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卷34辨兴亡诗解1周立弘仁秦行诈道务积于人非盈仓库

《贞观政要》卷34辨兴亡诗解1周立弘仁秦行诈道务积于人非盈仓库

题文诗：
贞观初年,太宗从容,谓侍臣曰:周武平纣,

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国其得,

天下不殊,祚运长短,若此相悬?尚书右仆,

射萧瑀曰:纣为无道,天下苦之,八百诸侯,

不期而会.周室衰微,六国无罪,秦始皇也,

专任智力,蚕食诸侯.平定虽同,人情则异.

太宗曰否,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

专行诈力;非但取之,有异抑亦,守之不同.

祚之修短,意在兹乎!贞观二年,唐太宗谓,

黄门侍郎,王珪曰隋,开皇十四,年时大旱,

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而竟,不许赈给,

令民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

末年累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

恃此富饶,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

亦此之由.凡理国者,首务在积,于人不在,

盈其仓库.古人有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多储蓄之!

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者也;如其不肖,

多积仓库,徒益奢侈,危亡之本.民者国本,

藏富于民,治国有常,利民为本,本立道生.

《原文》

贞观初，太宗从容谓侍臣曰：“周武平纣之乱，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国。其得天下不殊，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尚书右仆射萧瑀进曰：“纣为无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周室微，六国无罪，秦氏专任智力，蚕食诸侯。平定虽同，人情则异。”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行诈力。非但取之有异，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兹乎！”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从容地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周武王平定了商纣王之乱，取得了天下；秦始皇乘周王室的衰微，就吞并了六国。他们取得天下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国运长短如此悬殊呢？”尚书右仆射萧瑀回答说：“商纣王暴虐无道，天下的人都痛恨他，所以八百诸侯不约而同地来与周武王会师，讨伐纣王。周朝虽然衰微，六国无罪，秦国完全是倚仗智诈暴力，像蚕吃桑叶一样，逐渐吞并诸侯的。虽然同是平定天下，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却不一样。”太宗说：“这样的说法不对，周灭殷以后，努力推行仁义；秦国达到目的以后，却一味地施行欺诈和暴力，它们不仅在取得天下的方式上有差别，而且守护天下的方式也不相同。国运之所以有长有短，道理大概就在这里吧！”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译文】
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隋朝开皇十四年遇到大旱，百姓大多忍饥挨饿。当时国家粮仓贮存甚丰，可是朝廷竟不肯用粮食拯济灾民，下令让老百姓自己想办法。隋文帝不爱惜百姓却吝惜粮食，到了隋朝末年，粮仓贮存的粮食，足够五、六十年之需。隋炀帝继承父业，依仗国家富庶，所以挥霍无度，极尽奢侈之能事，终于国破家亡。对于国君，首要的任务在于含养民生，不在于充实粮仓。古人说：'老百姓不富足，国君又怎么能够富足呢？’只要仓库的贮备足以对付灾年，再多贮存粮食又有什么用呢？国君的后代如果贤明，他自然可以保住江 山，如果他昏庸，即使粮食满仓，也只是助长他奢侈浪费的习 气而已，这是国家危亡的原因。”

《贞观政要·辨兴亡》治国之道探微

《贞观政要》卷三十四《辨兴亡》一章，以周秦兴衰为鉴，阐发“务积于人，非盈仓库”之治国至理。贞观初年，太宗与侍臣论及周武、秦皇得天下之异同，实为探究政权长治久安之根本。今试析其义，以明王道得失。

一、周弘仁德，秦尚诈力
周武王克殷，以“吊民伐罪”为帜，承天命而恤民生。《尚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周室封建诸侯、制礼作乐，皆以“弘仁”为核。其祚运八百载，非侥幸所致，乃德化浸润之效。反观秦并六国，虽凭法家权谋、兵戈之利一统天下，然“以诈力取之，以暴虐守之”（贾谊《过秦论》），苛政峻法、疲民逞欲，故二世而亡。太宗所谓“祚运长短若此相悬”，正点明政权合法性与民心向背之关联。

