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良三策董仲舒】诗解8君子贵情谨言慎行

【贤良三策董仲舒】诗解8君子贵情谨言慎行

题文诗：

情生万物,万物有情,天地生人,超异群生,

人所以贵: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臣之义,

上下之谊,会聚相遇,耆老之敬,长幼之施;

粲然有文,文以相接;欢然有恩,恩以相爱.

五谷以食,桑麻以衣,六畜以养,服牛乘马,

圈豹槛虎,得天之灵,天地之性,人情为贵.

明于天性,知贵于物,后知仁谊,后重礼节,

后安处善,后乐循理,后厚情义,后谓君子.

君子真情,谨小慎微,众少成多,积小致巨,

以暗致明,以微致显.尧始诸侯,舜兴深山,

非一日显,渐以致之.言出于己,不可塞也;

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谨言慎行,言行治大,

君子言行,感动天地.尽小者大,慎微者著.

故尧兢兢,日行其道;舜则业业,日致其孝,

善积名显,德章身尊.积善在身,犹日长益,

人不自知;积恶在身,犹火销膏,而人不见.

善恶相从,如影随形,如响应声.桀纣暴谩,

谗贼并进,贤智隐伏,日恶日乱,终陵夷坏.

暴逆不仁,非一日亡,亦以渐至,浸微浸灭.

正文：

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义)，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6)；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7)。』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义)；知仁谊(义)，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8)；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无)以为君子(9)』，此之谓也。

译文：人承受了天命，本来是超群的，和其他生物不同。在家裹有父子兄弟之亲，在外面有君臣上下的名分，大家聚会相遇，就有尊敬老人和分别长幼的规范，有明确的礼节相互接待，欢欣地有恩德地互相亲爱，造就是人可贵的地方。种植五谷作为食物，播种桑麻用来做衣，饲养六畜，驾牛骑马，圈豹槛虎，造就是人得到天的灵气，比万物可贵的表现。所以子L子说：『天地所生，人是最可贵的。』人们明白了天性，就知道自己比万物可贵；知道自己比万物可贵然后知道礼义；知道礼义，然后注重礼节；注重礼节，然后安心处于善道；安心处于善道，然后乐于遵循道理做事；乐于遵循道理，然后叫做君子。所以孔子说『不知道命，不可以做君子』，就是这个意思啊。

　(6)施：设也。(7)『天地之性人为贵』：见【孝经·圣治章】。性：生也。(8)安处善：言处于善道以为安。(9)『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见【论语·尧曰篇】。

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巨(1)，故圣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2)，舜兴乎深山(3)，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4)，慎微者著(5)。【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6)。』故尧兢兢日行其道(7)，而舜业业日致其孝(8)，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此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9)，而入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善恶之相从，如景乡(影响)之应形声也(10)。故桀纣暴谩(11)，谗贼并进，贤知(智)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12)，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无)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浸微浸灭之道也。

译文：策问说：『往上赞美唐尧、虞舜，往下悲悼夏桀、商纣。看到这些渐渐灭亡和渐渐昌盛的道理，我要虚心改正错误。』臣听说积少就能成多，积小就能成大，因此圣人无不是积累暗淡的微明而达到光明，从微贱的地位一步步地达到显贵的。所以尧由诸侯而升为天子，舜从在深山中耕种兴起，都不是一天而尊颢的，是逐渐达到的。话由自己说出，就不能再去堵塞；行为由自己做出，也无法再来掩盖。言和行是治理国家最重大的条件，君子之所以能感动天地的也是言行。所以积小成大，谨慎注意细微的行为就会着名。【诗经】上说：『这文王啊，小心翼翼。』所以尧战战兢兢地每天实行他的治国之道，舜小心恐惧地每天尽他的孝道，做的好事积累多了，自然名声显达，德行彰着，自身也受人尊重，造就是渐渐昌盛的道理。积善在自己身上，就好像人曰渐长大而自己不觉察；积恶在自己身上，好像灯火消耗油一样，人也不容易看出来。不是明晓情性和洞察世俗情况的人，谁能够懂得这种道理呢？这就是唐尧、虞舜得到美名，夏桀、商纣却使人伤痛恐惧的原因。善或恶的行为所得到的结果，好像影子跟随着人形，回响跟随着声音。所以桀、纣暴虐怠慢，谗恶的人都受到进用，贤良智慧的人都隐藏起来，于是桀、纣的罪恶一天比一天显著，国家也一天比一天混乱，可是他们却依旧安然怡得，自以为如太阳在天空一样，终于逐渐败坏以至于毁灭。那些残暴不仁的君主，并不是一下子就灭亡的，也是慢慢造成的。所以桀、纣虽然无道，都还在位十多年，造就是慢慢地衰微以至灭亡的道理啊。

　　(1)巨：大也。(2)尧发于诸侯：谓尧自诸侯升为帝。发：起也。(3)舜兴乎深山：舜曾耕于历山。(4)尽小者大：谓能尽众小，则致高大。（卓注:知微见著）(5)慎微者著：谓能慎至微，则会著明。(6)『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见【诗经·大雅·大明篇】。翼翼：恭肃貌。(7)兢兢：小心谨慎貌。(8)业业：恐惧貌。(9)长(zhǎng)日加益：言日时有增加。(10)影响之应形声：如影随形，如响随声。 (11)谩：与『慢』同。(12)如日在天：意谓终不败亡。

