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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王充《论衡》卷39超奇篇诗解3鸿儒文深君臣治术心思为谋集扎为文情见于辞意验于言精诚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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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向东 发表于 2023-7-7 22:14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王充《论衡》卷39超奇篇诗解3鸿儒文深君臣治术心思为谋集扎为文情见于辞意验于言精诚感人
题文诗:
章也,巨略,君臣治术,身不得行,
口不能绁,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为之.
孔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则孔子,之春秋乃,
素王之业;诸子传书,素相之事.观春秋可,
以见王意,读诸子可,以睹相指.故曰陈平,
割肉公平,丞相端;叔孙敖决,期思令君,
兆著观读,传书之文,治道政务,非徒割肉,
决水之占.足不强劲,则迹不远,锋不铦锐,
则割不深.连结篇章,必大才智,鸿懿之俊.
有人:著书之人,博览多闻,学问习熟,
则能推类,兴文,由外而兴,未必实才,
文相副;且浅意于,华叶之言,无根核深,
不见大道,体要,立功者希;安危之际,
文人不与,无能建功,之验徒能,笔说之效.
曰不然.周世著书,人皆权谋,之臣汉世,
直言之士,皆通览吏,岂谓文非,华叶之生,
根核推之?心思为谋,集扎为文,情见于辞,
意验于言.商鞅相秦,致功于霸,作耕战书;
虞卿为赵,决计定说,行退作,春秋之思,
起城中议;耕战之书,秦堂上计.陆贾消灭,
吕氏之谋,与新语所,论同一意;桓君山易,
晁错之策,与新论所,言共一思.观谷永,
陈说唐林,及,刘向切议,以知为本,
笔墨之文,将而送之,岂徒雕文,饰辞苟为,
华叶言哉?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
如此是故,鲁连飞书,燕将自杀;邹阳上疏,
梁孝开牢.书疏文义,夺于肝心,非徒博览,
者所能造,习熟者所,能为.文传千古.
鸿儒精诚,精诚之文,通天达地,通古达今.
真情所致,感天动地,情通古今,古今一情.
  
  《原文》
  39·6文有深指巨略(1),君臣治术,身不得行,口不能绁(2),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为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则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3);诸子之传书,素相之事也(4)。观《春秋》以见王意,读诸子以睹相指。故曰:陈平割肉(5),丞相之端见;叔孙敖决期思(6),令君之兆著(7)。观读传书之文,治道政务,非徒割肉决水之占也。足不强则迹不远,锋不铦则割不深。连结篇章,必大才智鸿懿之俊也。
  【注释】
  (1)指:通“旨”。
  (2)绁(yì义):通“跇”,陈述。
  (3)素:空。素王:是儒家对孔子的尊称。意思是有做王的能力和政治影响而没有王位的人。参见本书《定贤篇》。
  (4)素相:素丞相。王充认为桓君山是素丞相。
  (5)陈平:参见11·3注(9)。陈平割肉:《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陈平作百姓时,分祭肉很公平,受大家称赞,后人则议论说,这就是他要当丞相的苗头。
  (6)叔孙敖:《淮南子·人间训》、《后汉书·王景传》均作“孙叔敖”,可从。期思:期思河,古河名,在今河南省固始县西北部。孙叔敖决期思:《淮南子·人间训》记载,孙叔敖在治理蒋邑(在今河南省固始县西北七十里)时,疏通过期思河。楚庄王看他治河,认为有作令尹(楚国的相)的才能。
  (7)君:根据文意,疑系“尹”字形近而误。递修本作“尹”,可证。

  【译文】
文章中有深奥的意思,重大的谋略,君臣治国的方法,只是由于他们自己无法实行,口里又不能直说来表达心情,所以用文章来表明自己的看法,认为以后一定能实行它。孔子作《春秋》,是用来表达做君主的道理。然而孔子的《春秋》,是他素王的事业;桓君山一类人的传书,是素相的事业。看《春秋》可以看出做君主的道理,读桓君山一类人的传书,可以看出做相的意图。所以说:陈平分割祭肉,是当丞相的苗头;孙叔敖疏通期思河,是当令尹迹象的显现。观看传书里的文章,有治理国家大事的道理,不仅是分割祭肉、疏通河水的预兆。脚不强劲就走不远,锋刃不锐利就割不深。能连结篇章写文著书,一定是才能大智慧高而完美的杰出人物。

  《原文》

  39·7或曰:“著书之人,博览多闻,学问习熟,则能推类兴文。文由外而兴,未必实才学文相副也(1)。且浅意于华叶之言,无根核之深(2),不见大道体要(3),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际,文人不与,无能建功之验,徒能笔说之效也。”
  【注释】

  (1)学(学):疑“与(与)”字形近而误。上文“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正与“才与文相副”文义相符,可一证。《初学记》卷二一、《太平御览》卷五八五引《论衡》文,均作“与”,可二证。
  (2)核:通“荄(gāi该)”,草根。根核:这里指文章的内容。
  (3)要:同“腰”。体要:人体的重要部位,这里指纲要、要领。大道体要:这里指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

