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評析·回歸『語文學』以賡續絕學

現今於中國學界瀕臨斷絕的這幾門學問對於傳承中國古代文明的重大意義自不待言，失去了它們，我們將失去理解和解釋『絲綢之路』和中國古代文明的權利和能力。

1928年，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之際，傅斯年先生曾雄心勃勃地呼籲要將『東方學之正統』從巴黎奪回到中國。有鑑於伯希和等西方漢學大家技高一籌，不僅懂漢學，而且還通『虜學』（古代少數民族的學問），能夠解讀古代漢語文獻中出現的令我國的博學鴻儒們都一籌莫展的非漢語成分，傅先生由此倡導中國學者要以『語學』（或曰『歷史語言學』），即當時西方學界盛行之『語文學』（philology）為人文學研究最基本的學術方法。

20世紀80年代，曾有日本學者稱『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此說或乃以訛傳訛，當時卻極大地傷害了一代中國學者的民族自尊心，激發了他們振興中國學術，特別是要把敦煌學研究的正統奪回中國的雄心壯志。30餘年來，中國的敦煌學研究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可是，認真說來，中國敦煌學研究的優勢和成績僅僅集中在敦煌出土的漢語文獻的整理和研究上，而對敦煌出土之眾多『胡語』（非漢語）文獻的整理和研究，中國學者依然處於落後地位。不少在西方和日本學界興起並代代相續的學問，在我們中國卻已經或者即將成為『絕學』了。

眾所周知，『絲綢之路』這個名稱是西方人的創造，但『絲綢之路』之所以成為『絲綢之路』，特別是這條道路歷史上發生的東西方語言、宗教、藝術和文化交流的繁榮景象的重構，依據的是世界學人對敦煌出土之多語種文獻及其豐富的石窟壁畫、文物等實物載體的研究。例如，西方學者利用敦煌和吐魯番出土文獻，成功地解讀了早已失傳的古代吐火羅語、粟特語和于闐語文獻。與此同時，對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文獻的整理和解讀，不但構成了現代西夏學研究的基礎，而且也為我們重構11世紀以後絲路文明交流史提供了十分豐富的資料。可以說，沒有敦煌、吐魯番、黑水城出土文獻，世上就不會有吐火羅、粟特、于闐和西夏研究等一個個在東方學研究領域內大放異彩的學問。

令人遺憾的是，上述這些學術領域在中國學術界卻都幾成『絕學』，很少有中國學者成為上述領域內國際權威。甚至我們今天還不得不忍受海外新清史學家們對中國同行的指責，說我們不懂滿文，無法利用滿文文獻來做清史研究，看起來連滿學在中國也即將成為『絕學』了。這當然無法讓人接受，因為所有這些民族和地區的語言、文獻以及它們所包含的宗教、藝術和文化，無一不是古代中國留下的寶貴文化遺產，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學問的失傳無疑將使我們丟失大量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從學術的角度講，如果以上這些學問不幸均成為絕學，那麼今天的我們不但依然無法超越伯希和這樣精通『虜學』的西方漢學大家，無法真正搞通漢學，而且更無法全面和正確地理解和解釋古代中國及其燦爛的文明。

一門學問的失落不外乎以下兩個原因，一是社會認為這門學問不再有價值和意義，所以棄絕；二是人們已經沒有了承繼這門學問的能力，所以不得不令其斷絕。現今於中國學界瀕臨斷絕的這幾門學問對於傳承中國古代文明的重大意義自不待言，失去了它們，我們將失去理解和解釋『絲綢之路』和中國古代文明的權利和能力。自然，我們不會坐視這種局面的出現。

學術強，國家才強。在經歷了30餘年的不懈努力之後，中國學界不但具有在國際學界力爭一流的雄心，而且也有了傳承這些學問的能力。只要我們重新回歸語文學途徑，刻苦學習這些已經失落了的古代語文，掌握好這些從事絲路歷史、文化研究必備的語文工具，利用近年來我國各地不斷有大量出土文獻的優勢，我們就能使這些或將成為『絕學』的學問煥發出新的生命和活力，成為中國學術走向世界的先行者。

（沈衛榮，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重光絕學：論語文學在人文學術中的根基性價值】

傅斯年先生"東方學正統"之倡言，至今仍如黃鐘大呂迴蕩於學界。當敦煌遺書中的粟特文契約與于闐佛典在異國圖書館被庋藏研讀，當西夏文【天盛律令】需假道日本學者方能釋讀，我們不得不正視一個嚴峻現實：中國學術在非漢語文獻研究領域的式微，已危及到文明闡釋的話語權。

語文學（Philology）作為人文學術的基石方法，其精髓在於通過語言比較、文本校勘與歷史重構的三重奏，打通文明互鑒的經脈。伯希和能破解敦煌藏經洞的多種胡語文獻，正因其深諳歷史語言學的"解剖術"——將死文字復活為文明對話的活化石。這種能力絕非簡單的語言轉譯，而是通過詞源溯源、語法比對、書寫系統解析等精密操作，在語言斷層中重建文明交往的"地層剖面"。

當前中國學界面臨的困境具有雙重性：一方面，敦煌學在漢文捲軸研究中已形成"綴殘為整"的成熟範式，如對變文、契約文書的整理堪稱典範；另一方面，對佉盧文、回鶻文等非漢文獻的研究卻仍停留在"認字階段"。德國吐火羅語研究能重構印歐語系東遷史，日本西夏學可還原党項王朝的治理體系，皆因其將語文學方法發展為"文明解碼器"。反觀國內，滿文檔案的沉睡、契丹小字的失語，正使我們失去解讀北亞文明的關鍵密碼。

要扭轉這種學術失衡，需從三方面重建語文學傳統：其一，培養"雙語思維"研究人才，如陳寅恪先生既精梵巴又通史學的治學路徑；其二，建立"文本物質性"研究意識，將字體演變、書寫載體等納入文明傳播研究；其三，發展"數字語文學"技術，運用多光譜成像、數據庫比對等現代手段破解死文字。正如王國維"二重證據法"所示，唯有將語文學與考古學、歷史學構成"三角互證"，方能真正激活絲綢之路上的文明對話記憶。

當新清史學者以滿文檔案質疑中國學界時，我們不應僅視之為方法論的挑戰，更應警覺這是文明解釋權的爭奪。回望1928年史語所"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學術宣言，今日學界亟需重拾語文學這把"打開文明之門的鑰匙"。唯有如此，"絕學"方能真正"不絕"，東方學的正統才能在中國學者的手中煥發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