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講 詩的理趣

  作者: 徐有富

　　詩歌的主要任務是抒情，但是說理也是詩歌的功能之一，事實上也存在着旨在說理的詩，某些抒情詩中往往也有說理的成分。本講將着重探討詩歌如何說理才富有情趣的問題。
　　
　　一、 說理也是詩的重要內容
　　
　　詩歌本質上是抒情的，說理非其所長，所以不少人都反對用詩歌來說理。如宋嚴羽【滄浪詩話・詩辨】云：『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清人王士禎【帶經堂詩話】亦云：『詩三百篇主情，與【易】太極說理，判然各別。若說理，何不竟作語錄，而必強之以五言、七言，且牽綴以聲韻，非蛇足乎？』
　　應當說他們的觀點不無道理，但是詩的主題不外乎抒情、言志、說理三端，要想在詩歌中完全杜絕說理，幾乎是不可能的。【詩經】中就有不少說理的詩，譬如【小雅・十月之交】有云：『百川沸騰，山冢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就是用詩歌形象說明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而且這種變化有時甚至是非常巨大的。而【豳風・伐柯】則是一首完整的說理詩：
　　伐柯伐柯，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漢樂府【長歌行】用露水易干，春天光輝的花葉到秋天就衰敗了，百川東流一去不回等一連串的詩歌形象說明了『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的道理，頗有感染力。晉代甚至出現了以詩明理的高潮，只是形象乾癟，受到了人們的批評，但是也有借詩歌形象來說理的好詩，如陶淵明【飲酒二十首】之八有云：『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資；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就用形象化的語言，講了歲寒知松柏之後凋的道理。而到了唐代則出現了許多耐人咀嚼的哲理詩，如初唐詩人虞世南筆下的【蟬】：
　　
　　垂q飲清露，流響出疏桐。
　　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
　　
　　人們常說站得高看得遠，這首詩說站得高聲音也傳得遠。這當然是一種比興說法，虞世南的意思是說一個人美名遠播主要靠他自己的內因，而不是靠外因。還有的詩所說的道理溶解在形象中，需要我們仔細體會。如李白的【越中覽古】：
　　
　　越王勾踐破吳歸，戰士還家盡錦衣。
　　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
　　
　　這首詩既抒發了滄桑之感，又說明了『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的道理。失敗者因為發憤圖強而走向勝利，勝利者由於驕奢淫逸而走向滅亡。吳越兩國的鬥爭史證明了這一點。清代的劉大勤在【師友傳燈續錄】中提出過一個問題：『宋人多言理，唐人不然，豈不言理而理自在其中與？』算是說到了點子上。
　　愛說理為宋詩的一大特點。宋人嚴羽【滄浪詩話・詩評】說：『本朝人尚理。』明人楊慎【升庵詩話】也認為：『宋人詩主理。』下面我們就以宋詩為例分析一下詩歌說理的內容。
　　宋人以詩說理的內容很多，最重要的當然是表現哲理。譬如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不少宋詩都表達了同樣的意思。像梅堯臣的【對花有感】：『新花朝競艷，故花色憔悴。明日花更開，新花何以異？』最耐人尋味的要算孔平仲的【馬上小睡】：
　　
　　夾路桃花眼自醉，昏昏不覺據鞍眠。
　　覺來已失初時景，流水青山忽眼前。
　　
　　剛剛還是滿眼桃花，在馬背上打了個盹，眼前就是青山綠水了。
　　宗教也屬哲學範疇。佛教徒常以詩來宣傳佛教教義。如宋人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十八所載某尼詩：
　　
　　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隴頭雲。
