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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有多本書名中包含“中國”、論及古史的著作問世，如葛兆光的【宅茲中國】、【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許倬雲的【說中國】等，筆者的【最早的中國】和【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也忝列其中。有學者認為，這顯現了當下我們社會的某種整體焦慮。這種分析是有道理的。這類著作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在切實追溯中國歷史的同時，還都在認識論上進行反思，剖析了“中國”概念的建構歷程。顯然，何為中國，既是本體論的問題，更是認識論的問題。藉此，古今中國被連接在了一起。
其中的“中國”誕生史，在近百年的時間裏，由於考古學的努力，更由於民族精神喚起的需求，被不斷地上溯、提前，進入了史前時代，也即有文字可考的時代之前。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提出，讓考古學這門看似冷僻避世的學科，又開始找回點“顯學”的感覺。正如它在百年前被引進時國人的期待一樣，要解決的是填補“古史辨”思潮蕩滌下的上古史空白，解答中國從何而來的大問題。就此而言，回觀學術史很重要。
何謂“中國文明”？中國文明在何時何地又是如何起源的？是否最早的國家在作為地域概念的中國一出現，就可以看作作為政治實體的“中國”的問世？圍繞這些問題，中國學術界百年來有過執着而曲折的探索。總體看來，兩大主線貫串其中。一是科學理性、文明認知，追求的是史實復原；二是救亡圖存、民族自覺，意欲建構國族認同。就全球範圍而言，中國是罕有的自現代考古學誕生伊始就以本國學者為主導進行考古探索的國家。這決定了中國考古學從一開始，就與探索其自身文明源流的“尋根問祖”密切相關，甚至可以說是將探索中國文明的起源——“中國”誕生史作為主要目的和任務的。本土學者與其研究對象間由親緣關係決定的、心靈間的交流與溝通，使得他們更易於理解、解讀後者，因而收穫巨大。甲骨文的成功釋讀就是一個佳例。但與此同時，他們又是在濃厚的史學傳統的浸淫下，飽含着建構民族文化認同的情感，投入到這一中國學界最大的、最重要的“尋根問祖”工程中來的。這一學術史背景或底色不能忽視。因而，對上述問題的認識，有賴於史料的不斷積累，更關涉民族情感和當代的文化認同等問題。我們還是先從對考古材料的梳理談起。
任何事物都有其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發生發展的過程，國家起源以及中國文明的形成也不例外。考古學揭示出的距今五六千年以來的東亞大陸展現了這樣的圖景。大約距今六千年以前，廣袤的東亞大陸上的史前人群，還都居住在不大的聚落中，以原始農業和漁獵為主，過着大體平等、自給自足的生活。各區域文化獨立發展，同時又顯現出一定的跨地域的共性。到了距今5500～3800年間，也就是考古學上的仰韶時代後期至龍山時代，被稱為東亞“大兩河流域”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許多地區，進入了一個發生着深刻的社會變革的時期。隨着人口的增長，這一時期開始出現了階層分化和社會複雜化現象，區域之間的文化交流和摩擦衝突都日趨頻繁。許多前所未見的文化現象集中出現，聚落形態上發生着根本的變化。如大型中心聚落及以其為核心形成的一個個大群落，城牆與壕溝、大型台基和殿堂建築、大型祭壇、大型墓葬等耗工費時的工程，隨葬品豐厚的大墓和一貧如洗的小墓所反映出的社會嚴重分化等等，都十分令人矚目。
眾多相對獨立的部族或古國並存且相互競爭。如中原及周邊的仰韶文化、石峁文化、陶寺文化、王灣三期文化，西北地區的大地灣文化、齊家文化，遼西和內蒙東部的紅山文化，山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江淮地區的薛家崗文化，長江下游的凌家灘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長江中游的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長江上游的寶墩文化等，在文化面貌上各具特色，異彩紛呈。
那是一個“滿天星斗”的時代，邦國林立是那個時代最顯著的特徵。有的學者將其稱為“古國時代”或“邦國時代”，有的則借用歐美學界的話語系統，將其稱之為“酋邦時代”。無論如何，那是一個小國寡民的時代。整個東亞大陸的面積，與現在的歐洲差不多，而當時的這些星羅棋佈的古國或部族，也和現在歐洲的樣態差不多。那麼，問題來了：它們都屬於“中國”嗎？
