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侯陵墓考古视野下海昏侯刘贺墓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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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王侯陵墓考古视野下海昏侯刘贺墓的观察

（来源：中国考古网　作者：白云翔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海昏侯墓考古发现与西汉王侯葬制的礼制重构

海昏侯刘贺墓的考古发现，为研究西汉中晚期王侯葬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从考古学视角观察，此墓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其一，墓葬形制虽遵循诸侯"黄肠题凑"之制，却呈现出明显的规格降等；其二，随葬品组合中大量实用器与明器并存，反映了特殊政治身份下的葬仪调整；其三，墓园建筑布局兼具昌邑故制与豫章新规的双重特征。

与满城汉墓、大葆台汉墓等西汉早中期诸侯王墓相比，刘贺墓的椁室面积缩减近半，原应五层的题凑木减为两层，此乃文献"削藩"政策在葬制上的具体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墓中出土的10余吨五铢钱与大量金器，表面看是财富的炫耀，实则暗含被废诸侯"不得预政，唯得衣食租税"的特殊境遇。这些货币并非流通状态的储藏，而是作为"赙赠"的丧葬专用品，印证了《仪礼·既夕礼》"币帛精粗有数"的记载。

墓中出土的孔子屏风与《礼记》简牍尤具深意。屏风所绘孔子形象，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孔子画像，其题记内容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暗示西汉中期儒家经典的文本流动状态。而《礼记》简的出土位置在棺椁之间，恰合《后汉书》"敛以时服，置诸子经方"的记载，体现了"以礼正葬"的观念实践。

从丧葬考古学方法论考量，刘贺墓的特殊性在于它同时承载着诸侯王与列侯的双重葬制记忆。其车马坑配置沿用王制，而乐悬制度则降为列侯标准，这种"二元性"正是西汉中期礼制变革的缩影。墓中出土的"昌邑九年"漆器与"海昏"铭文器物并存，生动展现了刘贺从昌邑王到海昏侯的身份转换过程。

海昏侯墓的考古价值，不仅在于填补了《汉书》关于废帝记载的细节空缺，更在于它提供了礼制文本与考古实物的双重证据。其葬制既遵循着"诸侯七月而葬"的时间规制，又在空间布局上体现出"既贬且尊"的特殊处理，堪称西汉政治变迁的立体标本。未来研究若能结合洛阳尹屯壁画墓、长沙马王堆汉墓等对比材料，或可进一步揭示西汉王侯葬制中"正礼"与"变礼"的互动关系。

西汉王侯陵墓制度嬗变中的海昏侯墓制式考辨

海昏侯刘贺墓的发掘，为研究西汉中晚期王侯葬制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从考古类型学角度观察，该墓呈现出"逾制"与"从简"并存的特殊形态，折射出昭宣时期政治生态对丧葬制度的深刻影响。

一、墓葬形制中的政治隐喻
刘贺墓采用"甲"字形竖穴土坑木椁墓，符合《周礼》"诸侯五重"之制。然其墓道偏居东侧，异于常规南北轴向，此非常制。考《汉书》载刘贺"行淫乱"，被废为海昏侯，墓道偏斜或为贬谪身份的象征性表达。墓室分藏椁、车马库、乐器库、酒器库等七区，表面遵循诸侯礼制，实则各库面积较长沙马王堆汉墓缩减近半，此"形全而量削"的布局，恰是政治失势者在葬仪上被迫妥协的实物见证。

二、随葬品组合的礼制张力
出土金器达478件，总重超115公斤，其中麟趾金、马蹄金为宣帝特赐，属"赗赠"制度体现。然与满城汉墓相比，玉器仅见剑璏、带钩等小件，缺玉衣、九窍塞等诸侯标配。这种"金丰玉俭"现象，既反映汉代"黄金为上币"的财富观念，更揭示被废诸侯在葬玉制度上的资格剥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墓中《礼记》《易经》等儒家简牍与六博棋具同出，构成对墓主"不好书术而乐逸游"史载的实物反证。

三、空间叙事中的身份重构
外藏坑出土真车马5辆，合乎"诸侯驾五"之制，但车器多铜质，较梁王墓金缕饰件降等。车马坑与主墓分离的布局，既延续文景时期"虚位葬"传统，又通过降低规格实现政治避讳。墓园建筑基址呈"回"字形双垣结构，其外垣边长仅列侯级别，内垣却达诸侯尺度，这种"外抑内扬"的空间策略，实为刘贺家族在皇权压制下对身份记忆的曲折保留。

海昏侯墓的考古学意义，在于其揭示了西汉爵位制度弹性空间下的葬仪调适。当政治身份发生剧变时，墓葬形制既不能完全摆脱制度约束，又必须进行相应变通。这种"制中有变"的丧葬实践，成为我们理解汉代"刑德并施"政治哲学的物质载体。其价值不仅在于补史证史，更提供了观察中国古代"礼与权力"博弈关系的典型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