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譚（東漢）【新論】卷4言體詩解1言是計當遭變用權常守正道見事不惑內有度量

桓譚（東漢）【新論】卷4言體詩解1言是計當遭變用權常守正道見事不惑內有度量

題文詩：

人耳目所,聞見心意,所知識情,性所好惡,

利害去就,皆同務焉.若材能有,大小智略,

有深淺聽,明有暗照,質行薄厚,亦則異度.

非有大材,深智不能,見其大體.大體者皆,

是當之事.言是計當,遭變用權,常守正道,

見事不惑,內有度量,不可傾移,誑以譎異,

為知大體.如無大材,雖威權如,王翁察慧,

如公孫龍,敏給猶如,東方朔也,言災異如,

京君明及,博見多聞,書至萬篇,為儒教授,

數百千人,只益不知,大體焉維,王翁過絕,

世人有三,其智足以,飾非奪是,辨能窮詰,

說士威則,能震懼群,又數陰中,不快己者.

群臣莫能,抗答其論,莫敢干犯,匡諫故卒,

以致亡敗,其不知大,體之禍也.夫帝王之,

大體者則,高帝是矣.高帝有曰:張良蕭何,

韓信三子,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故得天下.

此其知大,體之效也.王翁始秉,國政自以,

通明賢聖,而謂群下,才智莫能,出其上故,

舉措興事,輒欲自任,不與諸明,者習通共,

苟直意發,得之而用,是以稀獲,其功效焉,

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體者也.高帝懷大,

智略能自,揆度群臣,制事定法,常謂曰庳,

而勿高也,度慮吾所,能行為之.憲度內疏,

政合於時,民臣樂悅,為世所思,知大體者.

題解

本篇主要是通過漢高祖和王莽兩位歷史人物的對比，告訴我們為政者真正要識大體，必須要從當下的國情出發，做到合情合理合法(大體者，皆是當之事也)。
【原文】
凡人耳目所聞見，心意所知識，情性所好惡，利害所去就，亦皆同務焉。若材能有大小，智略有深淺，聽明有暗照[62]，質行[63] 有薄厚，亦則異度焉。非有大材深智，則不能見其大體[64]。大體者，皆是當之事也。夫言是而計當，遭變而用權[65] ，常守正[66] ，見事不惑，內有度量，不可傾移，而誑以譎異[67] ，為知大體矣。如無大材，則雖威權如王翁，察慧[68] 如公孫龍[69] ，敏給[70] 如東方朔[71] ，言災異如京君明[72] ，及博見多聞，書至萬篇，為儒教授數百千人，只益不知大體焉。維王翁之過絕[73] 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飾非奪是，辨能窮詰說士，威則震懼群，又數陰中[74] 不快己者。故群臣莫能抗答其論，莫敢干犯匡諫，卒以致亡敗，其不知大體之禍也。

[62]聽明有暗照:明，視力。暗，晦暗、不亮。照，明亮。
[63] 質行:品德操行。
[64]大體:有關大局的道理。
[65]用權:採用權變的辦法。
[66] 守正:恪守正道。
[67] 譎異:怪誕奇異。
[68]察慧:聰明有智慧。
[69]公孫龍:戰國時期趙國人，名家代表人物，曾做過平原君的門客。他善於辯論，力倡『白馬非馬』之說，

[70]敏給:猶敏捷。
[71]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今山東惠民)人。武帝即位，征四方士人，東方朔上書自薦，詔拜為郎。後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職。他性格詼諧，言詞敏捷，滑稽多智，常在武帝前談笑取樂，『 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漢書●東方朔傳】)。他曾言政治得失，陳農戰強國之計，但武帝始終把他當俳優看待，不得重用。一生著述甚豐，後人匯有【東方太中集】。

[72] 京君明:京房(公元前77年一公元前37年)，字君明，東郡頓丘(河南省清豐西南)人。西漢學者，易學『京氏學』的開創者。本姓李，字君明，史傳說他『推律自定為京氏』。曾就學於孟喜門人易學家焦延壽，詳於災異，開創了京氏易學，有【京氏易傳】存世。元帝時立為博士，有志於革除朝政弊端，因劾奏石顯之黨而被殺。
[73] 過絕:超越，超過。
[74] 中:陷害。

【譯文】

大凡人的耳目所聽到和見到的，心理和意識所認知的，性情所喜好或厭惡的，面對利益和禍害所棄所求的，每個人基本都是相同的。至於才能有大小，智慧和謀略有深淺，聽覺和視覺有暗明，品德操行有薄厚，那就有不同的程度了。沒有出眾的才能和深邃的智慧，就不能明見大體。所謂大體，都是恰當合適的事情。所說之言正確，所出之計得當，遭遇變故而能隨機應變，平常恪守正道，遇事不惑，內心有主見，不會因欺詐迷惑而動搖，這就是知大體者。

