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駑·玉器能充當貨幣嗎 齊家玉器功能解讀新思路

　　距今4300—3800年間，在今甘肅、青海東部、寧夏南部、內蒙古騰格里沙漠地區，分布著一支以甘肅廣河齊家坪遺址命名的齊家文化。齊家文化生業經濟是農業、畜牧業、商品貿易混合模式。齊家文化玉器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逐步進入學術界和收藏界的視野，聲名鵲起。

　　玉器成爲一般等價物的可能性

　　齊家文化玉器有較爲顯著的特點，第一是數量龐大，據不完全統計目前總計約3500餘件。第二，大部分爲採集和徵集品，相當一部分並非出自居址和墓葬，也未見得就是宗教祭祀遺蹟，而可能是市場、財富窖藏、製作作坊等以往我們忽視的其他類型與商品經濟有關的遺存。第三，有明確的分布區，主要流通於甘肅、青海、寧夏等齊家文化分布區，其中以甘肅地區爲中心。但是，齊家文化玉器與晉陝蒙地區的石峁集團玉器和晉南陶寺文化玉器有著許多共通之處。第四，器類以片狀和條形器爲主，如鉞、斧、戚（長條形平刃兵器）、錛、刀、鑿、璧、環、琮、璋、圓片玉、籌，等等。此外，還有數量豐富的玉料（條形料和邊角料）、玉芯（琮芯和璧芯）等。裝飾品包括鐲、管、臂釧。第五，絕大多數玉器素面。第六，絕大多數玉器製作工藝比較粗糙。

　　以往，學術界多從宗教祭祀和禮制用玉的角度解讀齊家文化玉器的功能。但若仔細分析上述齊家文化玉器的各種特點，均不能有力地佐證齊家文化玉器主要用於宗教祭祀。更爲關鍵的是，幾乎沒有一例玉器有著宗教祭祀遺存的背景關係。因此，齊家文化玉器功能還可以從其他角度進行解讀。考古學家朱乃誠曾認爲，甘肅武威皇娘娘台墓地內隨葬的200多件玉石璧可能就是原始貨幣。這一視角值得重視。

　　齊家文化分布於河套地區，跨越農業區、牧業區、農牧交錯帶，有玉礦資源，加之河套地區的地理通道區位，決定了其商品經濟的地理區位。比照西亞考古發現與研究發現的商品交易相關用器，可以推測，甘肅永靖縣齊家文化大何莊出土的石“紡輪”、小骨璧等，均應爲商品交換記帳的算籌。大何莊遺址出土的所謂“紅陶鈴”，當爲“陶籌或石籌的封泥球”。甘肅臨潭縣陳旗磨溝M247：1“石權杖頭”，應當爲衡器石權。甘肅武威皇娘娘台出土的骨貝，顯然是印度洋子安貝（貨貝）的模型，即子安貝仿製品“代幣”。

　　這是我們從一般等價物的角度，來分析齊家文化玉器功能的經濟基礎。因爲河套地區乃至中原地區，在多種生業的族群、考古學文化之間的商品交換過程中，會出現對於商品價值判斷的差異，越來越阻礙常規的、多種商品交換的成功率。因此，一般等價物便應運而生。在金銀等貴重金屬進入東亞之前，距今4300年至4000年間，銅器和銅料以及子安貝可供提供的數量過少，也難以承擔大規模商品交換經濟行爲中的一般等價物的職能。

　　同時，東亞地區自3萬年前以來，一直存在著對玉器的崇拜。這種玉器的價值觀被齊家文化、石峁集團、陶寺文化所接受，成爲牧業族群、商人集團、農業族群之間認同的商品價值觀。而且，玉器製作凝結了更多的社會勞動時間，加之齊家文化玉礦的壟斷性、玉質的稀缺性和耐久性，更適於暫時替代貴重金屬作爲一般等價物來衡量其他商品的價值。

　　玉器貨幣功能完備

　　目前，學界對於齊家文化玉器貨幣功能的探索才剛剛開始，還有許多具體問題有待今後的相關考古資料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進行深入探索。

