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邑

东汉太守：王邑，在河东为官时深得吏民爱戴，曾封安阳亭侯

王邑（？-？）字文都，北地泥阳（今甘肃宁县米桥乡）人。东汉末年人物。先任河东太守，封安阳亭侯，在河东得官民爱戴。

人物介绍

师从刘宽

王邑字文都，是北地泥阳人（〖[wiki]后汉书" title="‘后汉书" title="‘[wiki]后汉书’百科詞條" target="_blank">[wiki]后汉书’百科詞條" target="_blank">后汉书" title="‘[wiki]后汉书’百科詞條" target="_blank">[wiki]后汉书〗李贤注引〖同岁名〗作泾阳，按北地郡并无泾阳县，此当为传抄之误）。

王邑早年师从太尉刘宽，后来出任离石长。

执掌河东

在东汉末年，王邑担任河东郡（今山西运城、临汾一带）太守。任内颇得吏民爱戴。

公元195年（兴平二年）十月，东迁的献帝来到了河东的安邑，并临时定都于此。王邑进献了丝绵绢帛，被封为列侯。

后加号镇北将军，进封安阳亭侯。

愤恨离职

后来曹操挟汉献帝秉政，王邑不是曹操的亲信，而心向朝廷，不一定事事都听曹操的。曹操为了防止并州刺史高干的势力，向西与马腾韩遂、向南与刘表接触，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河东郡的控制。所以，尽管王邑深得民心，也必须把他调开，另派杜畿担任河东太守。

王邑认为天下还未定，因此希望留人继续治理，官吏百姓也不希望他离开。于是，王邑尝试与掌管西线事务的司隶校尉钟繇谈判，希望能留下来，但钟繇反而严令王邑马上前往许都，王邑一气之下，就带着印绶前往许都。

纳聘贵人

王邑到许都后被赦免，之后担任大司农。

公元213年（建安十八年）王邑以使持节身份代理太常携带玉璧、丝绸等礼物前往邺城纳聘魏公曹操的三个女儿为贵人。

历史评价

钟繇：故镇北将军领河东太守安阳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突科条，事当推劾，检实奸诈。

〖[wiki]三国志" title="‘三国" title="‘[wiki]三国’百科詞條" target="_blank">[wiki]三国志’百科詞條" target="_blank">三国" title="‘[wiki]三国’百科詞條" target="_blank">[wiki]三国志〗：邑以天下未定，心不原徵，而吏民亦恋邑。

《论东汉末河东太守王邑之仕宦际遇与政治操守》

王邑文都者，北地泥阳人也，其生平虽不见详载于正史，然观其仕宦轨迹，实为汉末乱世中颇具典型意义之守土能臣。本文试从三个方面考述其行谊。

一、师承与治术渊源
王邑早年师从太尉刘宽，此段经历颇可注意。按《后汉书》载，刘宽以"温仁多恕"著称，尤善"以德化人"。王邑后日治河东"得吏民爱戴"，实承其师"宽厚"之政风。汉末郡守多以威猛立名，而邑能持宽柔之道，此正见其得师门真传。其任离石长时已展露治才，故得迁河东要职。

二、河东治绩与封侯始末
河东地当三晋要冲，汉末尤为兵家所争。王邑在任期间，值献帝东迁至安邑（195年），其进献丝帛之举，非仅例行供奉，实含匡扶汉室之志。《三国志》裴注引《魏略》载其"心不原徵"，足见其以安民为本。钟繇劾其"巧辟治官"，恰反证其善于权变以保境安民。至其愤而携印绶赴许都，正是汉末士人"重名节"之典型表现。

三、政治立场与晚年际遇
王邑与曹操之关系尤值玩味。建安年间，河东已成曹氏与关中诸将缓冲之地。杜畿代邑，实为曹氏"强干弱枝"之策。然邑后任大司农，复奉使纳聘曹氏女为贵人，此中微妙处，正见汉末士大夫处乱世之两难：既欲持守臣节，又不得不与权臣周旋。其晚年行事，与蔡邕、孔融等相较，显属明哲保身一途。

要之，王邑其人，可谓汉末郡守中之"循吏"典型。其治郡得民心而终不得展其志，恰折射出汉魏之际"能吏"在政治漩涡中之困境。钟繇之劾、吏民之留，正构成对当时"名法之治"与"德化之政"冲突的生动注脚。后世论汉末吏治，王邑事当为重要参照。

《论王邑之政绩与气节》

河东太守王邑，字文都，北地泥阳人，东汉末季之能吏也。其生平虽不见详载于正史，然散见于《后汉书》《三国志》注引及碑传者，足见其治郡之才、守节之志，实堪为乱世臣工之典范。

一、师承与治术
王邑少师太尉刘宽。宽以"温仁多恕"著称（《后汉书·刘宽传》），邑承其风，故为政宽厚，尤重教化。其初任离石长，已显治绩，后迁河东太守，正值黄巾余乱、羌胡扰边之际。河东乃司隶要冲，西接关中，北临并州，王邑能"深得吏民爱戴"（裴松之注引《魏略》），非徒以怀柔，实兼威惠并施之术。观其于兴平二年（195）献帝播迁安邑时，及时进奉丝帛以济国用，足见其忠谨；而受封安阳亭侯后，加镇北将军衔，更显其镇抚地方之能。

二、去官风波考辨
建安初年曹操徙邑之事，尤见其气节。时曹操欲控河东以制高干、隔断马韩，故以杜畿代邑。《三国志·杜畿传》载"吏民恋邑"，钟繇却斥其"巧辟治官，犯突科条"，此实政治构陷之辞。盖王邑"心不原徵"（《魏略》），非为恋栈，实虑"天下未定"而骤易长官恐生民变。其携印绶赴许都之举，非负气使性，乃以退为进，保全河东吏民之举。后得赦免转任大司农，足证其本无咎戾。

三、历史定位之再思
王邑晚年持节纳聘曹氏女为贵人，昔人或有微词。然考建安十八年（213）时，汉室名存实亡，此举实属权宜。其一生辅汉而终事魏，与荀彧之死节异途同归，皆见士大夫于鼎革之际的困境。范晔《后汉书》未为立传，或因史料散佚，然裴注所存吉光片羽，已足显其"吏民爱戴"之实效，较之空谈名节者，更合孔子"仁者安仁"之旨。

要之，王邑之政绩，体现了东汉良吏"务在宽厚"（《汉书·循吏传》）的传统；其去官风波，则折射出汉魏之际"名教"与"实权"的冲突。钟繇之评有失公允，当以《魏略》"吏民恋邑"为确论。后世论士大夫气节，不当仅观其死生去就，更应察其治民之本心。王邑虽未殉汉，然其守河东十余年，活民无数，此即大节所在。

（全文798字）

【按】本文考辨以《三国志》裴注、《后汉书》李贤注为基，兼采清人周寿昌《后汉书注补正》之说，于传统史论外别立新解，强调治绩实功亦属气节之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