要說清這件事，得先捋一捋相關的概念。關於“文明”的解說五花八門，這裏無法詳細展開，但說古代文明是人類文化發展的較高階段或形態，而其標誌是“國家”的出現，應會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可。國人最熟悉的，是恩格斯的那個著名的論斷：“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
顯然，中國有5000年文明史的提法，是把這些都當成了中華文明史也即“中國”誕生史的一部分。其認知脈絡是，這些人類群團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動中，逐漸形成了一個鬆散的交互作用圈，這也就奠定了後世中華文明的基礎。隨着1970年代末期以來一系列重要發現的公佈，中國在三代王朝文明之前即已出現了城市和國家，它們是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重要線索的觀點得到了普遍認同。源遠流長，單線進化，從未間斷，成為中國學術界在中國文明起源問題上的主流看法。
這當然是有道理的。比如我們說一個人的生命長度，可以是從呱呱墜地開始到死亡，其誕生也可以追溯到母腹中的胚胎成型，也可以從精子與卵子相撞的那一刻開始算起，甚至父方或母方的誕生，也是這個生命誕生的前提。說中華文明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時代甚至舊石器時代的認識，顯然出於這樣的考慮。但這樣無限制地追溯，意義何在？同時，其認知前提是百川歸海的單線進化論，而事實果真如此嗎？甚而，在不少人心目中，一個默認的前提是，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古代遺存，理所當然就是中華文明的源頭。這樣的認識，可以成立嗎？
首先，考古學家觀察到的上述許多古國或部族，大都經歷了發生、發展乃至最後消亡的全過程，也即它們各自譜寫了完整的生命史的篇章，而只是給後起的中原王朝文明以程度不同的文化給養或影響。到公元前2000年前後，它們先後退出歷史舞台，在這些人類共同體和後來崛起的中原文明之間，有一個“連續”中的“斷裂”。這種斷裂究竟是出於天災還是人禍，原因想必多種多樣，學術界還在探索之中。在某些區域，“大禹治水”傳說中的大洪水，或許就是原因之一。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是支離破碎的古代遺存，所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事，所在多有。
如前所述，我們知道在現在的中國境內，上古時期曾有眾多相互獨立的國家並存。而顧名思義，在“國”前冠以“中”字，“中國”也就有了“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的意蘊。這同時也說明“中國”已並非初始階段的國家，顯然，它一定是一個在當時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具有排他性的核心。因而，我們也就不能說最初有多個“中國”，作為發達、複雜的政治實體的“中國”也是不能無限制地上溯的。
說到“中國”，還要捋捋這一概念的源起和演化。在出土文物中，“中國”一詞最早見於西周初年的青銅器“何尊”的銘文。而在傳世文獻中，“中國”一詞最早出現於東周時期成書的【尚書】和【詩經】等書中。“中國”一詞出現後，僅在古代中國就衍生出多種含義，如王國都城及京畿地區、中原地區、國內或內地、諸夏族居地乃至華夏國家等。“中國”成為具有近代國家概念的正式名稱，始於“中華民國”，是它的簡稱；現在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其中，最接近“中國”一詞本來意義的是“王國都城及京畿地區”，那裏是王權國家的權力中心之所在，已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輻射性的強勢文化“磁場”。其地理位置居中，有地利之便，因此又稱為“國中”、“土中”或“中原”。
那麼，究竟是什麼時候，後世“中國”的雛形或者說“最早的中國”崛起於世呢？
按古代文獻的說法，夏王朝是中國最早的王朝，是破壞了原始民主制的世襲“家天下”的開端。一般認為，夏王朝始建於公元前二十一世紀，國家級重大科研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定為公元前2070年左右。在考古學上，那時仍屬於龍山時代，在其後約200多年的時間裏，中原地區仍然處於邦國林立，戰亂頻仍的時代，各人類群團不相統屬，築城以自守，外來文化因素明顯。顯然，“逐鹿中原”的戰爭正處於白熱化的階段，看不出跨地域的社會整合的跡象。也就是說，至少在所謂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學上看不到與文獻相對應的“王朝氣象”。
