"禮者，天地之序也"的治理哲學。這種將自然秩序與社會等級制度化的實踐，較之兩河流域的城邦文明更凸顯"天人合一"的文明特質。

二、玉器系統的禮器屬性
良渚玉琮的"天圓地方"形制，與【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的記載形成跨時空對話。反山墓地出土的"琮王"重達6.5公斤，其神人獸面紋飾的毫米級雕刻精度，實為【詩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禮器製作傳統的先聲。這種將精神信仰物化為禮器的實踐，構成了區別於美索不達米亞青銅文明的獨特路徑。

三、生產體系的禮制基礎
良渚石犁的普及印證了【周易】"斫木為耜，揉木為耒"的農具演進史。值得注意的是，其玉器作坊的標準化生產與陶器上的刻劃符號，暗示着【尚書】"百工惟時"的專業分工已具雛形。這種以禮制需求驅動技術進步的模式，與恩格斯所述"分工-交換"的西方文明演進邏輯存在本質差異。

四、文明連續性的啟示
良渚文化雖在約4300年前衰落，但其玉禮器系統在商周青銅禮器中獲得轉化，水利工程技術見載於【禹貢】，這種"器以藏禮"的傳承機制，正是張光直先生所言"中國文明連續性"的典型例證。較之古埃及、蘇美爾文明的斷裂，良渚模式更彰顯出禮制傳統對文明韌性的塑造作用。

結語：
良渚文明所呈現的"技術-制度-信仰"三維一體的發展路徑，為重新審視全球文明起源理論提供了東方樣本。其以禮制整合社會資源的治理智慧，至今仍可於【論語】"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治國思想中覓得迴響。此中深意，值得學界繼續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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