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凡：明清『閉關鎖國』？警惕落入西方殖民主義話語陷阱

​丁一凡：明清『閉關鎖國』？警惕落入西方殖民主義話語陷阱

今年8月，一篇名為【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的文章在網絡上發酵。文章指出，明清政府所採取的『自主限關』政策固然有消極防禦、漠視科技的一面，但並未完全阻斷中外的貿易往來與文化互鑒，因此不應將『閉關鎖國』作為明清社會的標籤。該論文引發巨大爭議，有人指責該文鼓吹閉關鎖國，甚至將本文的學術觀點附會為某種政治立場，認為中國未來將趨於封閉自守。

在2022年的『思想者論壇』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丁一凡圍繞『新時代中國道路及其世界文明意義』，對明清『閉關鎖國』問題做了進一步的論述和回應。

丁一凡認為，所謂『中國閉關鎖國』的說辭實為西方殖民者為掠奪中國而炮製的藉口，如果不加反思地接受這一敘事，就會落入西方殖民主義的陷阱。拒絕將明清社會簡單地標籤化為『閉關鎖國』並不意味着拒斥開放、拒斥現代化，恰恰相反，澄清歷史真相是為了打破西方神話、樹立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自信。

我想回應一下王紹光老師剛才的發言。王紹光老師指出，西方的現代化建立在殖民主義的基礎上，西方國家能夠發展起來，是因為它們掠奪了亞非拉國家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這一觀點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證明。

但是，我還想補充一點：除了掠奪廣大亞非拉國家之外，西方現代化的另一個重要基礎是掠奪中國。我們中國人被西方洗腦，不知不覺承認了西方的敘事，以為西方殖民主義與中國沒有太大關係。但事實上，中國恰恰是西方殖民主義最大的掠奪對象...

歐洲人清楚地知道，比起其他亞非拉國家，中國才是最大的財富所有地。因此，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發現美洲、殖民美洲之後，立刻把眼光對準了中國，準備攻打、劫掠中國。不過，當時的明朝還有一定實力。在華傳教士利瑪竇聽聞西、葡兩國謀劃攻打中國後十分擔憂，致信教皇稱『明朝很強大，不僅國家有組織，城市有城牆，而且明朝還有大炮。』利瑪竇通過教皇向西、葡兩國的殖民主義者傳達了這樣的信息：如果你們打算攻打中國，很可能一敗塗地。西班牙和葡萄牙這才放棄了攻打中國的企圖。

然而，清朝建立後，中國又一次成為了歐洲殖民者的目標。英國之所以派馬戛爾尼來華，主要就是為了探查中國的情況，從而判斷是否能攻打中國。所謂『馬戛爾尼來訪是為了通商，清朝閉關鎖國不同意通商，所以英國只能用大炮打開中國的大門』無非是英國在鴉片戰爭之後採用的宣傳口徑，英國真正的目標並非通商，而是掠奪。

事實上，早在當年西、葡兩國謀劃攻打中國時，類似的託詞就已經被炮製出來了。當時，兩國設計的說辭是『第一，中國人不願通商；第二，中國人禁止外國傳教士傳教』。由於兩國最終不敢進攻中國，這兩個藉口當年沒有用上，多年後被英國人『抄襲』。

所以，所謂『清朝因閉關鎖國而招致外國侵略』其實是一個謊言。我們錯把英國的宣傳口徑當作現實，多年以來一直在重複這種錯誤的敘事。要樹立文化自信，就必須澄清歷史真相、揭穿殖民主義者的謊言。

大量證據表明，清朝其實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閉關鎖國。首先，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還是全球最大的貿易國，你怎麼能說最大的貿易國是閉關鎖國的國家？這根本不合邏輯。

另外，清朝雖然製造業發達，但貨幣管理能力相對落後。中國當時的貨幣體系是白銀，而白銀的供給取決於市場而非國家。換言之，市場上有多少白銀流通，就有多少貨幣供給量。中國不是產銀大國。因此，清朝統治者為了維持中國的貨幣體系、實現經濟增長，就必須不斷地、大量地進口白銀。而中國從外部市場獲得白銀的唯一途徑就是通過貿易盈餘，進口白銀。這種貨幣體系結構如何能『閉關鎖國』呢？西方國家說中國是重商主義，說中國人在對外貿易中『只認白銀』，其實他們沒弄明白中國人對白銀的渴求究竟從何而來。

