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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王充《论衡》卷1逢遇篇诗解2大才臣遇大才主乃有遇不遇才不待贤在所事者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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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向东 发表于 2023-6-27 21:17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王充《论衡》卷1逢遇篇诗解2大才臣遇大才主乃有遇不遇才不待贤在所事者贤之
题文诗:
以大才臣,遇大才主,乃有遇与,不遇虞舜,
许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许由,俱圣人也,
并生唐世,俱面于尧,舜绍帝统,许由入山.
太公伯夷,俱贤也,并出周国,皆见武王,
太公受封,伯夷饿死.贤圣道同,志合趋齐,
虞舜太公,行耦许由,伯夷操违,生非其世,
出非其时.虽同.同中有异;虽合,
合中有离.为之何则?道有精粗,志有清浊.
许由皇者,之辅生于,帝者之时,伯夷帝者,
之佐出于,王者之世,并由道德,俱发仁义.
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为仁义,不高不止,
此其所以,不遇之故.尧混舜浊;武王诛残,
太公讨暴,同浊皆粗,举措,此其所以,
为遇也故,舜王天下,皋陶佐政,北人无择,
深隐不见;禹王天下,伯益辅治,伯成子高,
委位而耕.非皋陶,才愈无择,伯益,
出子高而,皋陶伯益,进用无择,子高退隐,
进用行耦,退隐操违.退隐势异,身虽屈,
不愿进也;人主不须,其言废之,意不恨是,
两不相慕.商鞅三说,秦孝公前,二说不听,
后一说用;前二帝王,之论后一,霸者之议.
持帝王论,说霸者主,虽精见距;更调霸说,
虽粗见受.为之何则,精遇孝公,所不;
粗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说者不,在善在所,
说者善之,才不待贤,在所事者,贤之马圄,
之说无方,野人说之;子贡说义,野人不听;
吹籁工为,善声,越王不喜,更为野声,
越王大悦.故为善于,不欲得善,之主,
善不见爱;为不善于,欲得不善,之主虽不,
善不见憎.以曲伎合,合则遇不,合则不遇.
     
  《原文》
 1·4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许由,太公、伯夷是也(1)。虞舜、许由俱圣人也,并生唐世(2),俱面于尧,虞舜绍帝统(3),许由入山林(4)。太公、伯夷俱贤也,并出周国,皆见武王(5),太公受封(6),伯夷饿死(7)。夫贤圣道同、志合、趋齐(8),虞舜,太公行耦(9)。许由、伯夷操违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时也。道虽同,同中有异;志虽合,合中有离(10)。何则?道有精粗,志有清浊也。许由,皇者之辅也(11),生于帝者之时(12);伯夷,帝者之佐也,出于王者之世(13),并由道德,俱发仁义(14)。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为仁义,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尧混舜浊;武王诛残(15),太公讨暴,同浊皆粗,举措齐(16),此其所以为遇者也。故舜王天下(17),皋陶佐政,北人无择深隐不见(18);禹王天下,伯益辅治(19),伯成子高委位而耕(20)。非皋陶才愈无择,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皋陶、伯益进用,无择、子高退隐,进用行耦,退隐操违也。退隐势异(21),身虽屈,不愿进;人主不须其言,废之,意亦不恨,是两不相慕也。
  【注释】

  (1)虞舜:即舜。许由:一作许繇。相传尧要把君位让给他,他逃至箕山务农。尧又请他做九州长官,他到颍水边洗耳,表示不愿听。太公:周代齐国的始祖。姜姓,吕氏,名望,一说字子牙。商未隐居在渭水(今陕西中部)河边,受到周文王的赏识和重用,辅佐周武王伐纣,因功封于齐(今山东省北部)。有太公之称。俗称姜太公。伯夷:商末孤竹君长子,墨胎氏。反对周武王伐纣,商灭,不吃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儒家将他树为道德高洁的典范。
  (2)唐世:尧当政时期。
  (3)绍:继承。帝统:这里指帝位。
  (4)以上事参见《史记·伯夷列传》
  (5)武王:姓姬,名发。继承文王遗志,率兵灭商,建立周王朝。
  (6)参见《史记·齐太公世家》。
  (7)参见《史记·伯夷列传》。
  (8)趋齐:主要目的和意图一致。
  (9)耦(ou偶):合。
  (10)离:背离。这里是差别的意思。
  (11)皇者:指传说中的“三皇”。“三皇”的普遍说法是指伏羲(x9西),神农、燧(sui碎)人。
  (12)帝者:指传说中的“五帝”,“五帝”流行的说法是指黄帝、颛顼(zhaungxu专须)、帝喾(k)库)、尧、舜。这里“帝者”具体指尧。
  (13)王者:指夏、商、周三代的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这里“王者”具体指周武王。
   (14)发:兴起。这里是实行的意思。
  (15)残:残暴。这里指商纣王。
  (16)钧:通“均”。
  (17)王(w4ng忘):统治。
  (18)北人无择:人名。传说舜想让位给他,他感到是耻辱,投深渊而死。以上参见《庄子·让王》、《吕氏春秋·离俗》。
  (19)伯益:又称大费。古代嬴姓各族的祖先。相传善畜牧和狩猎。为禹重用,助禹治水有功,被选为继承人。
  (20)伯成子高:人名。传说尧治天下,立他为诸侯。禹治天下,对禹不满,辞官务农。以上参见《庄子·天地》、《吕氏春秋·长利》。委:丢弃。
  (21)势异:地位不同。这里指地位低下。