  【译文】
有人说:“写书的人,看得多听得多,熟悉学问,就能类推写出文章来。文章是由见闻写出来的,不一定真实才能与文章相符合。寄肤浅的见解于漂亮的文辞,没有深刻的内容,见不到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所以很少有建立功业的人。国家安危的关头,文人都不能参与其事,没有建立功绩的作用,只有动笔写文章的效果。

  《原文》

  39·8曰:此不然。周世著书之人,皆权谋之臣,汉世直言之士,皆通览之吏,岂谓文非华叶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为谋,集扎为文(1),情见于辞,意验于言。商鞅相秦,致功于霸,作《耕战》之书;虞卿为赵(2),决计定说行,退作《春秋》之思(3),起城中之议(4);《耕战》之书,秦堂上之计也(5)。陆贾消吕氏之谋(6),与《新语》同一意(7);桓君山易晁错之策(8),与《新论》共一思。观谷永之陈说(9),唐林之宜言(10),刘向之切议,以知为本,笔墨之文,将而送之(11),岂徒雕文饰辞,苟为华叶之言哉?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是故鲁连飞书(12),燕将自杀;邹阳上疏(13),梁孝开牢。书疏文义,夺于肝心,非徒博览者所能造,习熟者所能为也。  【注释】
  (1)扎:同“札”,古代用来书写的木片。这里指资料。
  (2)虞卿:战国时人,曾游说赵孝成王,联齐、魏抗秦,被采用,拜上卿。由于食邑在“虞”,所以被称为“虞卿”。著有《虞氏春秋》,已佚。
  (3)退作《春秋》之思:句难通。根据文意并参照《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疑应作“退作《虞氏春秋》。《春秋》之思”。退作《虞氏春秋》:《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记载,虞卿为救朋友魏齐,放弃赵国相位,去魏国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不得志而著《虞氏春秋》。《春秋》:指《虞氏春秋》。
起:递修本作“赵”,可从。赵城中之议:虞卿是在赵国都城邯郸给赵王出谋画策,所以王充称这些建议为“赵城中之议”。
  (5)堂:这里指君主议政的地方。秦堂上之计:指商鞅在秦国的堂上向秦孝公提出的改革建议。
  (6)陆贾消吕氏之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刘邦死后,惠帝即位,政权却落在吕后手里。惠帝、吕后相继死去,吕后的亲戚吕禄、吕产起兵作乱。陆贾建议丞相陈平联合太尉周勃维护政权,最后消灭了吕禄等,迎立了汉文帝刘恒。
  (7)《新语》:陆贾著,上下两卷,共十二篇,主要论述秦亡汉兴及其他朝代国家兴亡的原因。刘邦号为“新语”。
  (8)晁错(公元前200~前154年):颖川(今河南省禹县)人。西汉政论家。文帝时,任太常掌故,号“智囊”。景帝时,任御史大夫。他坚持“重本抑末”政策,并主张纳粟受爵,又建议募民充实塞下,积极防御匈奴入侵,以及逐步削夺诸侯王国的封地,以巩固中央集权制度,得到景帝采纳。不久,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为名,发动武装叛乱;他为袁盎陷害,被杀。《汉书·艺文志》有《晁错》三十一篇,今有辑录本。桓君山易晁错之策:桓君山主张实行分封制,认为是巩固国家政权的根本措施,与晁错的“削藩策”是对立的。王充这里讲“桓君山易晁错之策”,估计说的是这一点。
  (9)谷永之陈说:指谷永给汉成帝上书提的各种建议。
  (10)宜:句难通,疑系“直”字之误。《汉书·王贡两龚鲍传·鲍宣》:“沛郡唐林子高数上疏谏正,有忠直节”,可一证。递修本作“直”,可二证。
  (11)将:扶。这里是借助的意思。
  (12)鲁连:鲁仲连,战国时齐国人。不仕,喜为人排难解忧。听说要给他封爵,便逃隐到海上直到死。鲁连飞书:《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记载:一位燕将占领了齐国的聊城,后遭人陷害,燕君听信谗言,他不敢回燕,于是死守聊城。鲁仲连写信用箭射入城内,分析了燕将的困难处境,指出死守没有出路。燕将看信后,感到回燕、降齐、死守都没有好结果,与其被杀,不如自我了结,于是自杀了。
  (13)邹阳:西汉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东北旧临淄)人。善于写论辩文章。邹阳上疏:《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记载,由于羊胜的挑拨,汉文帝的儿子梁孝王把邹阳下狱。他在狱中上书自诉冤枉,因而获释,并被尊为上客。

