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卷8尚贤（上）诗解2选贤任能高爵重禄任事断令唯才是举

【墨子】卷8尚贤（上）诗解2选贤任能高爵重禄任事断令唯才是举

题文诗：

故古圣王,之为政也,列德尚贤.虽在农与,

工肆之人,有能则举.高予之爵,重予之禄,

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亦即是曰:爵位不高,

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

则民不畏.举三者而,授之贤者,非为贤赐,

欲其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

以劳殿赏,量功分禄.官无常贵,民无终贱.

有能则举,无能则下.举其公义,辟私怨此,

若言之谓.是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陽,

授之政事,而天下平.禹举益于,陰方之中,

授之政事,而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中,

授之政事,而其谋得.周文王举,闳夭泰颠,

于罝罔中,授之政事,而西土服.故当是时,

虽在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戒慎施;

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德意.

士者所以,辅相承嗣.故得贤士,则谋不困,

其体不劳,名立功成,美得以彰,而恶不生,

则由得士.是故墨子,言曰得意,贤士必举;

不得意时,贤士亦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

之道将不,可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原文】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5），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6），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7）；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8）。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9），则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注释】

（5）殿：定。（6）罝（jǖ居）：捕兽的网。（7）施：上疑脱『不』字。（8）（意：疑为『德』字的讹误）（9）章：通『彰』。
【译文】

    所以古时圣王为政，任德尊贤，即使是从事农业或手工、经商的人，有能力的就选拔他，给他高爵，给他厚禄，给他任务，给他权力。即是说，如果爵位不高，民众对他就不会敬重；俸禄不厚，民众对他就不信任；如果权力不大，民众对他就不畏惧。拿这三种东西给贤人，并不是对贤人予以赏赐，而是要把事情办成。所以在这时，根据德行任官，根据官职授权，根据功劳定赏。衡量各人功劳而分予禄位，所以做官的不会永远富贵，而民众不会永远贫贱。有能力的就举用他，没有能力的就罢黜他。举公义，避私怨，说的即这个意思。

     所以古时尧把舜从服泽之陽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天下大治；禹把益从陰方之中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天下统一；汤把伊尹从庖厨之中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计谋得行；文王把闳夭、泰颠从狩猎者中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西土大服。在这些时候，即使处在厚禄尊位的大臣，没有谁不敬惧并且戒惕的，即使处在农业与手工、经商地位的，没有不争相勉励而崇尚道德的。（意：疑为『德』字的讹误）。所以贤士是用来作为辅佐和接替的人选的。因此，得到了士，计谋就不会困乏，身体也不会劳苦，名立而功成，美的更加彰著，恶的不会产生。这都是因为得到贤士。所以墨子说道：『得意之时不可不举用贤士，不得意之时也不可不举用贤士。如果想继承尧舜禹汤的大道，就不可不尚贤。尚贤是政治的根本所在。』

《墨子·尚贤（上）》诠解：论选贤任能之政道要义

《墨子·尚贤》上篇第二章所言“选贤任能，高爵重禄，任事断令”，实为墨家政治思想之核心。此章以古圣王之政为范，阐发“唯才是举”之要义，其理路可析为三层：

一、尚贤为政之本
“列德尚贤”乃圣王为政之纲。墨子破周世“亲亲尊尊”之旧制，直言举才当“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此论直指世卿世禄之弊，主张打破阶级壁垒。农工之民若有实才，亦当授以高位，此与儒家“举逸民”之说迥异，更具社会变革意味。墨家以“德能”为唯一标准，体现了“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平等观。

二、爵禄事权三位一体
“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四句，构成墨家人才激励之完整体系：
1. 爵以尊其位：破除虚名，使贤者获社会认同；
2. 禄以实其养：厚禄非为私利，乃使贤者无生计之忧，全心为公（《尚贤中》言“赖其力者生”可互参）；
3. 事以验其能：授以实务，避免“坐而论道”；
4. 令以专其权：赋予决断之权，体现“使能以治之”的实效原则。
此四者缺一不可，若“爵位不高，则民不敬”，终致政令不行。

三、唯才是举的实践智慧
墨子之“才”，非仅指治术，更含“兼爱”“节用”等墨家价值观。其举贤标准有三重深意：
1. 反形式主义：不重门第仪容，唯察“言行之效”（《尚贤下》言“听其言，迹其行”）；
2. 动态考核：“断予之令”隐含试用机制，与《尚同》篇“上同而下比”相呼应；
3. 功利导向：贤能之效终须体现于“国家之富，刑政之治”（《尚贤上》首章），此乃墨家“三表法”在政治中的运用。

结语
墨家尚贤之说，实为战国平民阶层参政之理论先声。其“高爵重禄”非为私恩，乃建构“以德就列”的制度保障。今人观之，犹可见破除形式化考核、强化权责匹配等现代管理思想之雏形。然须辨明：墨子之“才”必合于“兴天下之利”，此与法家“唯功是视”迥异，读者当察其兼爱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