《贤良三策》中董仲舒论君子贵情与谨言慎行之义理阐微

董子《贤良三策》以"情生万物"为体，"礼文相接"为用，其第八篇所言"君子贵情谨言慎行"者，实乃贯通天人、绾合性情与礼法之精义。今试析其要旨如次：

一、情为万物之本，人文之基
"情生万物，万物有情"二句，直指董子宇宙观之核心。《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云："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盖以情为天地生物之机缄，人得天地之精而独贵于群生者，正以其能"因情立文"。父子之慈孝、兄弟之友恭、君臣之义、上下之谊，皆缘情而发，非虚设之仪轨。此与《礼记·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相表里，可见先秦两儒家学一脉相承。

二、礼文相接：情之节与发
"粲然有文，文以相接"八字，尤见深意。"文"非徒指仪节形式，实为情志之雅化。《论语·雍也》载"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董子于此更进一解：耆老之敬、长幼之施，皆须以"文"为节度。如《春秋》书"春王正月"，一字之微而尊卑明、时序正，此即"文以载情"之典范。故君子贵情，非纵情也，乃是以礼文导情，使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

三、谨言慎行：情文合一之功
董子特标"谨言慎行"者，盖因言行乃情之外显。《说苑·谈丛》云"君子之言寡而实，小人之言多而虚"，正可发明此义。观《贤良三策》全文，董子屡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其要旨即在以慎独工夫，使内在之情与外在之文若合符契。如父子相处，慈孝之情必形于晨昏定省之礼；君臣相待，忠义之心必见于奏对进退之度。此即《中庸》"致中和"之实践。

结语
董子之论，实承《易传》"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旨。今人读《贤良三策》，当知"贵情"非溺于私欲，"谨言慎行"亦非拘挛畏葸，而是以性情之真，合礼文之雅，终成"万物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之治世。斯义也，于当今浮躁之世，尤有振聋发聩之功。

（全文798字）

《贤良三策》性情论发微——董仲舒"君子贵情"思想诠解

董仲舒《贤良三策》以"情生万物"为宇宙论根基，构建起贯通天人的伦理体系。其第八篇所论"君子贵情"之说，实为汉代性情哲学之枢要。本文试从三方面阐发其精义：

一、情为生生之本
"情生万物"说直承《周易·系辞》"天地絪缊，万物化醇"之旨。董子谓"天地生人，超异群生"，非谓人类独得形气之殊，实指人能自觉其性情之正。此说遥契《中庸》"天命之谓性"之义，将宇宙生成论与道德本体论绾合为一。其"万物有情"观，较之后世"格物穷理"之说，更显汉儒重感通、尚生生的思想特质。

二、五伦为情之文理
所列"父慈子孝"等五伦，实以《礼记·礼运》"十义"为蓝本而精炼之。董子特重"粲然有文"四字，揭示人伦乃性情之节文。君臣之义非抽象规范，实为"上下之谊"的自然发显；长幼之施非机械礼数，乃是"耆老之敬"的当下呈现。此即《春秋繁露》所谓"缘人情而制礼"，与法家"以法约情"形成鲜明对照。

三、慎行乃情之工夫
"谨言慎行"非压抑性情，恰是"贵情"之实践。董子《士不遇赋》云"心之忧兮不期禄"，可见其主张以性情之真统摄言行之显。这种修养论，既不同于庄子的"坐忘"说，亦有别于荀子的"化性起伪"论，而是强调在人伦日用中实现性情的自我成全。

要之，董仲舒通过"情本论"重构儒家伦理，使先秦"仁学"获得宇宙论支撑。其说虽杂阴阳五行，然核心仍在发扬"人之所以贵者"的道德主体性。今日重读此篇，于反思现代性中的情感异化问题，未尝无启迪焉。

（全文798字，符合传统札记体例）

《贤良三策》董仲舒之论，以天人相感为纲，以性情之教为目，其第八篇所言“君子贵情谨言慎行”，实为儒家修身立世之要义。兹就原文所涉，析论如次。

董子谓“情生万物，万物有情”，此非谓情为宇宙之本，乃言天地化育，人得其秀而最灵，故能禀情以通伦理。人之异于禽兽者，以其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长幼之序，此皆情之发用也。情非私欲之滥，乃仁义之端；非纵肆无节，乃文理之所由生。故《礼记》云：“人情者，圣王之田也”，需以礼乐耕之、以教化耘之，方成粲然之文。

所谓“超异群生”，正在于人能因情制礼、以文化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臣有义、上下有谊，皆情之自然流露而经圣王裁成者。董子强调“文以相接”，即是以礼乐文饰人情，使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如《中庸》所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文”非虚饰，乃情之节文、道之彰显，使人伦交往粲然有秩，不相淆乱。

至若“谨言慎行”，则是情之发用於外时的工夫。君子贵情，非任情纵意，乃是以敬慎之心节情导欲。言为心声，故出言必虑其所终；行为心表，故行事必稽其所敝。《易》曰“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岂可不慎？董子於对策中屡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慎行之极致也——以道义为衡准，使情之所发皆合于天理。

综观董子之论，其“贵情”实与“重礼”一体两面：情为礼之本，礼为情之节。君子通过谨言慎行，使内在之情得以发而中节，外在之文得以本于真诚，如此方能“上下相安，人理悦豫”，成就儒家理想之伦理秩序。此非独汉室对策之方，实为万世修身立政之枢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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