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卷25天志（下）诗解1明小不明于大故乱天正天子义自天出

《墨子》卷25天志（下）诗解1明小不明于大故乱天正天子义自天出

题文诗：

墨子言曰:天下所以,乱者何哉?则是天下,
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何知其故?

以其不明,天之意也.何知其故?以处人之,

家者知之.今有人处,若家得罪,犹有异家,

以避逃之;然父戒子,兄以戒弟,曰戒慎之!

处人之家,不戒不慎,而有处人,之国者乎?

今有人处,若国得罪,犹有异国,以避逃之;

然父戒子,兄以戒弟,曰戒慎之!处人国者,

必戒慎也.今人皆处,天下事天,得罪于天,

将无所以,避逃之矣;然而莫知,以相警戒.

故知大物,则不知也.故墨子曰:戒之慎之,

必为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恶.曰天之所,

欲者何也?所恶者何?天欲义而,恶其不义.

何知其然?曰义者正.何以知义,之为正也?

天下者也,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以此知,

义之为正.然而正者,无自下正,上者而必,

自上正下.庶人不得,恣己为正,有士正之;

士不得恣,己而为正,大夫正之;大夫不得,

恣己为正,诸侯正之;诸侯不得,恣己为正,

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恣己为正,天子正之;

天子不得,恣己为政,有天正之.今天下之,

士君子皆,明于天子,之正天下,不明于天,

之正天子.是故古者,圣人明以,此说人曰:

天子有善,天能赏之;天子有过,天能罚之.

天子赏罚,不当听狱,不中天下,疾病祸福,

霜露不时,天子必且,饲豢牛羊,犬彘洁为,

粢盛酒醴,祷祠祈福,于天也我,未尝闻天,

之祷祈福,于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

贵于天子.是故义者,不自愚贱,者出必自,

贵智者出.曰谁为智?天为智也.然则义果,

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为义者,

不可不顺,天之意矣!天生天罚,天经地义.

《原文》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乱者，其说将何哉？则是天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何以知其明于小不明于大也？以其不明于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于天之意也？以处人之家者知之。今人处若家得罪，将犹有异家所以避逃之者；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处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处人之国者乎？”今人处若国得罪，将犹有异国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处人之国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处天下而事天，得罪于天，将无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极戒也（1）。吾以此知大物则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为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恶。”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恶者，何也？天欲义而恶其不义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义者，正也。何以知义之为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以此知义之为正也。然而正者，无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己而为正（2），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己而为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己而为正，有诸侯正之；诸侯不得次己而为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己而为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己而为政，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于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于天之正天子也。是故古者圣人明以此说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赏之；天子有过，天能罚之。”天子赏罚不当，听狱不中，天下疾病祸福，霜露不时，天子必且■豢其牛羊犬彘，洁为粢盛酒醴，以祷祠祈福于天，我未尝闻天之祷祈福于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贵于天子也。是故义者，不自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曰：谁为知？天为知。然则义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为义者，则不可不顺天之意矣！《注释》

（1）“极”即“儆”，“敬”，通“警”。（2）“次”即“恣”，下同。

《译文》

墨子说道：“天下混乱的原因，其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天下的士君子，都只明白小道理而不明白大道理。”从何知道他们只明白小道理而不明白大道理呢？从他们不明白天意就可知道。从何知道他们不明白天意呢？从他们处身家族的情况可以知道。假如现在（有人）在家族中得了罪，他还有别的家族可以逃避，然而父亲以此告诫儿子，兄长以此告诫弟弟，说：“警戒呀！谨慎呀！处身家族中不警戒不谨慎，还能处身于别人的国里么？”假如现在（有人）在国中得了罪，还有别国可以逃避，然而父亲以此告诫儿子，兄长以此告诫弟弟，说：“警戒呀！谨慎呀！处身国中不可不警戒谨慎呀！”现在的人都处身天下，侍奉上天，如果得罪了上天，将没有地方可以逃避了。然而没有人知道以此互相警戒。我因此知道他们对大事情不知道。