所以，中國從來不是拒絕通商、閉關鎖國的國家。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特別是1900年之後，西方轉而強迫中國以英鎊等外國貨幣支付戰爭賠款。起初，英鎊和白銀之間的匯率是固定的；但隨着英國人學會了『玩金融』，國際市場上英鎊不斷升值、白銀不斷貶值。由此，英國就以金融手段『套』住了清朝——清朝政府被迫用英鎊還債時，償還的白銀越來越多，最終無力支付賠款。隨後，英國以此為由『幫助』中國建立海關，向中國商人收取關稅，再用源於中國人的關稅來向英國支付賠款。

這分明是西方殖民者壓迫、掠奪中國人的手段，卻反被一些『自由知識分子』大加讚揚。在這些『自由知識分子』看來，英國人幫助我們建立了現代海關、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可見英國人是多麼善良。他們不明白，西方『幫助』中國建立海關的真實目的是榨乾中國人的血汗、掠奪中國人的財富。

  如果沒有對中國的掠奪和壓榨，西方國家不可能那麼迅速地發展起來。我們往往陷入『機械決定論』，認為機器生產必定強於手工業，但這其實是一種誤解。歐洲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中發明了蒸汽機和紡織機，但當時英國工業並不比中國手工業更有競爭力。

歐洲工業真正打敗中國手工業的時機是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後，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基礎正是歐洲對中國的掠奪。歐洲從中國榨取大量利潤後，才有錢投資工業，從而推動了第二次工業革命。

   只要理清了這段歷史的邏輯線索，我們就能明白，西方之所以能率先實現現代化，並不是因為其鼓吹的所謂『制度優勢』、『文化優勢』，而是因為西方通過掠奪其他國家實現了工業化。

  從清朝末年到民國再到改革開放初期，我們一度相信現代化等同於西方化、相信中國必須向西方學習，但是，今天，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西方的現代化進程並不像我們曾經想像的那樣遙遙領先，西方的現代化道路也不是唯一的現代化道路。

西方將西方式的現代化道路吹噓為『歷史的終結』，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卻表明，西方的模式不適用於中國，也不適用於其他很多發展中國家，這將導致整套西方神話的崩塌。

總之，我想強調的是，我們必須認識到，西方是靠掠奪中國才崛起的。如果忽視這一點，就無法看清這段歷史的內在邏輯與真相。

回應丁一凡先生關於明清「閉關鎖國」論述的學術商榷

丁一凡先生對明清時期「自主限關」政策的辨析，以及其對西方殖民主義話語陷阱的警惕，具有重要的學術與現實意義。然而，若欲深入探討此議題，需從歷史語境、政策實質與全球互動三重視角進行更縝密的學術審視。

一、「自主限關」的歷史語境與政策實質
明清時期的對外政策，需置於當時的地緣政治與經濟結構中理解。明代「海禁」始於洪武年間，初衷是防範倭寇與張士誠殘餘勢力，其核心是「禁民不禁官」，通過朝貢體系維持有限度的官方貿易。清代「一口通商」政策（1757年）亦非絕對封閉，而是以廣州十三行為樞紐，形成高度管控的貿易網絡。據【粵海關志】記載，18世紀中葉廣州年均關稅收入達百萬兩白銀，足見貿易規模之巨。此類政策本質是「選擇性開放」，而非西方敘事中的「完全隔絕」。

二、西方殖民話語的建構與解構
丁先生指出的殖民主義話語陷阱確有其據。19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為突破貿易逆差，將中國「限關」政策扭曲為「野蠻排外」，以此合理化鴉片戰爭。此類敘事掩蓋了殖民者以武力強開市場的本質——正如費正清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所言：「『閉關』一詞模糊了中英衝突的實質，即西方要求不平等貿易特權。」然而，若完全否定「限關」政策的保守性，亦可能陷入另一種簡化史觀。明清對科技交流的消極態度（如康熙禁習西洋曆法、乾隆拒斥馬戛爾尼使團的技術展示），客觀上延緩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此點需客觀承認。