與此同時，興盛一時的中原周邊地區的各支考古學文化先後走向衰落；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後，中原龍山文化系統的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也紛紛退出歷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地處中原腹地嵩（山）洛（陽）地區的二裏頭文化在極短的時間內吸收了各區域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為依託最終崛起。二裏頭文化的分佈範圍首次突破了地理單元的制約，幾乎遍佈於整個黃河中游地區。二裏頭文化的因素向四圍輻射的範圍更遠大於此。
伴隨着區域性文明中心的衰落，此期出現了超大型的都邑——二裏頭遺址。地處中原腹地洛陽盆地的二裏頭遺址，其現存面積達300萬平方米。經半個多世紀的田野工作，在這裏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城市主幹道網，最早的宮城，最早的多進院落大型宮殿建築，最早的中軸線佈局的宮殿建築群，最早的封閉式官營手工業作坊區，最早的青銅禮樂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銅器鑄造作坊、最早的綠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雙輪車的證據，等等。這樣的規模和內涵在當時的東亞大陸都是獨一無二的，可以說，這裏是中國乃至東亞地區最早的具有明確城市規劃的大型都邑。
二裏頭文化與二裏頭都邑的出現，表明當時的社會由若干相互競爭的政治實體並存的局面，進入到廣域王權國家階段。黃河和長江流域這一東亞文明的腹心地區開始由多元化的邦國文明走向一體化的王朝文明。作為廣域王權國家概念的“中國”，在前一階段還沒有形成。
要之，我們傾向於以公元前1700年前後東亞地區最早的核心文化——二裏頭文化，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二裏頭國家的出現為界，把東亞大陸的早期文明史劃分為兩個大的階段，即以中原為中心的“中原（中國）王朝時代”，和此前政治實體林立的“前中國時代”和“前王朝時代”。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大階段也恰是東亞大陸青銅時代和前青銅時代的分野。
在二裏頭時代之前的數百年時間裏，東亞大陸的多數區域，早期銅器的使用呈現出紅銅、砷銅、青銅並存的狀況。銅製品多為器形簡單的小件工具和裝飾品等生活用具，鍛、鑄均有，製造工藝處於初級階段，尚未熟練掌握合金比例。如多位學者已分析指出的那樣，東亞大陸用銅遺存的出現，應與接受外來影響關係密切。至於東亞大陸部分區域進入青銅時代的時間，依據最新的年代學研究，要晚到公元前1700年前後了。
考古學觀察到的現象是，出土最早的青銅禮容器的中原地區，也是東亞大陸最早出現廣域王權國家的地區。青銅禮器的出現和當時的中原社會，都經歷了文化交流中的碰撞與裂變的歷程。其同步性引人遐思。二者相互作用刺激，導致中原地區自公元前二千紀上半葉，進入了史上空前的大提速時代。早期中國，由此起步。那麼，是青銅禮器及其鑄造術，催生了最早的“中國”？
隨着二裏頭文化在中原的崛起，這支唯一使用複雜的合范技術生產青銅容器（禮器）的先進文化成為躍入中國青銅時代的一匹黑馬。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青銅禮器只隨葬於二裏頭都邑社會上層的墓葬中，在這個金字塔式的等級社會中，青銅禮器的使用成為處於塔尖的統治階層身份地位的標誌。這些最新問世的祭祀與宮廷禮儀用青銅酒器、樂器，儀仗用青銅武器，以及傳統的玉禮器，構成獨具中國特色的青銅禮樂文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保有祭祀特權與強大的軍力，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國家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從早期王朝流傳下來的祭天崇祖的傳統，幾千年來一直是中國人宗教信仰和實踐的主要內容。二裏頭都城規劃中祭祀區的存在，以及以青銅為主的祭祀用禮儀用器，都與大型禮制建築一樣，是用來昭示早期王朝禮制傳統的重要標誌物。由於軍事力量在立國上的重要性，青銅與玉石兵器也成為祭祀禮器和表現身份地位的儀仗用器的有機組成部分。二裏頭文化青銅禮器產品的使用範圍主要限於二裏頭都邑的貴族。也就是說，二裏頭都邑不僅壟斷了青銅禮器的生產，也獨佔了青銅禮器的“消費”即使用權。
其中，酒器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酒文化乃至它背後的禮儀制度的重要載體。作為統治階層身份地位的象徵，以酒器為中心的禮器群，成為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古代文明主要是建立在社會關係的巨變（在等級秩序下人際關係的大調整）而非人與自然關係巨變的基礎上的。而鑄造銅爵等造型複雜的酒器，至少需要精確地組合起內模和3件以上的外范，即當時已採用了先進的複合范工藝。克服其中的種種困難，最終鑄造出青銅禮器的內在動力，應當就是這一時期新興王權對宮廷禮儀的整飭。