所以墨子说道：“警戒呀！谨慎呀！一定要做天所希望的，除去天所厌恶的。”天所希望的是什么呢？所厌恶的是什么呢？天希望义而厌恶不义。从何知道是这样呢？因为义即是正。
因何知道义即是正呢？天下有义就治理，无义就混乱，我因此知道义就是正。然而所谓正，不能自下正上，必须从上正下。所以庶民百姓不得肆意去从事，有士来匡正他；士不得肆意去做。有大夫来匡正他；大夫不得肆意去做，有诸侯去匡正他；诸侯不得肆意去做，有三公来匡正他；三公不得肆意去做，有天子匡正他；天子不得肆意去做，有上天匡正他。现在天下的士君子对于天子匡正天下都很明白，但对上天匡正天子却不明白。所以古代的圣人明白地将此道理告诉人们，说：“天子有善，天能赏他；天子有过，天能罚他。”若天子赏罚不当，刑罚不公，天就会降下疾病灾祸，霜露失时。这时天子必须要喂养牛羊猪狗，洁净地整备粢盛酒醴，去向上天祭祀，祷告，求福。但我从来就不曾听说过上天向天子祷告和求福的。我由此知道天比天子尊贵、庄重。所以义不从愚蠢而卑贱的人中产生，必定从尊贵而聪明的人中产生。那么谁是尊贵的？天是尊贵的。谁是聪明的？天是聪明的。既然如此，那么义果真是从上天产生出来的了。现在天下的士君子希望行义的话，那么就不可不顺从天意。

《墨子·天志下》章句疏义：论"明小不明大"之蔽与天志本原

《天志下》开篇即掲"天下所以乱者"之问，墨子直指"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的病根。此语非泛泛之论，实乃墨家政治哲学之枢机。所谓"小"者，郑玄注《礼记》云"细末之事"，即具体礼法制度；而"大"者，孔颖达疏《周易》谓"天地之道"，在墨学语境中特指"天志"这一终极价值本原。

墨子上承"天志中"篇"顺天意者义政"的论述，此处更以"处人之家"为喻，揭示认知局限的根源。《墨子闲诂》引孙诒让说："家室之制可见，天道之运难知，此众人所以囿于近小而昧于远大。"战国之士君子多拘泥于刑名法术之"小"，如商鞅"徒法而无天"，终成"暴政"。韩非《解老》篇言"圣人尽随于万物之规矩"，恰与墨子"不明天意"之弊形成对照。

"天之意"作为墨家核心概念，非谓人格神意志。《经上》云"义，利也"，而天志即"欲义而恶不义"的宇宙理性。梁启超《墨子学案》指出此乃"以天道规范人道"的思维模式。墨子强调"天子之义自天出"，实为政治权力设立超越性标准——如三代圣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天志上》），其"兼爱"学说亦由此获得形上依据。

考《天志》三篇结构，下篇尤重实践维度。所谓"明小"之弊，在战国语境中特指：一者如公孙龙"离坚白"之辩，二者若惠施"历物之意"，皆陷入概念游戏而遗大道。墨子以"处家不知天道"为喻，正类《兼爱中》"视人之室若其室"的推扩逻辑，由近及远的认知进阶，恰是突破"小大之辨"的关键。

当代学者李贤中指出，墨家"天志"实为价值客观化的哲学努力（《墨学：理论与方法》）。在诸侯争霸的乱世，墨子将政治合法性上溯于天，既批判了"礼崩乐坏"的现实，又超越了儒家"仁政"的主观性。此段经文虽简，却暗含"认识论-本体论-政治哲学"的三重结构，可谓"明小不明大"命题的深层意蕴。

《墨子·天志下》首章义疏：论天志为治乱之本

《天志下》开篇即掲橥"明小不明于大"之弊，实为墨家政治哲学之枢要。墨子以诊断之姿直指天下大乱根源："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此"大"者非他，正是"天之意"也。此处"明小"与"明大"之辨，实为经验认知与形上智慧之分野。墨家所谓"天志"，绝非泛泛之自然规律，而是兼具伦理意志与宇宙秩序之最高准则，其地位犹儒家之"天道"，而更具人格神色彩。

