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统《徙戎论》诗解2五胡内迁恃强乱华寇发心腹余烬不尽权宜之计今受其弊

江统《徙戎论》诗解2五胡内迁恃强乱华寇发心腹余烬不尽权宜之计今受其弊
题文诗：

汉兴而都,长安关中,之郡号曰,三辅禹贡,

雍州宗周,丰镐之旧.及王莽败,赤眉因之,

西都荒毁,百姓流亡.建武中任,以马援领,

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于,

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五胡内迁,

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恃其肥强,苦汉人侵.

永初之元,骑都尉王,弘使西域,发调羌氏,

以为行卫.群羌奔骇,互相扇动,二州之戎,

一时俱发,覆没将守,屠破城邑.邓骘之征,

弃甲委兵,舆尸丧师,前后相继,诸戎遂炽,

南入蜀汉,东掠赵魏,唐突轵关,侵及河内.

及遣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孟津距羌,

十年之中,夷夏俱毙,任尚马贤,仅乃克之.

此乱所以,为害深重,累年不定,虽由御者,

抵之无方,将非其才,亦岂不以,寇发心腹,

害起肘腋,疢笃难疗,疮大迟愈,之故也哉!

自此之后,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

马贤忸忲,终于覆败;段颖临冲,自西徂乐.

雍州之戎,常为国患,中世之寇,惟此为大.

汉末之乱,关中残灭.魏兴之初,与蜀分隔,

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其将军,

夏侯渊讨,叛氏阿贵,千万后因,拔弃汉中,

遂徙武都,种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捍御,

蜀虏此盖,权宜之计,一时之势,非所以为,

万世之利.今者当之,已受其弊.引狼入室.

《原文2》内迁历史

汉兴而都长安，关中之郡号曰三辅，《禹贡》雍州，宗周丰、镐之旧也。及至王莽之败，赤眉因之，西都荒毁，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

五胡内迁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永初之元，骑都尉王弘使西域，发调羌、氏，以为行卫。于是群羌奔骇，互相扇动，二州之戎，一时俱发，覆没将守，屠破城邑。邓骘之征，弃甲委兵，舆尸丧师，前后相继，诸戎遂炽，至于南入蜀汉，东掠赵、魏，唐突轵关，侵及河内。及遣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于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毙，任尚、马贤仅乃克之。此所以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虽由御者之无方，将非其才，亦岂不以寇发心腹，害起肘腋，疢笃难疗，疮大迟愈之故哉！自此之后，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马贤忸忲，终于覆败；段颖临冲，自西徂乐。雍州之戎，常为国患，中世之寇，惟此为大。

汉末之乱，关中残灭。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将军夏侯妙才（夏侯渊）讨叛氏阿贵、千万等，后因拔弃汉中，遂徙武都之种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捍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一时之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弊矣。

【译文】

汉朝兴起，建都长安。关中各郡被称作三夫，就是《禹贡》当中的雍州，西周首都丰、镐的旧地。等到王莽政权失败，赤眉军攻入关中，长安城在战乱中荒废，百姓四处流亡。汉光武帝建武年间，任命马援担任陇西太守，讨伐叛乱的羌人，迁徙他们的参与人口到关中，居住在冯翊、河东空闲之地，与汉民族杂居。
五胡民族内迁几年后，繁衍生息，一方面自恃实力强大，又苦于汉人的侵袭。汉安帝永初年间，骑都尉王弘出使西域，征发羌、氏人民作为卫队。于是羌人惊慌奔走，互相煽动，两州的胡人一起造反，杀死当地将领和官员，攻破屠杀各地城池。邓骘前往征讨，大败而归，胡人更加势大，以至于向南攻入蜀汉，向东抢掠赵、魏之地，攻打轵关，侵犯河内。朝廷于是派遣北军中候朱宠率领五营士在孟津抵御羌人，十年战乱之中，交战双方都疲惫了，任尚、马贤仅仅打败了羌兵。
    羌乱之所以为害深重、多年不能平定，一方面是由于朝廷抵御无方，任命的将领能力不足，另一方面难道不是因为叛乱从中原腹地开始，因而难以迅速弭平吗？自此以后，胡人叛乱不能彻底平息，一有机会就死灰复燃。大将马贤、段颖前往征讨，有时还遭遇失败。从此雍州的戎人常为国家之患，近代的叛乱者数他们势力最大。

