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宫伯玉

东汉羌胡族首领：北宫伯玉，其拥兵西凉，在史上曾发动叛乱

北宫伯玉，又叫北宫玉（或为名玉字伯玉，未详），是东汉末年羌胡族的首领，凉州军阀之一。

公元184年，为了响应太平道首领张角的起义，和西凉土豪宋杨等人联合发动叛乱，后又招揽韩遂、边章等人入伙。

公元187年，韩遂发动兵变，将其杀死。

人物生平

公元184年（中平元年），十一月，湟中义从胡反叛，立北宫玉为将军，将时任凉州督军从事边允与凉州从事韩约劫为人质，不予放还。凉州刺史左昌派盖勋率军驻守阿阳县，叛军见阿阳县无法攻破，便转向攻打金城郡，斩杀金城郡太守陈懿，胁迫边章、韩遂入伙，共推举边章为首领。

公元185年（中平二年）三月，北宫玉等率领数万骑兵打着诛杀宦官的旗号入寇三辅，侵逼园陵。汉灵帝遣左车骑将军皇甫嵩及中郎将董卓征讨，都不克，而叛军实力进一步扩大，拥有十万之众，天下为之骚动。

公元187年（中平四年），韩遂杀边章及北宫伯玉、李文侯自拥兵十余万。

人物评价

卫觊：“西方诸将，皆竖夫屈起，无雄天下意，苟安乐眼前而已。”

《论北宫伯玉之乱与东汉凉州军政格局的嬗变》

北宫伯玉之乱，实为东汉季世羌胡问题与地方豪强势力交织之典型案例。考其史迹，可窥中平年间西北边陲权力结构崩解之深层肌理。

一、叛乱始末考析
北宫伯玉以湟中义从胡首领身份崛起，其于中平元年（184年）联合宋杨等西凉豪右起事，绝非偶然。按《后汉书·西羌传》所载，当时"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民族矛盾积弊已久。其劫持边允（边章）、韩约（韩遂）之举，恰反映胡汉势力博弈之实态——羌胡武力虽盛，然需借重汉人士族之政治号召力。及至攻陷金城、推举边章为首，更见其政治运作已超越单纯部落叛乱层次。

二、军事行动的政治诉求
中平二年（185年）北宫伯玉联军以"诛宦官"为号进逼三辅，此举颇具深意。盖因当时朝中宦官专权，士人集团与之势同水火。叛军此檄文非但争取汉地民心，更试图构建反宦官的政治同盟。然观其部众"十余万"之规模，实以羌胡骑兵为主力，《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所谓"假清君侧之名，行割据之实"，可谓确评。皇甫嵩、董卓征讨失利，正暴露东汉中央对凉州控制力之衰微。

三、权力结构的嬗变
卫觊"竖夫屈起"之评，虽含士族偏见，却道出关键：北宫伯玉等终缺乏整合胡汉势力的政治智慧。中平四年（187年）韩遂之变，本质是汉人豪强对羌胡首领的权力置换。韩遂诛杀北宫伯玉后，凉州军政主导权遂由羌胡集团转入汉人豪强之手，此乃东汉末年西北权力格局重大转折。

要而论之，北宫伯玉之乱折射出东汉王朝在民族政策与地方治理上的双重失败。其兴也勃焉，亡也忽焉，恰为汉末群雄并起之先声。后世史家当超越"叛乱"之简单定性，而置于汉羌百年冲突与地方势力坐大的历史脉络中审视，方得其实。

《论北宫伯玉之乱与东汉凉州军政格局的嬗变》

北宫伯玉之乱作为东汉羌胡叛乱的典型案例，实为理解汉末西北边陲军政生态的重要切入点。本文将从历史语境、军事动态及地缘政治三个维度，对此事件进行学理剖析。

一、羌胡势力与汉廷治理的结构性矛盾
湟中义从胡的叛乱绝非偶然，《后汉书·西羌传》载"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揭示了民族融合背后的治理困境。北宫伯玉被拥立为将军（《资治通鉴》系于中平元年十一月），本质上是羌胡部落对汉廷"以夷制夷"政策的反弹。值得注意的是，其劫持边允、韩约之举，恰暴露了汉廷在凉州统治的脆弱性——地方豪强与少数民族势力始终存在博弈空间。

二、军事行动的阶段性特征
叛军战略呈现明显演变轨迹：初期（184-185年）以金城郡为根据地，通过胁迫边章、韩遂等士人提升合法性；中期以"诛宦官"为旗号进犯三辅，完成从地方叛乱到威胁中央的质变。据《后汉书·灵帝纪》记载，叛军鼎盛时"众十余万，天下骚动"，其战斗力之强可见一斑。皇甫嵩、董卓征讨失利，既反映汉军战力衰退，亦印证羌胡骑兵的战术优势。

三、权力更迭的内在逻辑
韩遂诛杀北宫伯玉等人（187年）的事件，需置于凉州军阀演化脉络中理解。卫觊"竖夫屈起"之评虽含贬义，却准确揭示了这些势力的局限性——缺乏政治整合能力。北宫伯玉集团始终未能突破地域性武装的范畴，其兴衰印证了陈寅恪先生所谓"胡汉分治"背景下边缘势力的宿命。

此乱对东汉政局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加速了董卓等凉州武将的崛起，另一方面为后续三国割据埋下伏笔。研究此案，对理解中古时期边疆治理与民族关系具有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