　　1. 齊家文化玉器一般等價物的價值尺度。

　　政治經濟學原理認爲，一般等價物（即貨幣）所具有的商品價值衡量職能，要求貨幣適應各種規模的商品交換的規格，俗稱面值。

　　由於齊家文化玉器比重爲1.5—4.7，因而決定了玉器作爲貨幣不可能依據重量，只能憑藉長度或直徑作爲價值衡量的尺度。基於此，筆者分析了甘青地區出土和採集的有詳細尺寸統計資料的300件（不包括玉裝飾品）齊家文化玉器（【玉澤隴西：齊家文化玉器】，北京出版集團公司2015年版），按照厘米統計長度，考慮到製作的工藝誤差與流通過程中的損耗，因此保留小數點後一位，將齊家文化玉器分爲八個等級。

　　齊家文化特級玉幣長度達50厘米以上，約占齊家文化玉器總數的1%，僅見大型玉刀2件、大玉璋1件，出自古浪峽口、牛門洞、上孫家寨遺址，均非齊家文化的中心聚落，應是流散後的巨額面值的貨幣，基本不用於市場流通。

　　I級玉幣長約35—40厘米，約占總數的1%，器類爲大刀和小孔璧。大致推測是流散後的不常流通的大額面值貨幣。I級與特級在長度上有著明顯的差異。

　　II級玉幣長約27.5—34.5厘米，約占總數的4%。器類以戚爲主，小孔璧次之，大刀最少。這是在商品交換中不常用的大面額貨幣。

　　III級玉幣長約20—27厘米，約占總數的9%。以璧（小孔璧、聯璜璧、異形璧）爲主，其次是戚，玉料占第三位。大約是比較常用的較大面額貨幣。

　　IV級玉幣長約15—19.5厘米，約占總數的12%。以璧爲主，戚占第二位，其他依次爲鑿、琮、鉞和中型玉璋、玉片、玉料和中型刀，是比較常用的中等面額的貨幣。

　　V級玉幣長約10—14.5厘米，約占總數的28%。以璧爲主，玉質工具（斧、鑿、錛）躍居第二位，其餘依次爲鉞、琮、璜、玉料，環和小刀最少，是流通量非常大的小額貨幣。

　　VI級玉幣長約5—9.5厘米，約占總數的41%。器類更爲龐雜，玉料（玉片、璧芯和琮芯）獨占鰲頭，工具類同璧和琮並列第二位，其餘依次爲環、璜、圓片玉算籌，是流通量最大的一個貨幣單位，器類以玉料爲主，類似明代的散碎銀子。

　　VII級玉幣長約2.5—4.5厘米，僅占齊家文化玉器總數的4%。器類仍以玉料占絕對優勢，其次爲圓片玉算籌，鑿最少，是最小單位的“零錢”，使用的機會並不多。

　　2.齊家文化玉器的流通功能。

　　貨幣的流通手段職能是指貨幣充當商品交換媒介的職能。儘管我們尚不能找到齊家文化玉器作爲商品交換媒介的直接考古證據，但是我們根據一些遺址中玉器的考古存在背景關係，可間接推測其商品交換的媒介功能。

　　如武威皇娘娘台M24爲一男二女成人合葬墓，隨葬陶器6件、銅錐1件、玉石璧1件、綠松石珠飾數枚。其中，玉石璧原本爲貨幣，可以作爲交換陶器、銅器、人口（買來的女奴陪葬）的媒介。再如，張掖黑水國遺址是一處齊家文化的專業化銅冶鑄遺址，出土VI級玉幣5件，其中玉斧3件、玉料1件、玉戚1件，表明黑水國冶鑄遺址出土的玉幣很可能主要用於礦石、銅料、冶鑄工藝材料、工匠勞動力、工匠基本生活資料、銅器產品等之間交易的媒介。故而，幣器類以生產工具斧爲主。

