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竟培訓了這麼多中國高官！

哈佛大學竟培訓了這麼多中國高官！只知道美國哈佛大學與中國政府有培訓高官的計劃，卻不知道時間跨度如此之長(始於1996年)、培訓規模如此之多(最少有1000人)。目前，很多受訓官員已獲擢升，如河南省長謝伏瞻、雲南省委副書記仇和;也有個別官員已經落馬，如原南京市委書記楊衛澤;還有個別官員倍受爭議，如力推轉基因的廣西自治區副主席陳章良。

　　據不完全統計，哈佛大學與中國官方至少有三大合作項目：一是1998年啟動的新世界哈佛高級公務員培訓項目，二是2001年啟動的中國公共管理高級培訓項目，三是2005年啟動的中國高級衛生行政人員培訓項目。

　　其實，早在 1996 年,就有 60 名官員和 48 名軍官在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受訓。1998 年,香港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與國家外國專家局、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簽署協議,共同啟動『新世界哈佛高級公務員培訓項目』。該項目由中組部、國家外國專家局及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協會聯合立項，得到了時任中組部部長曾慶紅的支持。根據協議,甘迺迪學院每年培訓 20 名中國官員，其中 4-6 名官員參加一個學期的中長期培訓,其他人參加 4 周短期培訓,全程英文授課。
　　該項目啟動以來，最高人民檢察院院長曹建民、陝西省省長趙正永、台辦主任張志軍、原商務部部長陳德銘、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張紀南、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徐憲平、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江小涓、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士余、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劍閣、住房與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湖南省副省長姜斯憲、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項俊波、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李适時、江西省省委副書記尚勇、國家審計署副審計長董大勝、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李東榮、國家氣象局副局長鄭國光、國家外國專家局副局長孫照華、貴州省人大常委會黨組副書記張群山、中央黨校副校長石泰峯、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汪永清、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黨組副書記李春生、財政部副部長李勇、河南省副省長徐濟超、水利部黨組副書記矯勇以及國務院法制辦副主任甘藏春、江蘇省副省長傅自應、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肖貴玉、廣西壯族自治區副主席陳章良、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上海市委副秘書長肖貴玉、司法部副部長張蘇軍、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童明康、江西省副省長謝茹、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科技部副部長王偉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國家外國專家局副局長劉延囯等眾多高官曾在哈佛受訓。
在眾多學員中,最知名的當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時任南京市委書記，2002年參訓)　　2001 年,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聯合國內有關方面啟動了更大規模的官員培訓項目——中國公共管理高級培訓項目,該項目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下屬的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清華大學、哈 佛大學共同舉辦。項目規定，哈佛大學自 2002 年起每年培訓 約60 名中國官員，他們由中組部從中央機關、各省市機關、金融機構和國有大中型企業選派，以中青年幹部為主,級別要求地廳級或司局級以上，在本崗位至少有2年工作經驗,45歲以下(副部級可適當放寬),大學本科以上學歷,英語達到大學英語四級水平。這是甘迺迪政府學院第一次為一個國家舉辦如此大規模的培訓班,也是該學院規模及影響最大的官員培訓項目。
　　自2002 年以來,該項目共為中國培訓了600 多名廳局級以上官員,有不少是省部級幹部,如河南省省長謝伏瞻, 雲南省委副書記副仇和,江蘇省常委、南京市委書記楊衛澤,民政部副部長姜力,信息產業部副部長蔣耀平,中央組織部部務委員陳向群,國家審計署總審計師孫寶厚,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孫大偉,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周波,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董事長李劍閣,國家宗教事務局副局長齊曉飛,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黨組書記游洛屏,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倪健民,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委鄧小剛,安徽省省委秘書長唐承沛,銀監會副主席周慕冰,浙江省政協副主席陳艷華,中共廣州市委副書記方旋,海南省政協副主席王路,西藏自治區副主席郝鵬,西藏自治區常務副主席 秦宜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副秘書長李連寧,重慶市組織部長徐松南等。
　　中國高級衛生行政人員培訓項目，即『中國衛生發展與改革國際高級研修班』，由衛生部、清華大學、美國哈佛大學於2005年共同啟動，每年一屆，每屆培訓約25名官員，旨在為中國衛生系統培養高級行政人才。　　除上述項目外，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還曾培養過一批拿公共管理碩士學位的高級官員, 如中央財辦主任劉鶴、中國發展基金會秘書長盧邁，原教育部副部長章新勝，原民政部司長王振耀等。
以下內容來源2003年中國新聞網！官員培訓確定的條件是：大學本科以上學歷、在本崗位至少有兩年以上工作經驗、年齡在45歲以下的地市級或司局級以上國家幹部，且以中青年、地方幹部為主(副部級幹部年齡則可適當放寬)。　　培訓模式的特殊性還在於費用的支付方式也與以往大不相同——學員在國內的學習費用，由中國發展基金研究會承擔，總費用估計一年150萬元左右；在國外的各項費用則由美國安利公司贊助，估計一年約100萬美元；學員所在單位只負擔交通費。　　事實上，一場聲勢浩蕩的境外學習風潮在黨內中高層悄然興起。