三、全球史視野下的再平衡
破除西方中心論，需回歸全球互動框架。16-18世紀的中國，仍是白銀全球化的重要樞紐。美洲白銀經馬尼拉大帆船流入中國，換取絲綢、瓷器，這一貿易佔西班牙美洲白銀產量的三分之一（沃倫斯坦【現代世界體系】）。而清廷對俄羅斯的【恰克圖條約】（1727年）、對東南亞的「帆船貿易」政策，均顯示其外交的務實性。所謂「閉關」，實為對主權與安全的防禦性調控，與同時期日本鎖國、奧斯曼帝國收縮具有相似邏輯。

結語：超越二元對立的歷史觀
丁先生的論述啟示我們：歷史評價須避免非此即彼。明清政策既有維護主權的合理性，亦含錯失機遇的局限性。今日重審這段歷史，非為辯護或批判，而是釐清殖民敘事的霸權邏輯，同時汲取封閉與開放的歷史經驗。中國式現代化的自信，正源於此種辯證的歷史自覺——既拒絕西方話語綁架，亦不迴避內向政策的代價，方能在文明互鑒中走出新路。

（全文約780字）

按：本文力求以考據為基礎，兼顧學術性與現實關懷，避免陷入意識形態之爭，僅供學術交流參考。

回應丁一凡先生論明清『閉關鎖國』之辨

丁一凡先生對明清『閉關鎖國』論的批判，實為近年來史學界對西方中心主義敘事的一次重要糾偏。此論題涉及歷史評價、話語權爭奪與現代化道路反思三重維度，須以嚴謹的學術態度析之。

一、『自主限關』與歷史語境的再審視
所謂『閉關鎖國』，實為19世紀西方殖民者為合理化其侵華行徑而構建的標籤。明清兩朝的海禁政策（如明初『片板不許下海』、清初『遷界令』）確有其事，但其本質是應對倭患、鄭氏集團等特定威脅的防禦性政策，而非全面隔絕中外聯繫。以貿易論，廣州十三行、澳門葡商、恰克圖中俄貿易等渠道始終存在；以文化論，利瑪竇、湯若望等西士在華活動，明清士人對【幾何原本】【坤輿萬國全圖】的接納，均證明『限關』不等於『閉絕』。若以『閉關』概括明清對外關係，無異於以『貿易逆差』否定當代全球化，乃削足適履之舉。

二、殖民話語的陷阱與學術祛魅
丁先生指出『閉關論』乃殖民藉口，直指問題核心。16世紀以降，西葡殖民者視中國為『東方黃金國』，其未能武力征服（如西班牙1586年【征華計劃】流產），轉而以鴉片、炮艦強行破關。及至19世紀，『閉關』更成為英法等國發動戰爭的道德幌子——若中國真如其所誣『完全封閉』，馬戛爾使團何以攜乾隆敕諭返歐？廣州口岸何以年吞吐白銀數千萬兩？此敘事實為『殖民者邏輯』：將受害者污名化為『封閉落後』，以掩蓋其掠奪本質。今日學界重審此說，非為美化明清政策，而在揭露話語霸權對歷史的扭曲。

三、現代化道路的自信與歷史鏡鑒
王紹光先生論西方現代化依賴殖民掠奪，丁先生補充中國亦為重要受害對象，此論極確。但需進一步闡明：明清『限關』的教訓，不在其『拒外』，而在未能如日本『蘭學』般主動篩選、吸收西方技術精華。當代中國的開放，恰是摒棄被動挨打、轉向自主開放的智慧——從『師夷長技』到『一帶一路』，皆體現『以我為主』的文明主體性。破除『閉關』迷思，正是為了超越『封閉/開放』的二元對立，樹立『開放須以主權平等為前提』的現代化新範式。

結語
歷史研究貴在求真。明清對外政策確有保守成分，但以『閉關鎖國』一言蔽之，既失史實之真，復墮殖民話語之彀。丁先生之論，非為歷史辯護，而為現實正名：唯有掙脫西方敘事的枷鎖，方能在文明互鑒中走出真正的中國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