　　歸來拈把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
　　
　　【五燈會元】卷一講過一個故事：『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默然，惟伽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伽葉。』佛教教義難以盡說，所以佛祖釋迦牟尼拈花示眾以啟發弟子們自己去領悟。『是時眾皆默然，惟伽葉尊者破顏微笑』，說明只有伽葉有所領悟，所以得到釋迦牟尼的青睞，成了禪宗的創始人。中國禪宗六祖慧能認為：『一念若悟，即眾生是佛，故知一切萬法，盡在自身中，何不從於自心頓現真如本性。』（【檀經】）如果把尋春比喻學道的話，為什麼『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呢？主要是因為在自身以外尋春訪道，雖踏破鐵鞋，也無所獲；而在自身中求，則往往能夠頓悟。杜牧【登池州九峰樓寄張祜】已經說過類似的話：『眼在睫前常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我國的一些哲學典籍，也講了同樣的道理。如【文子・道原】篇說：『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諸遠者，往而復返。』當然從這首詩中我們還可以領悟出其他道理，如對事物、對客觀規律的認識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在事物發生質變以前，我們只能見到事物舊有的面貌，在事物發生質變以後，我們就能處處見到事物的新面貌了，等等。
　　道教觀念雖然龐雜，但是其主張貴生避世的特點還是十分鮮明的。道教徒愛用白雲來表現這一觀念，如北宋嗣漢三十代天師張繼先【詩一首】云：『白雲閒似我，我似白雲閒。二物俱無心，逍遙天地間。』顯然這首詩將道教貴生避世的觀念表現得非常透徹。
　　宋詩中還有許多抒寫生活體驗與感悟的作品，這些體驗與感悟往往充滿哲理，因此特別值得珍視。就拿登高望遠來說，宋人就寫出了一些感受各不相同的哲理詩，如李沆大的【題六和塔】：
　　
　　經從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
　　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臥舊林丘。
　　
　　站得高，看得遠，這是人們的共同認識，然而站得越高，風險也就越大，安全係數也就越小。作者在登上六和塔頂層，親身體驗到風險以後，經過權衡，還是拒絕冒險，選擇了習慣性生活，因為這樣做沒有風險。而王安石的【登飛來峰】卻有着不同的體驗：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在王安石看來，站得高是因，看得遠是果，要想看得遠，就必須站得高，而且還要攀登上最高層，從而展現了中國11世紀改革家的胸襟。再如釋重顯【五老師子】云：
　　
　　踞地盤空勢未休，爪牙安肯混常流。
　　天教生在千峰上，不得雲擎也出頭。
　　
　　【僧寶傳】稱重顯嘗游廬山棲賢寺，時禪師居焉，簡嚴少接納，顯苴不合，作師子峰詩譏之。這三首詩的主題思想雖然各不相同，但是它們都說明了，在人生的道路上，人們所處的位置對於人們的思想、人們的生活道路的影響是很大的，這種影響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
　　宋人還常用詩來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如宋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舊中書南廳壁間，有晏元獻題【詠上竿伎】一詩云：「百尺竿頭裊裊身，足騰跟掛駭旁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瓮區區亦未貧。」當時故必有謂。文潞公在樞府，嘗一日過中書，與荊公行至題下，特遲留誦詩久之，亦未能無意也。荊公他日復題一篇於詩後云：「賜也能言未識真，誤將心許漢陰人。桔槔俯仰何仿事，抱瓮區區老此身。」』從兩首詩中可以看出，王安石是主張改革的，而晏殊（諡元獻）、文彥博（封潞國公）是反對改革的。王安石的政治主張產生了巨大影響，也受到了普遍歡迎，如宋人沈遼【水車】詩：『黃葉渡頭春水生，江中水車上下鳴。誰道田間得機事，不如抱瓮可忘情？』再如韋驤的【桔槔】詩：『露井無窮惠，機心在桔槔。淺深在應取，俯仰不為勞。固免羸瓶悔，全勝短綆操。如何翻鄙笑，抱瓮自孤高。』