  【译文】

  有大才的臣子,遇到有大才的君主,仍然有被不被赏识重用的问题,虞舜、许由,太公、伯夷就是这样。虞舜、许由都是圣人,都生活在尧的时代,又都见过尧,而虞舜继承了帝位,许由却隐入山林。太公、伯夷都是贤人,都生活在周国,又都见过周武王,而太公受封,伯夷却饿死。圣贤道同、志合、目标一致,舜与尧、太公与周武王操行一致,而许由、伯夷却与当时君主的操行相违背,原因是他们与所生长的社会、所处的时代不相适应。道义虽然相同,但相同中也有差异;志向虽然一致,但一致中也有差别。为什么?因为道义有精深与粗浅,志向有高尚与庸俗。许由,是上古“皇者”辅佐之才,却生在“帝者”时代;伯夷,是“帝者”辅佐之才,却处于“王者”时代。他们都遵循道德,都实行仁义。君主实行德政,如果不完善他们就不肯留下来辅佐;君主实行仁义,如果不理想他们也不愿留下来辅佐,这就是他们不被赏识重用的原因。尧道德污浊,舜的道德也污浊;周武王要伐商纣,太公也要伐商纣。同样庸俗一样粗浅,行动措施都一样,这就是他们被赏识和重用的原因。所以,舜统治天下,皋陶便辅助政务,而北人无择却深深隐藏不肯露面;禹统治天下,伯益来辅佐治理,而伯成子高却辞官去务农。并非皋陶才能胜过无择,伯益才能超出子高。然而皋陶、伯益做官受重用,而无择、子高却退居归隐,当官受重用是他们与君主操行一致,退居归隐是他们跟君主操行相违背。退隐地位低下,但由于与君主合不来,即使受委屈,也不愿去做官;君主不听取其意见,不用他们,心里也不感到遗憾,这是双方互不以为然啊!

  《原文》

  1·5商鞅三说秦孝公(1),前二说不听,后一说用者:前二,帝王之论;后一,霸者之议也(2)。夫持帝王之论,说霸者之主,虽精见距(3);更调霸说(4),虽粗见受。何则?精,遇孝公所不得(5);粗,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说者不在善,在所说者善之,才不待贤,在所事者贤之。马圄之说无方(6),而野人说之(7);子贡之说有义(8),野人不听(9)。吹籁工为善声(10)。因越王不喜,更为野声(11),越王大说(12)。故为善于不欲得善之主,虽善不见爱;为不善于欲得不善之主,虽不善不见憎。此以曲伎合(13),合则遇,不合则不遇。  【注释】
  (1)商鞅(y1ng央)(约公元前390~前338年):姓公孙,名鞅,战国中期卫国人,又称“卫鞅”。后到秦国辅佐秦孝公,因变法和作战有功,受封于商,号“商君”,亦称“商鞅”。说(shu@税):劝说别人采纳自己的主张。秦孝公:秦国国君,公元前361~前338年在位。
  (2)以上事参见《史记·商君列传》。
  (3)见:被。距:通“拒”。
  (4)更调:调换,改换。
  (5)根据文意,疑“不”后夺一“欲”字。得:愿意。这里有喜欢的意思。  (6)马圄(y(雨):养马的人。马圄之说无方:据《淮南子·人间训》载,孔子的马吃了农民的庄稼,被扣。门徒子贡去要,把仁义道德说了一大堆,农民根本不睬。可是他的马夫去要,没有说什么大道理,却很快就把马要回来了。
(7)野人:住在城郊野外的人,这里指农民。说(yue悦):通“悦”,喜欢。
(8)子贡:参见3·3注(1)。
  (9)以上事参见《吕氏春秋·必己》、《淮南子·人间训》。
  (10)籁(l4i赖):古代一种管乐器。吹籁:指吹籁的人。工:擅长。
  (11)野声:指民间乐曲。
  (12)以上事参见《吕氏春秋·遇合》。
  (13)曲伎:小技。
  【译文】
 商鞅三次劝说秦孝公采纳自己的主张,前二次建议秦孝公不听,最后一次建议被采纳了:前二次,是成就“帝业”、“王业”的理论;最后一次,是成就“霸业”的理论。拿成就“帝亚”、“王业”的理论,去劝导只想称霸的君主,理论虽然精辟,肯定被拒绝;如果换成“霸业”理论,即使粗疏,也会被接受。为什么呢?因为理论虽精辟,碰上秦孝公不喜欢;而理论虽粗疏,却遇到秦孝公想实施。所以,不在于劝说者说得多么好,而在于被劝说者能喜欢;才能不需要多么高明,而在于被事奉者能赏识。像养马人的话,没有什么大道理,而农民喜欢;子贡的话,虽然符合仁义的道理,农民却不爱听。又如吹籁的人擅长演奏优美动听的乐曲,因为越王不喜欢,改成民间小调,越王就高兴。所以,即使是好的,对于不喜欢它的君主来说,虽好却不被钟爱;而那不好的,对于喜欢它的君主,虽不好,也不会被憎恶。这就是凭小技去投合,投合了则被赏识重用,不投合就被厌恶斥退。
medest 发表于 2025-4-11 06:03 | 显示全部楼层
《论衡·逢遇篇》诠解:才主相遇与道志离合之辨