在汉末的战乱中，关中地区遭到严重破坏。曹魏兴起之初，与蜀国各据一方，居住在两国边界上的胡人，有的在蜀有的在魏。魏武皇帝曹操曾派将军夏侯渊讨伐叛乱者阿贵、千万等，后来因为放弃汉中，就迁徙武都胡人到秦川，想以此削弱敌寇加强国力，以便抵御蜀国。这只是权宜之计，不能惠及万世。现在我们面临的形势就源于魏国的这项痹症。

【注释】

夏侯妙才：夏侯渊，字妙才，沛国谯人，东汉末年名将

《徙戎论》所论五胡内迁之弊，实为两晋之际民族矛盾激化之深刻反思。江统以史为鉴，直指东汉以来"徙戎"政策之失，其论非徒托空言，乃有本有源之警世通言。今就原文第二节析而论之：

一、内迁始末与地理渊源
关中乃宗周丰镐旧地，《禹贡》雍州之域，汉兴建都于此，号为三辅。王莽之乱后，赤眉肆虐，西京残破。光武中兴，马援徙羌于冯翊、河东，此实为后世五胡乱华之伏笔。江统特标"与华人杂处"五字，已暗藏祸机。按《后汉书·西羌传》，内迁之戎初不过万余落，然"族类蕃息"之势，恰如《周易》"履霜坚冰至"，非朝夕之故也。

二、祸乱爆发之因果链
永初羌变实为典型个案：王弘调羌为卫，本属常制，然"奔骇扇动"之态，暴露民族隔阂之深。观其蔓延之势，南抵蜀汉，东掠赵魏，乃至"唐突轵关"，正应《孙子兵法》"衢地合交"之危。朱宠十年征讨，"夷夏俱毙"四字，道尽民族仇杀之惨烈。江统以"疢笃难疗"为喻，犹扁鹊见桓侯之疾，已入膏肓矣。

三、政策失误之关键处
魏武徙武都氐于秦川，名为"弱寇强国"，实犯《六韬》"削株掘根"之忌。江统斥为"权宜之计"，实洞见其弊：一则违背"夷夏之防"古训，二则忽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诫。段颎临冲虽勇，终如扬汤止沸，未绝祸本。此正如《盐铁论》所云："治疽不严，寝至决溃。"

四、历史教训之现代启示
江统之论，于今犹有镜鉴：其一，民族政策当谋长远，不可苟且权宜；其二，文化交融需自然渐进，强制杂处反生龃龉；其三，边防安全贵在未雨绸缪。昔人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五胡之乱诚为华夏文明重大转折，然其中治乱之理，实亘古如新。

要之，此节文字虽述东汉旧事，然"今受其弊"之叹，直指西晋现实。江统之智，不在其预见五胡乱华，而在其深谙"安内方能攘外"之要义。班固《汉书》尝言"与覆车同轨者未尝安"，徙戎之失，足为永鉴。

《徙戎论》历史镜鉴与民族政策之思辨

江统《徙戎论》所陈五胡内迁之弊，实为华夏民族关系史上一重要命题。本文试从历史脉络与政策得失二端，析论其要义。

一、内迁历史之经纬
考关中地理，自宗周丰镐旧地至汉代三辅，向为华夏核心。建武年间马援徙羌于冯翊、河东，开"以夷制夷"之先河。然观永初元年王弘征调羌氐为卫，致"二州之戎一时俱发"，非徒御者无方，实种因于民族政策之失当。邓骘征讨失利，羌戎遂"南入蜀汉，东掠赵魏"，终成心腹之患。朱宠、任尚等虽勉力平定，然已呈"夷夏俱毙"之惨状，恰印证《左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诫。

二、政策得失之辩证
魏武徙武都氐于秦川，本为"弱寇强国"之权谋，然江统指其为"权宜之计"，可谓洞见。民族杂处固有促进交融之利，然当文化认同未建、经济权益失衡时，"族类蕃息"必致"恃强乱华"。段颖、马贤之败，非将帅不勇，实因"疮大迟愈"之积弊。此中教训，与《管子》"善牧者必去其害马"之理相通。

