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胡文怡寫的【認識夏鼐】的最後一節是【考古學泰斗的科技夢】，裡面主要講述了夏鼐先生領導創建碳十四實驗室的故事。在夏鼐先生的領導下，考古研究所自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創建碳十四實驗室以來的20多年裡，學科布局逐漸拓展，同時與其他科研和教學機構合作，在環境考古、人骨考古、動物考古、植物考古、食性分析、冶金考古、陶瓷器的科技考古等諸多領域都有探索、有研究、有成果。1983年，夏鼐先生對未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提出6點期望，其中的第3點就是要繼續將自然科學方法引入到考古領域中來，以解決考古學問題。夏鼐先生作為中國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和組織者，規劃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學科布局；作為中國考古學的領軍人物，從理論方面論述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主要內容並把握研究的核心問題；作為大學問家，親自開展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的研究及科技史研究等。一位學術大師的大思考、大決策、大舉措、大手筆在此可見一斑。
自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到現在，60多年過去，中國的科技考古事業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日前參加中央民族大學第三屆“交流與互動——民族考古與文物學術研討會”，給胡耀武教授做的【同位素視角下青銅和鐵器時代新疆地區的粟作農業】、陳建立教授做的【早期秦與西戎冶金考古研究】、任萌博士代表楊益民教授做的【新疆吉爾贊喀勒墓地拜火教火壇內壁燒灼物的科技分析】、唐自華博士做的【帕米爾高原吉爾贊喀勒墓地的外來人口和文化交流】、蔣洪恩博士做的【早鐵器時代中亞先民對大麻的認識和利用】等報告進行點評。上述這五個報告都是科技考古研究人員的最新探索。他們依據將今論古的思路，藉助於科技檢測和分析，有針對性地獲取我們肉眼無法觀察到的信息，在此基礎上，結合考古學背景，科學地研究農業傳播、冶金術的發展、宗教信仰、人群交流等問題，這些都是與人的行為有關的問題，都是考古學的問題。把這些認識與人工遺蹟和遺物的研究綜合到一起，對於我們認識西北地區乃至中亞地區的古代文化都是十分有益的。考古學要真正成為歷史科學的兩個組成部分之一，上述這些報告所代表的研究領域是不可或缺的。從事科技考古的人員應該更多地考慮在考古學研究的思路指導下，開展自己的研究，把具體遺址或區域的各類科技考古研究成果與這些遺址所屬的考古學文化或這些區域所包含的考古學文化的狀況結合到一起，歸納其特徵並探討其緣由，即圍繞具體研究對象的出土背景及考古學的研究目的，綜合思考研究結果，給出科學的解釋。不但要知其然，還要力爭知其所以然。
從邊疆地區或西北地區這樣一個地區着眼做研究是以地域為範圍進行探討，從秦人或西戎等一類人群着眼做研究是以族群為單位進行分析，這些研究都需要繼續推進。要進一步把研究推向深入，2014年出版的【二里頭】包含的應用科技考古多個領域的研究方法聚焦河南省偃師縣二里頭遺址的實踐和成果亟待推廣。我們從事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員要嘗試着針對一個個具體遺址開展各個角度的研究。即探討單個遺址的絕對年代、自然環境狀況、當時人的體質狀況、健康狀況、當時人的生業狀況、手工業狀況和上層建築的相關狀況等。在考古學研究中，這類科技考古的多角度的基礎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在多個遺址、多角度研究的基礎上，再做更高一個層次的比較研究，才能取得更加科學、更加紮實的成果。
記得2016年9月參加北京大學的“考古與科學學術討論會”，主題是考古與科學（科技），探討這兩者是與生俱來的盟友，還是若即若離的夥伴。主持會議的吳小紅教授專門邀請著名考古學家李伯謙先生、國內長期從事科技考古研究的陳鐵梅先生和王昌燧先生、國際考古界的兩本著名雜誌Archaeometry（【科技考古】）和Journe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考古科學雜誌】）的兩位主編和多位國外學者到會發表高論，中外學者都闡述了十分有見地的認識。我認為，“與生俱來的盟友”或“若即若離的夥伴”都僅僅代表了考古學與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結合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如果一直局限在“與生俱來的盟友”的框架內，考古學就不可能真正成為歷史科學的兩個組成部分之一。因為盟友是一種特殊的關係，保持這種關係的各類研究人員不可能完全結合在一起，真正實現按照考古學的思路確立的研究目標。而如果變為“若即若離的夥伴”關係，考古學是沒有前途的，這種分分合合的狀態必定限制學科的發展。我們今後的方向應該是科技考古逐步融入考古學之中，在考古學研究目的和思路的指引下，科技考古將成為進行各類考古學思考和實踐的重要有機組成部分。
從這個層次上考慮問題，在具體遺址開展工作的時候，頂層設計就十分重要。我們的考古研究人員要擔當起總設計師的重任，除田野發掘之外，要針對遺址的具體狀況，組織相關科技考古領域的研究人員，參與發掘和研究，這是當前正在形成的良好開局。
我在這裡想強調的是另一方面，即從事科技考古的人員要想真正有所作為，在考古學研究中充分發揮自己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應該努力學習和完善考古學及相關學科的知識，積極參與考古發掘實踐。1996年我在膠東半島進行貝丘遺址環境考古研究時，就是由我擔任發掘領隊，和焦天龍、梁中和、賈笑兵等考古研究人員一起，通過對一個個遺址的調查、試掘和關鍵柱採樣等，獲取原始資料，並在此基礎上開展深入研究，最終取得優異成果的。陳全家、何錕宇等不少學者都是自己主持工地或較長時間奮戰在發掘一線上，同時也開展動物考古研究，他們取得的成績也是有目共睹的。我的多位從事動物考古學研究的國外合作夥伴，除了具備動物考古學研究的獨門功夫之外，自己都主持發掘工地，圍繞本人的研究目的，從具體遺址的發掘入手，開展綜合研究。當然，鑑於當前國內科技考古各個領域的研究人員的學科背景以及繁重的科研任務，大多數研究人員還不是十分熟悉考古發掘的技術和流程，若現在就要考慮參與發掘，為時尚早，更不用說主持考古發掘了。實現這個目標還需要一個相當長期的學習、實踐和提高的過程。
綜上所述，面對當前以考古學研究的目的和思路為指導，開展自己具體的科技考古研究；認真探討如何聚焦單個遺址，進行多角度的科技考古研究；展望將來能夠參與或獨立主持考古發掘；始終思考如何在真正實現考古學成為歷史科學的組成部分中發揮自己的獨特作用；科技考古研究人員重任在肩。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於：【中國文物報】2017年6月16日6版）
來源：中國考古網韓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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