王充《论衡·逢遇篇》所论"大才臣遇大才主"之命题,实为探讨人才际遇的核心机制。虞舜、许由同处唐尧之世,太公、伯夷并现周武之时,然遭遇悬殊,此中深意值得细究。

一、道同而遇异的根本矛盾
圣贤虽同禀道德仁义,然具体实践存在精粗清浊之分。许由为"皇者之辅"却生于帝者之时,伯夷具"帝者之佐"而逢王者之世,此即"道有精粗,志有清浊"的具象化呈现。王充揭示的深层逻辑在于:主臣契合不仅需要道德基准的一致,更要求实践层面的同频共振。尧舜之"混浊"与武王之"诛残",恰与太公"讨暴"之行形成策略性呼应,此乃"同浊皆粗"的实质——非指道德瑕疵,而是指应对乱世采用的务实手段。

二、进退抉择的哲学维度
北人无择、伯成子高之隐逸,与皋陶、伯益之进用形成鲜明对照。王充指出"进用行耦,退隐操违"的辩证关系,揭示人才抉择的双重标准:既取决于客观时势("退隐势异"),更根植于主观价值取向("不愿进也")。这种"两不相慕"的状态,实为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另类表述,凸显出人才主体性的觉醒。

三、游说之术的适应性智慧
商鞅说秦孝公的案例极具启示性。前二说"帝王之论"见拒,后改"霸者之议"获纳,王充将此归结为"精遇所不欲得,粗遇所欲行"的辩证法则。这种"曲伎合"现象,实为战国策士的普遍经验。值得注意的是,王充并非简单否定"帝王之论"的价值,而是强调策略的适配性——犹如籁工改"野声"取悦越王,本质是对接受主体认知图式的尊重。

四、遇不遇的现代启示
篇末"才不待贤,在所事者贤之"的结论,打破传统贤愚二元论。王充实际上构建了三维评价体系:人才资质、君主认知与时势需求。这种认识较之简单的"伯乐相马"模式更为深刻,指出人才价值的实现需要主客观条件的多重契合。对于当代人才发展而言,此论提示:个人能力只是基础,还需考虑组织文化适配度与时代需求契合度。

要言之,《逢遇篇》通过历史人物的对比分析,揭示了人才际遇的复杂机制。其价值不仅在于解释历史现象,更在于为人才自我定位提供了理性框架——真正的智慧在于认清"道同而术异"的实质,在坚守核心价值的同时保持策略弹性。这种辩证思维,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何纣町 发表于 2025-5-17 18:43 | 显示全部楼层
《论衡·逢遇篇》释要:论才主相值之道

王充《论衡》开篇《逢遇》之论,实为探究才德遇合之枢机。今观所引章句,以虞舜、许由、太公、伯夷四圣为例,剖判"大才臣遇大才主"之要义,其理路可析为三重境界:

一、才性相济的辩证
文中并举虞舜与许由"俱圣"而殊途,太公与伯夷"俱贤"而异趋,揭示"遇"与"不遇"非才性高下所致。王充以"并生唐世,俱面于尧"的共时性对照,破除了世俗以成败论才德的迷思。此正如《周易·系辞》所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然其应求之道,非止于才性相类,更在于时位相宜。许由之隐非才逊,实乃"尧舜在上,下有巢由"的互补格局。

二、遇合机制的深层
"才不待贤"四字尤为精警。王充指出遇合之关键不在才德本身(不待贤),而在"所事者贤之"的认知判断。此说直指人才鉴识的主体间性——犹如伯乐相马,千里马之价值实系于伯乐之眼。太公遇文王而伯夷隐首阳,非才德有差,实因武王之政与夷齐之志存在价值排序的错位。此即《韩非子·难势》所谓"贤势不相容"之理。

三、历史理性的超越
篇中暗含"大才主"的复合维度:既指君主个人才具,更指其构建的体制包容度。舜能"绍帝统"而许由"入山",折射出尧舜禅让制对多元价值的包容。王充此论实与《孟子·万章》"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形成对话,揭示政治体制对人才遇合的结构性影响。这种制度视角,在东汉谶纬盛行之际尤显卓识。

要之,王充此篇解构了简单化的才遇对应论,建构起"才-主-制"三维遇合模型。其说既承《荀子·君道》"明主急得其人"之绪,又下启葛洪《抱朴子·外篇》"时政不能贵贞"之论,在中国人才思想史上具有范式意义。今人读之,于人才选拔机制之完善,犹有镜鉴之益。
陆刁 发表于 2025-5-23 18:48 | 显示全部楼层
《论衡·逢遇篇》诠解:才主相值与时命之辨

王充《论衡·逢遇篇》以"大才臣遇大才主"为枢机,剖判古今贤士遇合之异,其论直指时命与人事交织之复杂。此段以虞舜、许由、太公、伯夷四圣为例,揭示"遇不遇"非关才德高下,而系于主客相值之机缘,实为汉代思想中极具批判精神之卓见。

一、圣贤同世而殊途:才主相值之偶然性
虞舜、许由并生唐尧之世,俱为圣人,然舜承帝统,许由遁隐山林。王充指出,二者差异非关德行之优劣,而在于"所事者贤之"——尧以天下为公器,舜之孝悌恰契其求贤标准;许由之清高虽为圣德,然与尧之政治需求未全然相合。此即《逢遇篇》核心:"才不待贤,在所事者贤之"。贤才能否见用,不仅取决于自身才德,更取决于主君之价值取向与现实需求。太公佐周而伯夷耻食周粟,同为贤者而境遇迥异,亦复如是。

二、遇合之机:主客相须的辩证关系
王充之论超越简单"得君行道"观念,强调遇合乃双向选择。舜之继统,既因尧识其德,亦因舜能"绍帝统"以应时需;许由之隐,非才不逮,乃因"入山"之志与尧之政治蓝图存在张力。此中暗含"主客相须"之理:贤臣需遇明主,明主亦需识贤臣之用。如太公遇文王,非仅太公之幸,实为文王知"鹰扬之佐"为翦商所亟需;伯夷之拒周,恰反衬武王时代对"义不食周粟"者之包容限度。

三、王充思想之现代启示:破除才命决定论
《逢遇篇》之深刻,在于打破"才高必遇"的线性思维。王充以冷峻笔触揭示:历史中贤者沉浮,往往系于主君认知、时代需求等变量,非个人才德可完全掌控。此论对今人犹具警醒——个体成就既需自身修为,亦不可忽视环境因缘。然王充并未陷入宿命论,篇末"不遇"之叹中,仍隐含对"主者之明"的期待,此即其"疾虚妄"而"求实诚"的思想底色。

要之,此段以四圣案例为镜,照见人才遇合的历史复杂性。王充之论衡精神,正在于剥落道德理想主义之外衣,直面政治现实中才命相左的永恒命题,其思想锋芒,千载之下犹熠熠生辉。

(全文798字)

注释:
1. "才不待贤":指才能本身不依赖主君是否贤明,而取决于主君如何认知才能的价值。
2. "绍帝统":语出《尚书·尧典》,此处强调舜对尧政的继承性契合。
3. "鹰扬之佐":化用《诗经·大明》"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喻太公辅周之才。
董典玫 发表于 2025-5-24 02:38 | 显示全部楼层
《论衡·逢遇篇》诠解:才主相值与时命之辨