三、当代启示
江统之论非徒民族区隔主张，实含深刻的政治地理学智慧。其"寇发心腹"之喻，警示我们：民族政策当兼顾短期维稳与长治久安。今人重温此文，当超越简单华夷之辨，而着眼于文化认同构建与经济权益平衡。昔年"余烬不尽"之困，于今多元一体格局中，尤需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之胸襟化解。

要之，《徙戎论》所揭示的民族相处之道，仍在"度"的把握。过疏则失交融之利，过密则生龃龉之患。读史至此，能不戒慎？

《徙戎论》乃西晋江统针砭时局之雄文，其以史为鉴，直陈“五胡乱华”之隐患。上文所引，正是其对两汉以来戎狄内迁历史及其祸患的深刻剖析，今日读来，犹觉其洞察之深远，警示之痛切。

江统首先追溯历史源流。他指出，关中之地本为宗周故都，华夏核心。至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为平定陇西叛羌，采纳马援之策，将其残余部众迁徙至关中冯翊、河东等空旷之地，与汉人杂居共处。此一举措，本为战后安置之权宜，意在分而治之，巩固边疆。然其长远之后果，却远超时人预料。

此即“五胡内迁”历史进程之早期缩影。内迁之戎狄，历经数年休养生息，“族类蕃息”，人口日众。他们一方面“恃其肥强”，凭借其骁勇善战的民族特性，实力逐渐壮大；另一方面又“苦汉人侵之”，对汉朝官吏的欺压与歧视心存怨愤。这种强韧的武力与积压的怨气相结合，便如同一颗深埋于帝国腹心的火药桶。

至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导火索终被点燃。骑都尉王弘征发羌、氐人远赴西域，羌人惊惧奔骇，互相煽动，凉、并二州戎狄一时俱起，声势浩大。他们“覆没将守，屠破城邑”，官军征讨则“弃甲委兵，舆尸丧师”，致使叛乱迅速蔓延，诸戎气焰炽盛，甚至“南入蜀汉，东掠赵魏”，兵锋直逼河内郡，严重威胁东汉统治核心。虽最终由任尚、马贤等将领勉强平定，但战争历时十年，造成“夷夏俱毙”的惨重损失。

江统对此段历史有一极为精辟的论断。他认为，此祸所以深重难平，固然有将领无能、朝廷应对失策之故，但根本原因在于“寇发心腹，害起肘腋”。戎狄已非远在边塞的疥癣之疾，而是居于王朝心腹之地的肘腋之患。犹如疾病深入体内，疮痈巨大，自然“疢笃难疗，疮大迟愈”。此后，羌患始终未绝，“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成为东汉中后期最大的边患。

文章继而论及曹魏时期。魏武帝曹操为抗衡蜀汉，又将本居武都的氐人部落迁徙至秦川（即关中），企图“以弱寇强国，捍御蜀虏”。在江统看来，这同样是迫于三国鼎立形势的“权宜之计”，虽解一时之困，却非“万世之利”。而到西晋当下，正是承袭了此前历朝内迁政策的所有积弊，“今者当之，已受其弊”。历史之惯性，使王朝深陷于自己一手造成的困境之中。

江统之论，绝非简单的民族排斥，而是基于地缘政治与文明存续的深刻忧思。他敏锐地指出，将文化习俗、社会组织迥异且具有强大军事潜力的群体，大量安置于帝国腹地，实乃巨大的战略风险。一旦中央权威衰落，或处置失当，其反噬之力将足以倾覆王朝。其后“永嘉之乱”与十六国局面的形成，不幸印证了其先知般的预见。

《徙戎论》不仅是一篇历史评论，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政治警示录。它告诫后世执政者，于国于民，处理民族与边疆问题须有超越一时便利的长远战略眼光，深刻理解“权宜之计”可能埋下的永久祸根。其“徙戎”之策或可商榷，然文中那份“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的深谋远虑，至今仍闪烁着不朽的智慧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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