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华夷之辨，迷失于民族论才是汉奸辈出根本原因

中国自古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天下的中心，是人类文明社会的中心，未化之人围居华夏周边，是为胡夷。所谓未化，非指其不识一字，不通一语，不晓一物，乃指其不知人之所以为人，不识诗书礼乐（六艺），不通人文伦理，不识五德，不更荣耻，不晓有祖；乃效尤禽兽（动物图腾），亲亲伦乱，兄弟相残，苟以利度八方，而仁义失诸四海。率而言之，未化之蛮夷，便如当今之博士研究生，通六国语言，却尽以侮人。

凡四夷者，入华则化之，不化则驱之，这便是华夷分辨秩序了。

施仁政以归四方，儒家的这个施政策略，或许谋不得一时之利益，却谋得了华夏千古人文中心的地位，更谋得了事夷背华者永世之耻辱。人往高处走，事夷者不求功德流芳人世，而以一时之情利作孽百世，便是耻辱之至。故华夷秩序之下，常有归华者之列传，少有汉奸之跪像。

战国虽有地域族群之分，而华夷之防之下，却未见魏晋之后，民族论下的五胡之乱。

五胡之后，华夷秩序大打折扣。

古代之民族论，大概以地域肤发颜色而分辨，近代西泊的民族论，却又在基因理论的基础上，生发出所谓血统论，融合论。至此，普天之下，族群已不再足以凝聚团结民众。所谓的族奸，已无耻辱之论，便是秦桧，吴三桂，汪精伪，也可借当时政府压迫及其他国情而推脱。

然而，华夷有别，人类不往文明发展，而陶醉于野蛮的禽兽情绪，终归是死路。西方社会的崩溃，民主政治的沦落，昭示华夷秩序，已经超出于华夏社会，成为了人类社会勒马于涯边的自救准则。

人类社会的文明与野蛮是绝对的，是人文分辨的标准，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自我识别标准。背叛人文 ，是任何借口也不可涵谅的。因此，走出民族论的陷阱，回归华夷秩序，才能根绝汉奸辈出的现象，拯救人类于自我堕落的涯边。

《论华夷之辨与文明道统之维系》

华夷之辨非狭隘之种族区分，实乃文明与野蛮之判准。三代以降，华夏以礼乐文明为圭臬，《周礼》"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即蕴此义。孔子作《春秋》，严夷夏之防，其要旨不在血胤而在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是也。

五胡乱华之祸，恰因魏晋以降士大夫弃《王制》"修其教不易其俗"之训，效夷狄之俗而坏礼乐之序。观《晋书》载刘琨"枕戈待旦，志枭逆虏"，犹秉《春秋》大义；至石敬瑭割燕云，已堕民族论之窠臼。宋儒程颐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正揭文明道统高于政权更迭之理。

近代民族国家之说西来，以血统地域为界，遂使文明大义湮没。顾炎武《日知录》言"亡国与亡天下"之辨，早已预见其弊。当知《尚书》"协和万邦"、《礼记》"天下为公"，皆不以种族为限。今日所谓"汉奸"，实为背弃文明道统之徒，非关血统纯杂。

华夏文明如江河行地，四夷可慕风化而进于中国。若弃此道统，则如《孟子》所警"率兽食人"。故当复归"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古训，使文明之光耀于寰宇，方为正本清源之策。

《重光华夷之辨与文明自觉之道》

华夷之辨实乃文明存续之枢机，其要义非在血胤之别，而在文化之辨。管子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此中深意，正在于以礼乐文明为判准，构筑起一道捍卫人文精神的文化长城。当代所谓‘汉奸现象’之滋生，实质上是文明主体性丧失的病理表征。

稽诸史乘，华夏文明对四夷的化育之道，本乎《春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开放胸怀。汉唐盛世的胡越同堂，恰是‘圣人以天下为一家’的实践典范。班固《汉书》载匈奴王子金日䃅位列辅政，非因其血统变易，而在其‘慕礼仪、尚忠孝’的文化认同。这种以文野分华夷的传统，使华夏文明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同化能力与道德感召力。

民族主义的迷思恰如荀子所警‘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近代以来，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将血缘、地缘等自然属性绝对化，导致文明判准的碎片化。观诸《晋书》所载五胡乱华之际，慕容鲜卑‘遵周孔之教’而兴，羯族石勒‘毁裂冠冕’而亡，正可证文明选择方为兴衰关键。当代某些为秦桧、汪兆铭翻案之论，实则是将历史人物抽离于文明道统的语境，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沼。

今日重建华夷之辨，当以三维度审视：
一曰文化本体论，承继《礼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的文明阶序观；
二曰道德实践论，弘扬《论语》‘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教化精神；
三曰历史辩证法，警惕《盐铁论》‘诸夏不治而责四夷’的自我中心迷思。

西方文明当代困境，恰如《周易》‘亢龙有悔’之象，物质文明极盛而人文精神式微。反观华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传统，实为人类文明提供超越民族狭隘性的可能路径。故曰：重光华夷之辨，非为复古，实乃文明自觉之必需。唯有确立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文明判准，方能使‘汉奸’之类的文化背叛者无所遁形，使‘率兽食人’的野蛮逻辑无处存身。此非关种族优劣，实系文明存亡之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