王充《论衡·逢遇篇》所论"大才臣遇大才主"之命题,实为汉代思想史中探讨人才际遇与历史必然性之重要篇章。其以虞舜、许由、太公、伯夷四贤为例,揭示"遇与不遇"非关才德高下,而系于时命所归,此论直指先秦以来"天命观"与"人事论"之辩证核心。

一、圣贤同世而异途的深层机理
虞舜、许由并生于唐尧之世,俱为圣人而结局殊异:舜承帝统,许由隐遁。王充指出"才不待贤,在所事者贤之",意谓才能本身不必然导向遇合,关键在于主政者之价值取向。尧以"天下为公"择舜,正因其孝悌之德契合禅让政治需求;许由之"洗耳"非才德不足,实因个体生命理想与权力体系存在根本性疏离。此二者实为"圣人之道"的一体两面——舜体现儒家"内圣外王"的实践路径,许由则彰显道家"无为自适"的精神超越。

二、周初贤士的遇合辩证法
太公佐周而伯夷耻食周粟,王充以"并出周国皆见武王"的史实,凸显人才评价体系的相对性。太公之遇在于其兵家谋略符合克殷需求;伯夷之不遇则因"义不食周粟"的伦理坚守与新政权的合法性存在冲突。二者同属贤者而命运迥异,恰证《周易》"时止则止,时行则行"的深刻智慧——历史机遇对个体价值的实现具有决定性作用。

三、王充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此篇突破传统"遇主则显,不遇则隐"的简单二分,提出三重辩证:
1. 主体维度:才能为客观存在,遇合属主观判断
2. 客体维度:主政者的需求标准决定人才选用尺度
3. 历史维度:时代精神塑造价值评判的坐标系

这种将人才问题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中考察的思路,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史观遥相呼应,亦为后世刘劭《人物志》"主德"与"偏才"之辨的先声。

要之,王充揭示的"逢遇"本质,实为个体才性与时代需求能否形成"共振"的哲学命题。其价值不仅在于解构"怀才不遇"的悲情叙事,更启示后人:真正的才德修养,当超越"遇/不遇"的二元焦虑,在"知命"与"有为"之间寻求辩证统一。此乃汉代思想对先秦诸子"出处之道"的创造性发展,亦为当代人才观提供历史镜鉴。
何纣町 发表于 2025-5-27 19:33 | 显示全部楼层
《论衡·逢遇篇》诠解:才主相得与际遇之道

王充《论衡·逢遇篇》以"大才臣遇大才主"为枢机,剖判遇合之理,其言曰:"虞舜、许由俱圣人也,并生唐世,俱面于尧,舜绍帝统,许由入山;太公、伯夷俱贤也,并出周国,皆见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饿死。"此段文字直指才德与际遇之辩证,其深意可析为三:

一、才主相得:遇合之本
王充以"大才臣"与"大才主"对举,揭示遇合之本质在于主客相契。虞舜继尧、太公佐周,皆因才性相投:舜之孝悌合尧之禅让,太公之韬略应武王之征伐。许由、伯夷之"不遇",非才德不足,乃其"洗耳""耻粟"之节与时主需求相悖。故王充强调"才不待贤,在所事者贤之"——才能本身无绝对价值,其彰显端赖于主政者之认知与需求。此论实开后世"知遇"思想之先河。

二、时势为衡:遇合之机
篇中对比虞舜与许由、太公与伯夷之殊途,暗合《周易》"时义大矣"之旨。尧舜之际,天下需继统之君,故舜得位;商周嬗代之际,需戡乱之才,故太公见用。许由之隐、伯夷之饿,非其不贤,乃"汤武革命"与"尧舜禅让"时代精神异轨使然。王充虽未明言"历史必然性",然其以并世殊遇之案例,凸显时势对个体命运之裁断,恰与《荀子·君道》"明主急得其人,暗主急得其势"遥相呼应。

三、主体抉择:遇合之变
值得注意的是,王充笔下"不遇"者皆具主动拒斥之姿态。许由闻禅让而"临河洗耳",伯夷"义不食周粟",此非被动不遇,乃以道德自律重构遇合标准。此种"反遇合"现象,揭示才德之士对价值主体性的坚守,恰如《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之义。王充虽主实证,然于此暗彰士人面对际遇的能动性,其思想厚度可见一斑。

结语
《逢遇篇》之深刻,在于跳脱"命定论"与"唯才论"之二元对立。王充以冷峻笔法昭示:才德仅为遇合之基,而时势认知、主体抉择方为成毁之键。今人观之,犹可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周易·系辞下》)之智,亦当思"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论语·里仁》)之义。斯篇之价值,殆在平衡进取之心与守道之志,诚国学精髓之所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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