  【译文】
 我说:这不一定。周代写书的人,都是权谋的大臣,汉代敢于直说的人,都是博览群书的官吏,怎么能说文章写出来不是像花叶的生长那样是由根促成的呢?用心思考作计谋,收集资料写文章,感情在文辞中表现出来,意思在说话中得到证明。商鞅帮助秦国,想在霸业上得到功绩,于是写《耕战》;虞卿帮助赵国,提出计谋和主张并被采纳,辞官后写了《虞氏春秋》。其基本思想,就是虞卿在赵国都城给赵王提的建议;《耕战》的内容,就是商鞅在秦国堂上向秦孝公提的建议。陆贾消灭吕氏的计谋,跟《新语》是同样的见解;桓君山改变晁错的计谋,跟《新论》是同样的意见。看谷永上书的陈述,唐林坦率的进言,刘向恳切的建议,都以见解为根本,写成文章,想借助它把见解表达出来,难道只是雕饰文辞,随便写成漂亮的言辞吗?真挚的感情发自内心,所以那文章上的话才深深地感动人。因此鲁仲连用箭射信,燕将会自杀;邹阳上书辩解,梁孝王才会打开牢门放他。书信、奏章和文章的内容,是从内心迸发出来的,并非只是博览群书的人能造出来的,熟悉学问的人能写出来的。
邓帛 发表于 2025-7-13 09:38 | 显示全部楼层
《论衡·超奇篇》释要:鸿儒之文与精诚之道

王充《论衡·超奇篇》所论"鸿儒文深"之旨,实为汉代思想史中关乎文道关系的精微论述。今就篇中"君臣治术""情见于辞"二义,试作阐发。

一、文以载道:鸿儒之学的治术维度
篇中"深旨巨略,君臣治术"之说,揭示了汉代知识分子的著述理想。王充将孔子《春秋》定位为"素王之业",此说承董仲舒"素王改制"论而更重文本实践。鸿儒之文非徒雕章琢句,实乃"身不得行,口不能绁"之际的政治宣言。如《春秋》笔削见义,通过"表著情心"的书写策略,完成对理想政治的范式建构。此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史学观相呼应,皆体现汉代士人以文参政的独特路径。

二、情辞相生:文本表达的真诚性
"情见于辞,意验于言"八字,道出王充的文本真实观。其"精诚感人"说上承《周易·系辞》"修辞立其诚",下启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值得注意的是,王充特别强调"集扎为文"的累积过程,认为真诚性需通过"心思为谋"的理性锤炼方能显现。这种既重情志本真、又尚逻辑验证的文学观,恰是东汉思想由谶纬神秘向理性实证过渡的缩影。

三、超奇之辨: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
所谓"诸子传书,素相之事",实指著述乃布衣卿相的精神实践。王充将鸿儒置于儒生、通人之上,其标准正在于能否以文辞构建"不必身居其位"的思想权威。这种通过文本建立"道统"的尝试,实为后世韩愈"文以明道"说之先声。

要之,《超奇篇》通过解构"文—道—政"三者的关系,重塑了知识分子的文化定位。其说既不同于扬雄"雕虫篆刻"的文学否定论,亦有别于班固"润色鸿业"的侍从文学观,而开创了"文为世用而不役于世"的中间道路。今日重读此篇,于思考学术独立性与社会责任感之平衡,犹具启示意义。

(全文计798字)
陈辰 发表于 2025-7-13 16:58 | 显示全部楼层
《论衡·超奇篇》鸿儒文道发微

王充《论衡·超奇篇》所论"鸿儒文深"之旨,实为汉代思想史上一大关捩。其谓"深旨巨略,君臣治术"者,非徒文辞藻饰之谓,乃直指经世文章之本质。今试析其要义三端:

一、文道相济的治术本质
"身不得行,口不能绁"而"表著情心"者,正是先秦"立言"传统之延续。孔子作《春秋》以"素王"笔法明王意,非仅史官记事,实乃以微言大义构建政治伦理范式。王充将此文道传统提升至"素相之事"的高度,揭示鸿儒之文实为"未行之治术",其价值不亚于实际施政。此论实开后世"文以载道"说之先河。

二、情辞相生的创作机理
"情见于辞,意验于言"八字,道破文学创作之核心机制。王充强调"精诚感人"的力量,实承《毛诗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之说,而更重实践验证。其所谓"心思为谋,集扎为文",揭示从构思到成文的过程,既需内在情志之真,又须外在表达之验,二者相须为用。此种"情—辞—效"的三元结构,较之陆机《文赋》"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二元困境论,更具实践智慧。

三、超奇标准的价值重估
篇中隐含"文深"与"治术"的价值判断,实为对汉代经学繁琐化之反拨。王充将"诸子传书"与《春秋》并列,打破经子藩篱,以实用功效而非经典地位评判文章价值。这种以"超奇"为标准的评价体系,既不同于扬雄"雕虫篆刻"的文人贬斥,亦有别于班固"润色鸿业"的庙堂文学观,体现出独特的文化批判精神。

要之,王充此篇实为东汉文学思想转型之重要文献。其将文章从经学附庸中解放出来,既肯定其政治功能,又强调主体情志,更为"精诚感人"的文学感染力确立了哲学基础。后世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宗经""征圣"体系,韩愈"不平则鸣"说,皆可在此找到思想雏形。研读此文,于理解中国文论由汉至唐的演变轨迹,颇具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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