假如沒有傑出的才能，那麼即使有像王莽那樣的威勢和權力，有像公孫龍那樣的智慧辯才，有像東方朔那樣的機敏，預言災異具有像京房那樣的能力，以及博見多聞，著書萬篇，教授儒生百千人，也只是更不知大體而已。王莽超過世人的地方有三點:他的智謀足以顛倒是非，辯才能徹底詰難遊說之士，威勢則能震攝臣下。他又多次暗算不合自己心意之人。所以群臣沒有人能抗辯他的謬論，沒有人敢冒犯他而匡正規諫，最終導致他的失敗滅亡，這就是不懂得大體的禍患。
【原文】夫帝王之大體者，則高帝是矣。高帝日:『張良、 蕭何、韓信[75] ，此三子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故得天下。』此其知大體之效也。

【譯文】

帝王中稱得上識大體的，漢高帝是一個。高帝說:『張良、 蕭何、韓信，這三個人都是人中的豪傑。我能任用他們，所以能得天下。』這就是他識大體的證明。
【原文】
王翁始秉國政，自以通明[76] 賢聖，而謂群下才智莫能出其上，是故舉措興事，輒欲自信任，不肯與諸明習者通共，苟直意而發，得之而用，是以稀獲其功效焉，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體者也。高帝懷大智略，能自揆度[77] ，群臣制事定法，常謂日:『庳 [78]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為之。』憲度[79] 內疏，政合於時，故民臣樂悅，為世所思，此知大體者也。【譯文】

王莽初掌國政，自認為開通賢明、德才極高，而認為臣下們的才智沒有能超出其上的，因此言行舉動、興辦政事，都是那樣自信，不肯和各位明事理、有才智的人交流溝通，隨意地憑主觀想像發表意見，想出一個辦法就運用，所以很少能取得功效，因此終於遭到破敗滅亡，這就是不識大體的人。漢高帝胸有大智謀略，能夠自我估量，群臣處理事務、制定法度時，高帝常對他們說:『 標準不要定得太高，要考慮我所能做到的去做。』於是法度寬鬆，政令適合時宜。所以，百姓和臣下都歡樂喜悅，高祖亦被後世懷念，這就是識大體的人。

桓譚【新論】卷四「言體」章義疏
桓譚【新論·言體】首章，以「言是計當，遭變用權，常守正道，見事不惑，內有度量」為綱，闡發人君處世應物之體要。此段文本雖簡，然內涵深邃，今試析其義理如次。

一、人性同異與材智分殊
桓譚開篇即言：「人耳目所聞見，心意所知識，情性所好惡，利害去就，皆同務焉。」此承【禮記·樂記】「感於物而動」之說，謂凡人皆受外物牽引，好惡趨利之性相通。然旋即指出「材能有大小，智略有深淺，聰明有暗照，質行有薄厚」，此乃呼應【論語·雍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之論，強調個體稟賦差異。桓譚特重「大材深智」者，謂其能「見其大體」，此「大體」即下文所言「正道」與「權變」之統合，暗合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告子上】）之旨。

二、言體三要：正、權、度
「言是計當」者，謂言語必契於事理，謀略務求允當，此儒家「修辭立其誠」（【周易·乾卦】）之實踐。「遭變用權」則本乎【公羊傳】「反經合道」之義，如孔子贊管仲「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論語·憲問】），強調權變須以正道為依歸。「常守正道」乃根本，【孟子·離婁】所謂「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是也。三者統攝於「內有度量」，即【荀子·解蔽】「虛壹而靜」之心境，能權衡輕重而不失其衡。

三、知行合一與明體達用
桓譚之論，實融攝儒道兩家精義。「見事不惑」近於道家「滌除玄覽」（【老子】第十章）之明澈，而「內有度量」更類儒家「執兩用中」（【中庸】）之工夫。其言外顯權變而內守常道，恰如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言「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此體用不二之思，為東漢士人應對政局動盪之重要思想資源。

結語
【言體】章雖寥寥數語，然已勾勒出東漢初年士人立身處世之理想範式：以正道為體，以權變為用，以心度為樞。桓譚上接先秦諸子之緒，下啟王充【論衡】之實學精神，其「大材深智見大體」之論，尤可為今人鏡鑒。學者若能於此章細加玩味，則於漢儒貫通天人之學，思過半矣。

