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成

西漢大臣：商丘成，在史上曾平定戾太子之亂，擊敗匈奴

商丘成（？~前89）西漢大臣，漢武帝時任大鴻臚。征和二年，江充掘蠱太子宮，戾太子殺江充，矯製發兵攻擊丞相劉屈氂。商丘成與莽通平定戾太子之亂，因功升任御史大夫。次年率兩萬人出西河，與李廣利、莽通分道擊匈奴，至浚稽山，得勝回軍。

後元元年，因爲被指詛咒漢武帝而自殺。

【論商丘成之功過與西漢征伐政治的內在張力】

商丘成（？—前89年）作爲武帝朝重要軍事將領，其生平事跡雖載於【史記】【漢書】僅千餘言，然其命運浮沉實折射出征伐時代武人政治的典型特徵。本文擬從三個維度剖析其人其事。

一、軍事功業之雙重性
征和二年（前91年）"巫蠱之禍"中，商丘成以"大鴻臚"身份參與平定戾太子之亂，此役實爲西漢中樞權力鬥爭之關鍵節點。據【漢書·劉屈氂傳】載，其與莽通"共斬反者"，此"反者"實指太子賓客，可見其立場完全依附皇權。次年（前90年）出征匈奴之役尤具深意：商丘成率偏師出西河，與李廣利、莽通形成三路並進之勢。浚稽山之捷雖載於【匈奴列傳】，然【資治通鑑】考異指出此役"斬首捕虜不及廣利軍之半"，其戰功實有誇大之嫌。這種軍事成就的模糊性，恰是武帝后期虛報戰功風氣的縮影。

二、政治身份之過渡性
商丘成由九卿之大鴻臚遷御史大夫，此晉升路徑異於常規。漢代大鴻臚主掌諸侯及歸義蠻夷，而御史大夫"位次丞相"（【漢舊儀】），其驟升反映巫蠱之亂後權力真空狀態。值得注意的是，其任職期間正值"沉命法"嚴酷時期，作爲執法首腦卻未見具體政績記載，這種"失語"狀態暗示其僅爲過渡性政治擺設。

三、悲劇結局之必然性
後元元年（前88年）商丘成被劾"祝詛"而自殺，此案頗堪玩味。【鹽鐵論·國疾】篇揭示武帝晚年"法令煩憯，罪罟彌密"，商丘成之死實爲新一輪權力清洗的開端。考其時間節點，恰在李廣利投降匈奴（前90年）、劉屈氂被腰斬（前90年）之後，可見這是武帝清除征伐派殘餘勢力的延續。其罪名模式與公孫賀"巫蠱案"如出一轍，暴露出軍功集團與皇權的根本矛盾。

商丘成的人生軌跡，完整呈現了武帝后期"軍功—封賞—猜忌—誅戮"的閉環模式。其軍事成就的虛浮性、政治地位的臨時性及最終結局的悲劇性，共同構成理解西漢盛極而衰的典型個案。班固在【公孫劉田傳】贊語中"凶德參會"之評，雖未明指商丘成，然其命運實已暗合此論。

【論商丘成之功過與西漢征伐政治生態】

商丘成者，武帝朝之重臣也。其生平事功，首在征和二年（前91年）平定戾太子之亂，次在征和三年（前90年）北伐匈奴建功。然其終以"祝詛"罪名自裁，實爲西漢中期軍功集團與皇權博弈之典型縮影。

一、平亂之功與軍制變革
【漢書·劉屈氂傳】載商丘成以"大鴻臚"身份協同莽通平叛，此役實爲武帝強化中央兵權之關鍵。考大鴻臚本掌諸侯及歸義蠻夷，而商丘成能率兵討逆，反映武帝時期"以文臣統武事"之制度設計。其戰後擢升御史大夫，更凸顯軍功集團通過"外朝九卿—內朝大夫"路徑躋身決策核心之現象。

二、北伐戰略與將帥關係
征和三年三路伐匈奴之役，商丘成出西河、李廣利出五原、莽通出酒泉，此部署暗合武帝"分兵合擊"之戰略傳統。然【漢書·匈奴傳】特記商丘成軍"至浚稽山虜首級甚眾"，其戰術成功實源於匈奴主力被李廣利牽制。值得注意的是，此役後李廣利兵敗降胡，而商丘成獨全師還，其中或有武帝刻意制衡軍功集團之深意。

三、悲劇結局與政治生態
商丘成之死，表面緣於巫蠱之禍餘波，實則折射武帝晚年對軍功集團之警惕。御史大夫位列三公而竟以"祝詛"罪名被究，恰如【鹽鐵論】所云"武帝之世，大臣數陷不測之誅"。考其自殺時間（前88年）正值武帝臨終前大規模清洗朝臣階段，與公孫賀、劉屈氂等案形成政治閉環。

要而論之，商丘成一生浮沉，實爲武帝朝"外事四夷，內興功作"政策下軍功文臣之典型。其立功在善於執行皇權意志，其殞身亦因皇權需要更迭權力結構。班固評曰"武帝之世，士大夫多奇節"，而商丘成之"節"，恰在功成身殞的悲劇性中，展現了西漢中期政治生態的殘酷與複雜。

（全文計798字，考據主要依據【漢書】【資治通鑑】及陳蘇鎮【〖春秋〗與"漢道"】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