二、积德于民，胜于充府库
“务积于人，非盈仓库”一语，直指治国本质。《论语》载孔子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更申“仁政必自经界始”。周制井田、汉初休养，皆以民生为务；秦皇却“内兴功作，外攘夷狄”（《史记》），竭天下之力以奉一己之欲。贞观群臣深谙此理，故魏徵屡谏“君舟民水”，强调“藏富于民”方为社稷之基。此与《大学》“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一脉相承。

三、贞观之治的实践回应
太宗之问，实为贞观施政张本。观其均田制、租庸调法，轻徭薄赋；纳谏如流，以“仁义”为纲，皆是对周秦之辨的践履。房玄龄曾言：“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此正呼应“积于人”之旨。贞观盛世，非仅赖仓廪充实，更因“以天下之心为心”（《帝范》），故能成三代以降之治世典范。

结语：兴亡之道，系于民心
周秦之异，非关天命，而在人事。太宗以史为镜，明乎“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礼记》）之理。今人读《辨兴亡》，当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之训。治国者若徒务权术、罔顾生民，纵有金城汤池，终难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之周期。贞观之智，千古可鉴。

（全文约780字）

按：本文依《贞观政要》文本，结合儒家经典与史论，阐发周秦兴亡之异同，并钩沉贞观君臣之反思，以彰“民本”思想为治国枢机。

《贞观政要》卷三十四‘辨兴亡’诗解一：周立弘仁秦行诈道，务积于人非盈仓库

【题解】
《贞观政要》此卷所载太宗与侍臣论周、秦兴亡之异，实为治国根本之辨。周以仁德绵延八百载，秦以诈力二世而亡，其关键在‘积德于人’与‘聚敛于仓’之别。太宗举《尚书》‘敬德保民’之训，魏徵引贾谊‘攻守异术’之论，皆指向‘民本’二字。今析此段，当明三代以降‘得民心者得天下’之理，尤可为当代资鉴。

《正文疏义》
贞观初，太宗以‘周武得天下而祚长，秦皇并六国而运短’为问，其意非较疆域之广狭，实探治国之枢机。尚书右仆射萧瑀对曰：‘纣为无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周室虽微，六国未病，秦乃专恃诈力。’此答仅言表象，未及根本。魏徵则直指核心：‘周取天下后务弘仁义，秦得天下后益任诈力。’一语道破‘守成之道在德不在力’的千古至理。

周之兴，非惟武王伐纣顺天应人，更在周公制礼作乐、推行井田，使‘民有所养，德有所归’。《孟子》言‘仁政必自经界始’，周以分封、宗法、礼乐三制，将权力分散于诸侯而中心凝聚于民心，故虽厉王奔彘、幽王灭国，仍能藉诸侯之力延祚五百余年。此即‘务积于人’——德泽渗于黎庶，根基自固。

秦之亡，非止始皇暴虐，实商鞅‘利出一孔’之策遗祸。贾谊《过秦论》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秦统一后仍以‘法、术、势’驭民，严刑峻法、赋役无度，致‘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其‘盈仓库’而竭民力，犹割股啖腹，终至‘一夫作难而七庙隳’。

太宗深谙此理，故贞观之治以‘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为纲。其尝言：‘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此语正与魏徵‘非盈仓库，务积于人’相呼应。唐初推行均田、租庸调，兴科举、纳谏诤，皆本于‘藏富于民’之周制遗风。

《结语》
周秦兴亡之辨，实为‘王道’与‘霸道’之殊。太宗的发问与魏徵的对答，揭示了政权合法性的根源——不在武力的强弱，而在民心的向背。今读《贞观政要》，当思‘务积于人’非古人之空谈，乃治国之铁律。昔管子云：‘仓廪实而知礼节’，然‘实仓廪’者当先厚民生，此即‘仁政’之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