　　3.齊家文化玉幣的貯藏手段。

　　貨幣的貯藏手段職能，即貨幣退出流通領域作爲社會財富的一般代表可以被貯藏的職能。寧靜後柳溝村的琮璧玉器坑貯藏了II級小孔璧和IV級琮各3件、V級琮1件，顯然以貯藏大額面值和中等面值的玉幣爲主，小額面值的玉幣爲輔，其社會財富貯藏職能表現得淋漓盡致。皇娘娘台M48有二女殉葬的男性墓主，隨葬璧83件；師趙村墓葬M8出土的琮和璧，實際上就是在執行貨幣的貯藏手段職能。

　　4.齊家文化玉幣在黃河中上游地區的“國際貨幣”職能。

　　所謂“國際國幣”，是指貨幣執行平衡國際貿易差額、用於從國外購買商品、對外國的資金援助、借款、戰爭賠款等職能。

　　玉器研究家鄧淑苹將具有很大共性的齊家文化、石峁集團、陶寺文化和山西芮城清涼寺墓地玉器（可能與陶寺文化有關），歸爲華西系玉器。我們進一步認爲，齊家文化、石峁集團、陶寺文化更有可能是三個不同的政體。其中，石峁集團與陶寺文化已經進入到國家社會形態，它們同齊家文化形成了一個黃河中上游地區的共同商品貿易圈。因此，華西系玉器即可作爲該商品貿易圈共同使用的“國際貨幣”，在三個政體之間流通。

（來源：中國考古網　原文刊於：【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4月27日第7版）

（來源：中國考古網）

齊家文化玉器貨幣功能新證：從考古遺存看史前西北地區的商品經濟形態

何駑先生對齊家文化玉器功能的重新思考頗具啟發性。作爲長期關注中國早期貨幣形態的研究者，筆者認爲從貨幣功能角度解讀齊家文化玉器現象，確實爲理解史前西北地區社會經濟結構提供了新的認知路徑。

從考古類型學分析，齊家文化玉器呈現出明顯的"實用化"特徵：器類以工具形制爲主（鉞、斧、錛、刀等），裝飾性紋飾罕見，工藝相對粗糙。這種特徵與同時期東部地區禮制化玉器形成鮮明對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玉料、玉芯的發現，暗示著這些玉器可能具有"原料儲備"的性質。考古學家林沄曾指出，史前玉料的流通本身就可能是一種原始貿易形式。

從出土情境考察，齊家文化玉器在居址、墓葬之外的廣泛分布確實難以用祭祀功能完全解釋。特別是皇娘娘台墓地隨葬玉石璧的"量化堆積"現象（M48達83件），更符合"財富象徵"而非禮儀用器的特徵。參照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對庫拉圈的研究，這種"夸富式"隨葬可能反映的是原始貨幣的積累與展示。

從區域經濟地理視角看，齊家文化所處的河套走廊自古就是農牧交匯地帶。民族志資料顯示，在這種生態交錯區，往往會產生特殊的"中介貿易"。玉器作爲兼具耐久性、可分割性（玉料）和稀缺性的物品，確實具備成爲一般等價物的物理條件。特別是與印度洋貨貝共出的現象，暗示其可能參與了更廣闊的貿易網絡。

值得補充的是，山西陶寺遺址發現的玉器與海貝共存現象，以及石峁遺址玉器與占卜骨的關聯，都表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中國北方可能存在多元的貨幣形態。齊家玉器或許正是這種"貨幣實驗"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然，將齊家玉器完全等同於貨幣仍需謹慎。原始貨幣往往具有功能多重性，可能同時兼具實用工具、身份標誌和交換媒介等功能。這種"前貨幣"狀態，恰恰反映了商品經濟萌芽階段的典型特徵。未來研究需要更多關注玉器的微痕分析、產地溯源和空間分布模式，以進一步驗證其流通屬性。

何駑先生提出的新思路，不僅拓展了齊家文化研究的維度，更爲理解中國早期貨幣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西北案例。這種跨區域的比較視角，將有助於我們構建更加立體的史前經濟景觀認知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