　　宋人還喜歡用詩來探討詩歌理論。如王安石的【題張司業詩】，吳可的【學詩】詩。陸游也有不少論詩詩值得我們重視，如其【題廬陵蕭彥毓秀才詩卷後二首】之二：
　　
　　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鏤虛空。
　　君詩妙處吾能知，正在山程水驛中。
　　
　　即深刻地說明了生活是創作的源泉。再如楊萬里的【下橫山灘頭望金華山四首】之二：
　　
　　山思江情不負伊，雨姿晴態總成奇。
　　閉門覓句非詩法，只是征行自有詩。
　　

　　
　　也說明了同樣的道理。正因為他們突破了江西詩派的藩籬，所以在詩歌創作上都取得了突出成就。
　　由此可見，說理是詩歌的重要內容，這是客觀存在的，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詩歌中說理的內容是多方面的，也是豐富多彩的。看來問題不在於詩歌能不能說理，而在於怎樣說理。
　　
　　二、 說理的詩應富於理趣
　　
　　說理的詩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如劉克莊【跋恕齋詩存稿】所批評的那樣：『近世貴理學而賤詩，間有篇詠，率是語錄之壓韻者耳。』像理學家邵雍【擊壤集】中的大部分詩都屬於這種情況。如他的【知人吟】：『君子知人出於知，小人知人出於私。出於知，則同乎理者謂之是，異乎理者謂之非。出於私，則同乎己者謂之是，異乎己者謂之非。』詩的本質是要用形象來反映社會生活，表達思想感情，像上面這首【知人吟】，毫無形象可言，故不能算作詩。准此以談，僧人寫的不少偈頌由於沒有藉助形象來說明道理，也算不得詩。蔣孔陽在【形象和形象性】一文中曾批評道：『有的所謂「哲理詩」，如佛家的偈語等，雖然思想是被裝在詩的形式裡面的，但因為沒有個性，所以沒有詩的形象，不能稱為真正的詩。』
　　還有一部分詩富有理趣，這是宋詩的特點，也是宋詩的優點。南宋包恢在探討詩歌創作理論時用了理趣的概念：『古人於詩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詩之出，必極天下之至精，狀理則理趣渾然，狀事則事情昭然，狀物則物態宛然。』（【答曾子華論詩】）清人沈德潛【清詩別裁集】卷首【凡例】云：『詩不能離理，然貴有理趣，不貴有理語。』何謂理趣？錢鍾書在【談藝錄】中作了深入探討，指出：『若夫理趣，則理寓物中，物包理內，物秉理成，理因物顯。』在錢鍾書看來，『理之在詩，如水中鹽、蜜中花（當為花中蜜），體匿性存，無恨有味，現相無相，立說無說，所謂冥合圓顯者也。』可見，詩的理趣就是通過詩的形象來表現哲理的藝術趣味。其最高境界是將理溶解於詩的形象之中，使人渾然不覺，讓讀者自己去體會。如葉紹翁的【遊園不值】：
　　
　　應憐屐齒印蒼苔，小扣柴扉久不開。
　　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
　　
　　作者遊園的目的是為了尋春，柴扉緊閉未免讓他失望，但是一枝出牆的紅杏使他領略到了滿園春色，又給他帶來了一份驚喜。短短的四句詩寫出了作者由期望到失望，再到他的期望意外得到滿足而非常得意的心理變化過程，顯得情趣盎然。我們細細品味，發現這首詩也道出了內容與形式、本質與現象之間的關係問題。內容或本質是一定會通過形式或現象反映出來的，春天到來了，我們即使沒見到杏花，也會從桃花、李花、薺菜花、迎春花那兒獲得春天到來的信息。