二裏頭遺址發現的青銅鉞，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青銅鉞。鉞作為象徵軍事權威的儀仗用器，也是一種用於“大辟之刑”的刑具。甲骨文金文中“王”字的字形，像橫置的鉞，在最初應指代秉持斧鉞之人即有軍事統帥權的首領，隨着早期國家的出現，逐漸成為握有最高權力的統治者的稱號。早於甲骨文時代數百年的二裏頭都城中出土的玉石鉞，和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青銅鉞，就應是已出現的“王權”的又一個重要象徵。換言之，鉞的禮儀化是中國王朝文明形成與早期發展的一個縮影。
在早期王朝的禮器群中，爵、鉞等器種持續興盛於三代逾千年，甚至成為後世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的重要符號，箇中原因，頗具深意。
另一個可資觀察的角度是都邑的城郭形態。這一問題上的權威觀點是，城牆是構成都城的基本政治要素，不存在沒有城牆的都城。通過對以先秦至秦漢時期為中心的都城發展歷程的初步考察，筆者認為整個中國古代都城史可以依城郭形態的不同，劃分為兩個大的階段，即防禦性城郭階段和禮儀性城郭階段。在自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都邑二裏頭至曹魏鄴城前近兩千年的時間裏，龐大的都邑不設防，有宮城而無外郭城，是都城空間構造的主流，這一現象可以概括為“大都無城”。在二裏頭、殷墟、周原、豐鎬、洛邑、秦咸陽、西漢長安和東漢洛陽等一系列都邑中有清晰的顯現。這與廣域王權國家強盛的國勢及軍事、外交優勢，作為“移民城市”的居民成分複雜化，對都城所處自然條件的充分利用等，都有一定的關聯。處於都城發展史早期階段的防禦性城郭的實用性，導致城郭的有無取決於政治、軍事、地理等諸多因素，“大都無城”的聚落形態應即這一歷史背景的產物；而後起的帶有貫穿全城的大中軸線、實施裏坊制的禮儀性城郭，因同時具有權力層級的象徵意義，才開啟了漢代以後城、郭兼備的都城發展的新紀元。
在這一早期中國都邑佈局的演變過程中，最令人矚目的是二裏頭時代的到來，這是“大都無城”傳統的肇始。如上所述，二裏頭遺址是迄今可以確認的中國最早的具有明確規劃的都邑，其佈局開中國古代都城規劃制度的先河。但在逾半世紀的田野工作中，卻一直沒有發現圈圍起整個二裏頭都邑聚落的防禦設施，僅知在邊緣地帶分佈着不相連屬的溝狀遺蹟，應具有區劃的作用。
如果將二裏頭時代的聚落形態與更早的龍山時代作比較，可知前者最大的變化，一是中心聚落面積的大幅度提升，由龍山時代的10餘至數十餘萬平方米，擴大至300萬平方米；二是基本上摒棄了龍山時代普遍築城的傳統，代之而起的環壕成為這一時代的主流防禦設施。
由對考古材料的分析可知，進入二裏頭時代，聚落內部社會層級間的區隔得到強化，而與此同時，對外防禦設施則相對弱化。從聚落形態的角度看，二裏頭都邑是“大都無城”的一個最早的典範。究其原因，不能不考慮到都邑內的居民。二裏頭可能是最早集聚了周邊人口的中心城市，其人口由眾多小規模的、彼此不相關連的血親集團所組成，這種特徵又與其後的殷墟和西周時代的都邑頗為相近。而廣域王權國家則是從二裏頭時代至西周時代社會結構上的共性。以“大都無城”為主要特徵的都邑聚落形態與早期王朝階段社會結構上的關聯性，值得進一步探究。顯然，“大都無城”，是前中國時代終結、最早的“中國”初興的一個重要的標誌。
要之，以二裏頭時代為界，東亞大陸的國家起源進程呈現出非連續性和多歧性。以良渚、陶寺、石峁文明為代表的龍山時代眾多區域性邦國文明，各領風騷數百年，最終退出了歷史舞台。它們走完了其生命史的全過程，而與後起的中原青銅文明僅有或多或少的間接關係，這就使東亞大陸的國家起源進程呈現出“連續”中的“斷裂”的態勢。這是我們把東亞大陸國家起源進程劃分為兩大階段的重要依據。
通觀東南良渚的水城、中原陶寺的土城、西北石峁的石城，都是因地制宜、適應環境的產物，它們也的確都是區域性文明；這與“大都無城”的二裏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它們所擁有的“前銅禮器群”還看不到像以二裏頭為先導的中原王朝禮器群那樣嚴格的禮儀規制尤其是重酒的禮器組合。而以軟實力見長的二裏頭，顯然通過社會與文化的整合具有了“普世”的魅力，在眾多族群的膜拜與模仿中擴大了自身的影響，其範圍遠遠超出了中原地區。更為重要的是，它的文明底蘊通過二裏崗時代、殷墟時代乃至西周時代王朝間的傳承揚棄，成為中國古代文明的主流。
當然，對這一曲折而複雜的歷史進程之細節的把握，還有待於今後的田野考古工作和相關的整合研究。（文章來源：新浪博客＠考古人許宏 原文刊於【讀書】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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