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青年報 劉仲敬先生的新作【民國紀事本末】是一部編年體的民國歷史論著，但作者的着重點並未放在一般史書所看重的重要人物與重大事件的記錄上，而是另闢蹊徑，將目光聚焦在民國時期的憲制演變上，儘可能採取最簡單、明晰的時間順序，來展示憲制演變的來龍去脈及其與之相關的人物和事件，從繁雜紛亂的民國史中標出一條清晰的憲政線索，把那些具有因果關係的憲制鬥爭連貫起來，總結其間的經驗和得失，進而探討中國憲政之路所走過的篳路藍縷的艱難歷程。  
　　在劉先生看來，民國其實與當年的雅典和佛羅倫薩非常相似，乃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憲法實驗室。與中國此前兩千多年只有朝代的更替、沒有政體的改變有着本質的不同，民國時期的政治與軍事行動大都帶有憲法鬥爭的性質，這種憲法鬥爭不僅意味着王朝與帝制的終結，同時也象徵着中國社會性質的改變―――在某種角度上，甚至完全可以說正是這種憲法鬥爭改變了現代中國的進程，決定了未來中國的命運。雖然民國時期的憲法實驗以失敗而告終，但是，作為中國憲政史的一份寶貴遺產，其影響之深遠、意義之巨大，仍當遠在彼時重要人物的作為抑或軍事鬥爭的成敗之上。誠如劉先生所說：『權力之爭僅有派系意義，沒有政治意義，余皆不足道也。』他的『革命編年史』略去民國期間發生的諸多重大事件，突出憲法實驗的線索，正是為了凸顯憲政之於現代中國的非常意義。
　　中國是一個有着長期帝制傳統的國家，中國社會則是一個血緣宗法的社會，在此傳統文化的土壤上移植西方現代文明成果的憲政制度，中國的憲政發展伊始即顯得有些先天不足―――無論從個人方面，還是從社會方面，缺少對憲政制度的基本認識與踐行經驗，都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辛亥革命本身帶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它雖然終結了帝制制度，卻無法終結存留於人們心中的帝制情結，革命也好，立憲也罷，思想、人物、階級各有自己的立場和選擇。所謂『民眾觀潮，精英自閉』，同床異夢，觀望反覆，本屬必然，最終也一定會陷入瓜分之禍、教義之爭迭起，乃至憲政危機、洪水滔天的局面。論史至此，劉先生不能不感慨系之：『關東華埠之民德水準，實亦最宜於梁山文化，前清文官政治已嫌過奢，立憲云乎哉！民國云乎哉！』言下大有恨鐵不成鋼之意。
　　劉先生以史學家的眼光看待民國的黨派和人物，儘量不受個人好惡的影響；以法學家的眼光審視民國憲政，立論力求客觀公允。在劉先生筆下，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有其正面價值，亦必有負面價值，反之亦然。他寫孫中山『其心殆以大家長自居，無法度蔑憲政之慨，實堪驚詫』，寫胡適『大有文人自我膨脹之嫌』，可謂秉筆直書；他對袁世凱稱帝的心理動機多有探索，說及汪精衛於革命創業維艱之際的種種作為，贊『其人品私德，實無可疑』，亦稱不偏不倚。劉先生評價『北洋最可取者，即在「司法不黨」確能踐行，明知其效多有礙於秉政者。』評價民國高等教育創造歷史奇蹟，『確已實現學術水平「與國際接軌」，同期邊緣各國，無一能及。』如此等等，均能超越政治與黨派的視閾，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上立論，當得起信史之美譽。
　　劉先生對所有假革命之名的赤裸暴力抱持審慎、懷疑的態度，在他看來，革命有時不僅意味着『有槍即法』，誘發吾民族崇暴輕法之惡根性，投身革命不過是為了追求富強速成，以致法統垂絕，文明節制之力盡失，立憲制衡終歸強人政治，而最終的結果，則不外求暴得暴，種瓜得瓜。他說：『有法權而無財富者，法權與財富終將兼而有之。無法權而有財富者，法權終無而財富亦將失之。』亦已為過往的歷史所證實。他說：『民族，巨獸也；革命，野火也；公理，絕對價值也。』民族的巨獸、革命的野火，均須公理的絕對價值來約束。所謂『克己者似弱實勇，謀遠者似拙實巧』，若將一國比一人，那麼，『機會之窗並非永遠敞開，奮其私智而不師古，不致喪元而焚其身者鮮矣』。
　　歷史總有許多誤解、難解、不解甚或人為遮蔽之處，端賴史家洞明事理、明察秋毫。劉先生為民國憲政修史，其中多有自己的價值判斷與一針見血之論，在儘量釐清民國時期憲制演變的同時，也為我們重新認識民國社會和民國人物，提供了一個別開生面的視角。(王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