　　正因為詩的理趣蘊涵在詩的形象之中，故詩的理趣多見之於山水詩、詠物詩、詠史詩，以及形象化的議論中。詩人常在爬山涉水登高望遠時有所感悟，而將詩的理趣寓於山水之中。如蘇軾的【題西林壁】：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西林，寺名，在廬山，一名乾明寺。近代人陳衍在【宋詩精華錄】中指出：『此詩有新思想，似未經人道過。』但是新思想究竟指什麼，他沒有明說。今天看來，前兩句似說明人們的觀點會因為條件的不同而有差異。人們因為立場不同，視角不同，觀察事物的時間和地點不同，往往會形成不同的看法，即使同一個人也如此。後兩句說明了旁觀者清、當局者迷的道理。因為局中人往往要考慮利害得失，其主觀因素會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與限制，所以難以對事物的本質有客觀而準確的認識。黃庭堅還認為蘇軾在這首詩中談了人們對佛學的理解各有差異，黃氏評價道：『此老人於般若橫說豎說，了無剌語，非其筆端有舌，亦安能吐此不傳之妙？』（【冷齋夜話】）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們對佛教教義的理解當然也是各不相同的，箇中人尤其如此。再如楊萬里【過松源晨炊漆公店六首】之五：
　　
　　莫言下嶺便無難，賺得行人錯喜歡。
　　正入萬山圈子裡，一山放出一山攔。
　　
　　這首詩講了矛盾無時沒有、無處不在的道理。當我們好不容易爬上一個山頭，以為從此進入坦途，正準備喘一口氣時，會立即發現前面還有新的高峰需要我們去攀登。松源當在南京附近，這組詩錄自【誠齋集】卷三十五【江東集】，其二云：『山北溪聲一路迎，山南溪響送人行。也知流向金陵去，若過金陵莫寄聲。』而蘇軾【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自註：『蜀道有錯喜歡鋪，在大散關上。』（【全宋詩】）14/821/9500）以錯喜歡鋪為地名，可見楊萬里的這一感悟是人們所普遍具有的。
　　詩人艾青【論詩】云：『借某一事物表達思想的詩，通常叫「詠物詩」。詠物詩也通常被認為是哲理詩。』不少詩人常寓理於物。而同一物，不同的詩人藉以表達的理可能是很不相同的。如賈昌期【詠凌霄花】：
　　
　　披雲似有凌雲志，向日寧無捧日心。
　　珍重青松好依託，直從平地起千尋。
　　
　　此詩以凌霄花、青松為喻，說明你本身的條件雖然不好，但是只要你有凌雲志，並能充分利用其他有利條件，也能獲得成功。梅堯臣的【凌霄花】卻說：『一日摧作薪，此物當共委。』意思是說依附於人往往沒有好結果，隨着依附對象垮台，自己也就完蛋了。而曾肇筆下的【凌霄花】則云：『凌波條體纖，柔枝葉上綴。青青亂松樹，直干遭蒙蔽。不有嚴霜威，焉能辨堅脆？』寫凌霄花依附青松卻蒙蔽青松，只有經過嚴霜的考驗，才能辨別各自的品性。
　　寫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的詩稱為詠史詩，詠史的目的是為了發表對現實的看法。宋人也常用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作為載體來說理，如王安石的【宰骸罰
　　
　　謀臣本自系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
　　但願君王誅宰海不愁宮裡有西施。
　　
　　歷史上常常流行一種錯誤的說法，女人是禍水，將國家滅亡歸罪於美女。本詩指出國家安危繫於謀臣，不繫於地位低下的美女。只要將因接受賄賂而代表越國利益的太宰褐鍔保則西施呆在吳宮裡也是不用擔心的。
　　詩歌中的理趣還表現在形象化的議論中，【古詩十九首・冉冉孤生竹】就有過這樣的議論：『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採。將隨秋草萎。』唐代杜秋娘所唱之【金縷衣】也發表了類似的議論：
　　
　　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
　　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誰都知道『金縷衣』是寶貴的，是值得珍惜的，但是詩的首句卻出人意料地說『勸君莫惜金縷衣』，這就引起了讀者的關注，第二句緊接着說『勸君惜取少年時』，人們在擁有青春年華時，往往認識不到青春年華的寶貴。用『金縷衣』的寶貴來反襯『少年時』的價值，可謂恰到好處。因為『金縷衣』再寶貴畢竟是身外之物，而屬於自己的青春年華乃至生命只有一次，而且將一去而不復返。如果失去青春，失去生命，則『金縷衣』對你來說，將會變得毫無意義。詩的三、四兩句以折花為喻，告訴我們青春、生命、愛情及各種機會都應當珍惜，一旦錯過、失去，將會悔之晚也。
　　如何對待生活中的挫折？我們不妨讀一讀蘇軾的【慈湖夾阻風五首】之五：
　　
