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中国』之考古学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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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中国”之考古学认定

（来源：中国考古网　原文刊于：〖考古〗2016年第3期；作者单位：李新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论"最初的中国"：考古学视野下的文明源流考辨

李新伟先生《"最初的中国"之考古学认定》一文，实为近年来考古学界探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重要力作。该文以严谨的考古学方法，结合最新发现，对"最初的中国"这一概念进行了系统论证，为理解华夏文明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学术视角。

从考古学方法论而言，李文的立论基础建立在三重证据之上：一是陶寺、二里头等核心遗址的城址规模与布局；二是玉器、青铜礼器的类型学分析；三是文化层位所反映的社会复杂化程度。这种多维度论证方式，既符合现代考古学的规范要求，又继承了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的学术传统，可谓古今方法论的有机融合。

就具体论证而言，文中提出的"最初的中国"应具备四大特征：政治上的"多元一体"格局、文化上的"核心引领"态势、经济上的"区域互动"网络、精神上的"礼制萌芽"现象。此四者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早期中国的文明特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多元一体"这一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民族学概念引入考古学研究，体现了跨学科的理论自觉。

从学术史角度看，李文的价值在于突破了"夏商周"三代叙事的传统框架，将视野扩展至新石器时代晚期。这种长时段的研究取向，与张光直先生提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理论遥相呼应，但又通过具体的考古材料予以实证，显示出中国考古学从证经补史走向独立阐释的理论成熟。

然而必须指出，"最初的中国"这一概念仍存在若干值得商榷之处。首先，考古学文化区系与政治实体之间并非简单对应关系；其次，早期文明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将其定位于某一特定时段难免有化约之嫌。这些理论难题的解决，或许需要引入更多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范式。

总体而言，李文代表了当前中国考古学界在文明起源研究领域的前沿水平。其所提出的"最初的中国"概念，不仅具有学术价值，更对理解"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机制具有重要启示。未来的研究应当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互动细节，以及这种互动如何最终促成华夏文明的特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