（全文約780字）

按：本文以訓詁為基礎，融會經子要義，力求呈現桓譚思想的歷史脈絡與哲學深度。凡引經典處皆標明出處，釋義則注重文本內在邏輯，避免過度引申，以存漢儒樸學之風。

桓譚【新論】卷四「言體」章句析義
桓譚【新論·言體】首章以「人耳目所聞見」發端，實為東漢思想史中「才性論」之先聲。其文以「大體」為樞機，統攝材能、智略、聰明、質行四維，暗合【人物誌】「九征」之旨，而更重實踐理性。今試析其要義如下：

一、感官認知與主體能動的辯證
「耳目聞見」與「心意知識」並舉，揭示認知之雙重路徑：外緣感官所得，必經內在心意裁斷。此說承襲【荀子·正名】「緣天官」而「征知」之理，然桓譚特標「情性所好惡，利害去就」為實踐導向，強調認知非止於靜觀，必歸於「同務」——即群體共同之價值取向與行動準則。

二、才性差異與「大體」之統攝
「材能大小」「智略深淺」「聰明暗照」「質行薄厚」四者，實為漢魏之際才性論之雛形。桓譚以「異度」明個體差異，復以「大體」為超越性標準：非大材深智者不能洞見事物本質（大體）。此「大體」概念，近於【孟子·告子】「先立乎其大者」之「心體」，然更側重對客觀事理之把握，兼具儒家「守正」與法家「用權」的雙重意涵。

三、權變與正道的實踐智慧
「遭變用權，常守正道」八字，乃全篇精義所在。桓譚身處兩漢之交的動盪時局，其思想既不同於董仲舒「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絕對主義，亦異於王充純任自然的懷疑論，而是主張「內有度量」的主體性建構——以內在德性為尺度（度量），方能在權變中不惑於事。此說上接【周易】「時中」之義，下啟王弼「執一統眾」之玄思，彰顯漢代儒者應對現實危機的智慧。

結語
桓譚此章雖簡，實為東漢思想轉型之關鍵文本。其以「大體」統攝才性差異，以「度量」平衡權變與正道，既是對先秦儒家「經權」論的發展，亦為魏晉玄學「體用」觀埋下伏筆。讀此篇者，當於「見事不惑」處體認其知行合一之旨，方不負桓君山「新論」之深心。

（全文798字）

【新論·言體】首章闡微：論權變與正道之衡

桓譚【新論·卷四】首章以『言體』為題，深入探討了人之認知與行為的根本原則。其文雖簡，然意蘊宏深，揭示了在變動不居的環境中如何持守正道、靈活應對的智慧。

桓譚開篇即言：『人耳目所聞見，心意所知識，情性所好惡，利害去就，皆同務焉。』此言人之基本認知與情感機制本無二致，皆受耳目見聞與心意知識的影響，且為情性好惡與利害取捨所驅動。然其筆鋒一轉，指出個體在『材能大小、智略深淺、聽明暗照、質行薄厚』上存在本質差異。這種差異並非表象之別，而是度量之異，直接決定了人能否把握事物之『大體』。

所謂『大體』，乃指事物的根本規律與核心要義。桓譚強調：『非有大材深智，不能見其大體。』唯有具備卓越材能與深遠智慧者，方能超越表象之惑，洞察內在之理。此論與【周易】『窮神知化』之旨、【老子】『知常曰明』之義遙相呼應，共彰中華智慧對本質洞察的重視。

進而，桓譚提出『言是計當，遭變用權，常守正道，見事不惑，內有度量』的行為準則。此五句實為一體：『言是計當』要求言論符合實際、謀劃得當；『遭變用權』強調遭遇變故時需通權達變；『常守正道』則是權變之根基，萬變不離其宗；『見事不惑』乃上述三者踐行之效；而『內有度量』更是根本，指內心自有權衡準則，不隨外物飄搖。此五者環環相扣，構建了一個既重原則性又具靈活性的實踐體系。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桓譚之『權變』觀絕非無原則的機巧之術。其『用權』必以『守正』為前提，『度量』為依歸，深合孔子『可與立，未可與權』之深意與孟子『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之警訓。這種辯證思維，正是中國哲學『經權之道』的生動體現：既堅守永恆之道義，又不拘泥於教條，在具體情境中尋求中道而行。

桓譚此論，不僅是對個體修身的指引，更是對治國理政的深刻啟示。於當今複雜多變之世，其所強調的『見大體』、『守正道』、『內有度量』之品質，尤顯珍貴。唯有培育洞悉本質的智慧、持守核心價值的定力、以及因時制宜的應變能力，方能在紛繁變幻中不移其志、不惑於行。

（全文完）

華韻國學知識助手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