　　臥看落月橫千丈，起喚清風得半帆。
　　且並水村欹側過，人間何處不f岩？
　　
　　這首詩通過形象化的議論說明，在人生的道路上到處都有艱難險阻，我們應當用樂觀的態度來對待它。
　　
　　三、說理與抒情相結合
　　
　　抒情詩偏重於感情的成分，說理的詩自然偏重於理智的成分。但是詩本質上是抒情的，所以即使是哲理詩，也應當充滿感情，正如朱光潛【詩論】所說：『詩有說理的，但是它的「理」融化在熾熱的情感和燦爛的意象之中，它決不說抽象的未受情感飽和的理。』如果將說理同抒情結合在一起，當然會產生更好的藝術效果。事實上有的詩既可以看作抒情詩，也可以看作哲理詩。如楊萬里的【桂源鋪】：
　　

　　
　　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
　　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
　　
　　胡適1961年7月26日曾將此詩題贈給獄中的雷震：『南宋大詩人楊萬里的【桂源鋪】絕句，我最愛讀，今寫給儆寰老弟，祝他的65歲生日。』程千帆先生1994年夏天手書哲理詩七首贈周勃，也有此詩，並識曰：『誠齋此詩可喻將困難解決後之快樂也。』我們讀了此詩確實能體會到作者經過努力，翻山越嶺後所具有的快樂心情，那流出前村的溪水傳來的都是作者的歡笑聲。這首詩還告訴我們，只要我們具備衝破阻力的條件，又有衝破阻力的決心，就一定能夠克服重重困難，獲得光明的前途。
　　抒情與說理相結合還表現在抒情詩中含有說理的成分。整首詩都用來表現哲學道理，我們稱之為哲理詩。而整首詩中用來表現哲學道理的詩句，我們可稱之為警句。正如艾青【論詩】所說：『警句是概括力強的，富有哲理的語言；深刻地揭示了事物的本質，最富有機智的語言；警句產生於哲理中。』如劉禹錫的【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
　　
　　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
　　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
　　
　　卞孝萱先生【劉禹錫叢考】有云：『寶曆二年秋冬間，白居易罷蘇州刺史，劉禹錫罷和州刺史，結伴回洛陽，相遇於揚州。劉禹錫寫了【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如果從貞元二十一年劉禹錫因永貞變革失敗遭貶算起，等到劉禹錫到達洛陽，連頭帶尾正好23年。所以詩人覺得恍如隔世，感慨良多。也許詩人將自己比成『沉舟』、『病樹』，而將新進與後生們比喻成競發之『千帆』與爭榮之『萬木』。當然這兩句詩的哲學意義並非如此，它告訴我們歷史決不會因為個別事物的衰敗沒落而停止自己前進的腳步。人們常用這兩句詩來讚揚新生事物不可遏制的蓬勃生機與發展趨勢。
　　宋詩富於理趣，不但有大量的哲理詩，而且詩中也有不少警句。如陸游的【游山西村】：
　　
　　莫笑農家臘酒渾，豐年留客足雞豚。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簫鼓追隨春社散，衣冠簡樸古風存。
　　從今若許閒乘月，拄杖無時夜扣門。
　　
　　乾道二年（1166），陸游在隆興府通判任上極力支持張浚北伐。由於張浚北伐失利，陸游也被誣以『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而罷官回到自己的故鄉紹興。就在他感到在政治上走投無路的時候，卻在農村看到了美麗的風景，體會到了古樸的民風，並且還受到了熱情的招待，使他見到了生活的新天地，於是意外的驚喜便從詩中洋溢了出來。我們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時會遇到這樣的境界，當你感到無路可走時，會出現忽然開朗的局面。常言道天無絕人之路，又說車到山前必有路。這首詩的三、四兩句就包含了這些生活道理，它對我們不斷求索起了鼓舞作用。
　　綜上所說，詩不是不能說理，關鍵是如何說理。那些用韻文寫的毫無形象可言的哲學講義與詩無關，而將哲理寓於形象之中，與抒情相結合的富有理趣的詩，我們應當視為瑰寶，並加以發掘與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