關於哈佛大學與中國官員培訓項目的幾點思考

哈佛大學與中國政府合作開展的官員培訓項目，實為全球化背景下國際人才交流的常態舉措。此類合作可追溯至1996年，迄今已形成包括新世界哈佛高級公務員培訓項目在內的三大主要合作框架。從國學視角觀之，此類跨國教育交流既體現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開放智慧，也需警惕"橘生淮北則為枳"的文化適應問題。

首先，這種培訓模式符合中國傳統政治智慧中"取人之長，補己之短"的治國理念。【論語·述而】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古代中國歷來重視通過交流學習提升治理能力。漢代張騫通西域、唐代遣唐使制度，皆為吸收外來文明的典範。哈佛培訓項目本質上延續了這一傳統，通過現代教育渠道汲取國際先進管理經驗。

其次，培訓成效需放在中國政治文化語境中辯證看待。受訓官員中既有謝伏瞻等獲得擢升者，也不乏楊衛澤等落馬官員，這說明個人修為才是根本。【大學】強調"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官員素質提升終究要靠內因起作用。跨國培訓只能提供方法工具，無法替代道德自律和黨性修養。

再者，此類項目引發的爭議反映了文化適應性的深層問題。【周易】有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任何管理制度都需與本土文化相融合。部分受訓官員在推行政策時出現的爭議，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對西方管理理論的簡單移植，未能充分實現"中國化"轉化。

最後需要指出，這種人才培養模式與古代中國的科舉制度形成有趣對照。科舉通過標準化考試選拔通曉儒家經典的人才，而現代官員培訓則注重國際視野與專業能力。二者都體現了"選賢與能"的政治傳統，只是適應了不同時代的需求。

總之，對哈佛培訓項目應持理性態度：既肯定其拓展國際視野的積極作用，也要認識到官員培養必須紮根中國土壤。真正優秀的治國之才，當如【中庸】所言"致廣大而盡精微"，在融會貫通中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治理智慧。

【哈佛培訓項目與當代中國官員國際化培養之觀察】

中美高等教育合作框架下的官員培訓項目，實為全球化時代人才培育之常態。哈佛大學與中國政府合作之培訓計劃，歷經二十餘載，確已形成系統化培養機制。此現象當從三個維度理性審視：

一、國際視野培養之必要性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周遊列國已成養士傳統。當今官員赴哈佛研修，實為全球化治理能力建設之需。甘迺迪政府學院的案例教學法與公共管理課程體系，確能補益官員在宏觀經濟調控、危機管理等方面的知識結構。觀歷代名臣如張居正、林則徐，皆因通曉外情而能經世致用。現代官員研習國際經驗，實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實踐。

二、人才選拔機制之辯證觀
千餘名受訓官員中，既有謝伏瞻等治省良才，亦有楊衛澤等違紀者，恰印證【人物誌】"才性之辨"的古老命題。王符【潛夫論】云："選賢貢士，必考核其清素。"培訓經歷僅為能力要素之一，關鍵仍在"德才兼備"的用人標準。當注意者，部分爭議官員的施政取向，實為國情差異下的認知錯位，非培訓本身之過。

三、文化主體性之保持
【禮記】言："禮從宜，使從俗。"海外培訓當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原則。觀察受訓官員群體，其政策制定仍以中國特色為歸旨。如仇保興之城鄉規劃理論，實將新城市主義思想與中國城鎮化實踐創造性結合。此恰如朱熹"格物致知"之法，取外來學說而化之。

今人當超越簡單數字統計，而作深層制度思考。培訓項目之價值，不在受訓者數量多寡，而在能否建立"博觀約取"的轉化機制。昔司馬光編【資治通鑑】，"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今官員求學海外，亦當以"經世致用"為要義。若能使國際經驗真正服務於治國理政，則此類培訓方顯其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