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卷3内篇问（上）诗解7景公问欲如桓公用管仲以成霸业晏子对以不能（桓公任贤举事不私节取于民而普施之）

《晏子春秋》卷3内篇问（上）诗解7景公问欲如桓公用管仲以成霸业晏子对以不能（桓公任贤举事不私节取于民而普施之）

题文诗：

景公问曰:先君桓公,有管夷吾,保乂齐国,

能遂武功,而立文德,纠合兄弟,抚存翌州,

吴越受令,荆楚惛忧,莫不宾服,勤于周室,

天子加德.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今吾亦欲,

存齐国之,政于夫子,以佐佑吾,彰先君之,

功烈而继,管子之业.晏子对曰:先君桓公,

能任用贤,国有什伍,治遍细民,贵不凌贱,

富不傲贫,功不遗罢,佞不吐愚,举事不私,

听狱不阿,妾无羡食,外臣亦无,羡禄鳏寡,

而无饥色;不以饮食,之辟害民,之财不以,

宫室之侈,劳人之力;节取于民,而普施之,

库府无藏,仓亦无粟,上无骄行,下无谄德.

是以管子,能以齐国,免于难而,以吾先君,

参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功烈,继管子业,

则无以多,僻伤民毋,以嗜欲玩,好怨诸侯,

臣孰敢不,承善尽力,以顺君意?今君远贤,

而任谗谀;使百姓若,不胜藉敛,若不得也;

厚取于民,而薄其施,多求诸侯,而轻其礼;

府藏朽蠹,礼悖诸侯,菽粟藏深,怨积于民;

君臣交恶,政刑无常;臣恐国之,危失而公,

不得享也.又恶能彰,先君功烈,继管子业!

   《原文》景公问欲如桓公用管仲以成霸业晏子对以不能第七景公问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乂齐国，能遂武功而立文德，纠合兄弟，抚存翌州，吴越受令，荆楚惛忧，莫不宾服，勤于周室，天子加德。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今寡人亦欲存齐国之政于夫子，夫子以佐佑寡人，彰先君之功烈，而继管子之业。”晏子对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贤，国有什伍，治遍细民，贵不凌贱，富不傲贫，功不遗罢，佞不吐愚，举事不私，听狱不阿，内妾无羡食，外臣无羡禄，鳏寡无饥色；不以饮食之辟害民之财，不以宫室之侈劳人之力；节取于民，而普施之，府无藏，仓无粟，上无骄行，下无谄德。是以管子能以齐国免于难，而以吾先君参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功烈，而继管子之业，则无以多辟伤百姓，无以嗜欲玩好怨诸侯，臣孰敢不承善尽力，以顺君意？今君疏远贤人，而任谗谀；使民若不胜，藉敛若不得；厚取于民，而薄其施，多求于诸侯，而轻其礼；府藏朽蠹，而礼悖于诸侯，菽粟藏深，而怨积于百姓；君臣交恶，而政刑无常；臣恐国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又恶能彰先君之功烈而继管子之业乎！”

【译文】

景公问晏子说：“从前我们的先君桓公，有管仲治理齐国，能成就武功而建立文德。联合兄弟国家，安抚冀州，吴越两国都听从号令，使楚国感到忧惧。诸侯没有不归服的，尽力于周室，周天子嘉奖其德行。先君功德显赫，是管子的功劳。现在我也想将齐国的政治委托给先生，先生辅助我，光大先君的功绩，完成管子的大业。”

     晏子回答说：“从前我们的国君桓公，能任用贤人，国家有什伍的管理制度，治理遍及百姓。地位高的不欺凌地位低的，富有的不傲视贫穷的。有功的不指斥无能之人，有才能的不唾弃愚笨的。办事没有私心，审理案件不偏私。在内妻妾没有过多的粮食，在外朝臣没有过多的俸禄，鳏寡之人面无饥色。不因自己饮食奢侈而耗损百姓的财力，不因自己宫室的奢华而辛劳百姓的力量。有节制地取之于民，而能遍施百姓。库府没有什么储藏，仓库里没有粮食。君王没有骄横之行，臣下没有谄媚之德。所以管子能够使齐国免于灾难，而让我们的先君与天子并立。现在君王想要彰显先王的功绩，继承管子时的霸业，就不要用自己过多的邪僻伤害百姓，不要因自己的嗜好使诸侯怨恨。我怎么敢不奉命而尽力，实现君王的愿望呢?现在君王疏远贤人，而任用谗谀之人;役使百姓唯恐没有竭尽全力，收取赋税唯恐不能倾尽其财;向百姓索取的多，而向其施舍的少，向诸侯谋求的多，而对他们轻视无礼。库府储藏的东西都腐烂了，而在礼节上与诸侯违逆;粮食深藏起来，而与百姓结下怨恨;君王与臣子关系紧张，而政策刑律变化无常，我担心国家有危险。而您不能享有它，又怎么能彰显先君的功绩而继承管仲的霸业呢?”

《晏子春秋》卷三内篇问上第七则所载景公与晏子之对答，实为春秋时期君臣治国理念之重要文献。本文拟从政治伦理、用贤之道、惠民政策三方面剖析其中精义，以明桓公霸业之所以成与景公不能效法之深层缘由。

一、桓公霸业之本：任贤不私的为政伦理
管仲相齐之成功，首在桓公能"举事不私"。《说苑·尊贤》载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破除私怨而专任仇雠，此非常人所能为。晏子所谓"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劳齐国"，正点明其"任贤不贰"的特质。春秋霸主之中，齐桓公以"知人善任"著称，其政治伦理核心在于以公心代私欲，将国政委于贤能而非亲昵。此种"尚公"精神，实为霸业之基。

二、节用普施的辩证治国术
"节取于民而普施之"八字，蕴含深刻的治国智慧。《管子·权修》言"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与此互为表里。桓公时期"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通过盐铁专卖等政策节制豪强，又以"九惠之教"（《管子·入国》）惠及鳏寡，形成"取之有节，施之有度"的良性循环。晏子特别强调此点，实暗讽景公"内好声色，外好狗马"（《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的奢靡之风。

三、景公不能效法的三重困境
晏子直言"臣闻之，以臣谋君，鲜不败矣"，揭示景公与桓公的本质差异：其一，桓公能忍私忿而景公"嬖人婴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晏子春秋·内篇谏下》），器量悬殊；其二，管仲治术讲究"仓廪实而知礼节"（《管子·牧民》），而景公时"民参其力，二入于公"（《左传·昭公三年》），赋敛无度；其三，桓公"尊王攘夷"得诸侯拥戴，景公则"欲东伐宋，南伐鲁"（《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缺乏政治号召力。

结语：
此段对话实为晏子"因事纳谏"的典型范例。通过对比二君治国之道，揭示"霸业非徒武力，实系德政"的儒家政治理想。桓公之成，在于以公心任贤、以仁政惠民；景公之失，在于私欲蔽明、苛政伤民。司马迁言"晏子俭矣，夷吾则奢"（《史记·管晏列传》），然观此章可知，晏子所重者在为政之本，其思想深度实超迈时代，至今犹具镜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