墨子在论证方法上独具匠心，先以治家之道为喻："处人之家者知之"。此乃墨家"推类"逻辑之典型运用，《墨子·大取》所谓"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家国同构之喻，既承《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之遗绪，又开《大学》"家齐而后国治"之先声。然墨家特异处在于将此经验类比上升至形而上学高度——治家之理可明，而治天下之天志反晦，此即"倍谲"之患（见《墨子·耕柱》）。

"天正天子"之说尤具深意。墨家"天志"理论中，天子之"义"非由人定，乃"自天出"。《墨子·天志中》更明言："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此说实包含三重革命性意义：其一，打破"君权神授"之单向契约，建立"神监君行"之双向关系；其二，"义"的超越性来源否定世俗权力的自我立法；其三，将周代"以德配天"观念转化为具象的赏罚机制。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谓此乃"墨家宗教思想之核心"，确为的论。

值得注意的是，墨子批判"不明于大"并非否定"明小"之价值。《墨子·鲁问》篇强调"择务而从事"，可见其重视具体事务。然若止于"小知"而昧于"大义"，则如《庄子·逍遥游》所讥"小知不及大知"。墨家之深刻，正在于要求士君子既明察秋毫，更须仰观天志，此即《墨子·法仪》所谓"动作有为，必度于天"。

当今重读此章，于"明小不明于大"之警醒尤具现实意义。现代专业分工使人精于技术而疏于大道，墨家提醒我们：真正的治世智慧，必建立在对超越性价值的体认之上。天志非虚悬之物，恰是规范现实政治的"仪法"（《墨子·天志上》语），这种既超越又内在的特质，正是墨家思想历久弥新的关键所在。

（全文798字）

《墨子·天志下》首章析义：明小不明大之弊与天志之正

墨子于《天志下》开篇即直指天下纷乱之源：“天下之所以乱者，其故何也？则是天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此语如晨钟暮鼓，振聋发聩。所谓“明小”，乃指世人于家室、乡里、国邦之具体事务或能明察；而“不明于大”，则是未能体认天志之宏旨，未能洞见天道运行之根本法则。墨子以“处人之家”为例，譬喻若治家者仅知避祸于家，而不知避祸于国，则其蔽甚矣。推及治国，若诸侯仅知重社稷而轻天下，亦属“明小不明大”之病。

此中深意，在于揭示“天志”为终极尺度。墨子言：“天之为政于天子”，天子之政必以天为法。天志者，非虚无缥缈之存在，而是兼爱、非攻、尚同等大义之本源。其“欲义而恶不义”之性，如日月昭彰。故天子之“义”必自天出，而非源自人间权谋或私智。若士君子仅拘泥于世俗礼法、权术计较，而忽忘天志之崇高统摄，则必致上下交争、天下大乱。

墨子进一步以“轮人操其规，匠人执其矩”为喻，强调天志为度量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言行之“法仪”。无此法仪，则如工匠无规矩，虽巧弗能为良；治国无天志，虽智弗能止乱。此说实将先秦“法天”思想推向极致，既承殷周以来“天命靡常，惟德是辅”之传统，又赋予其兼爱、非攻等新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墨子虽言“天正天子”，然其旨非为君权张目，而是以天志约束天子。天子须“上同于天”，而非天屈从于天子。此种思想，与儒家“天命”说既有相通之处（皆重天道），又有根本之异：墨家之天更具意志性与赏罚性，且直接关联于百姓之利。故“义自天出”实即“义自民利出”之形而上学表述。

总而言之，《天志下》首章以“明小不明大”为针砭，以“天志”为药石，欲使天下士君子跳出狭隘视野，以天道之兼爱、公义重整人伦秩序。其说虽具神秘色彩，然内核仍是墨家务实救世之精神。今日读之，于如何处理局部与整体、现实与理想、人欲与天道之关系，犹有深长思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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