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说苑】卷9正谏诗解2苏从正谏好道多粮咎犯因谏好乐多亡

题文诗：

楚庄王立,为君三年,不听朝乃,令于国曰:
寡人恶为,人臣而遽,谏其君者,今有国家,
吾立社稷,有谏之者,则死无赦.苏从乃曰:
处之高爵,食君厚禄,爱其死而,不谏其君,
则非忠臣.乃入谏王,立鼓钟间,左伏杨姬,
右拥越姬,左而裯衽,右朝服曰:鼓钟不暇,
何谏之听!苏从谏曰:臣亦闻之,好道多资,
好乐多迷,好道多粮,好乐多亡;荆亡无日,
敢以告王.庄王曰善.于是左执,苏从之手,
右抽阴刃,刎钟鼓悬,明日乃授,苏从为相.
平公好乐,多其赋敛,下治城郭,平公曰敢,
有谏者死.晋人忧之,有咎犯者,见门大夫,
曰臣闻之,主君好乐,故以乐见.门大夫入,
言曰咎犯,欲以乐见.公曰内之.止坐殿上,
平公则出,钟磬竽瑟.坐有顷曰:客子为乐?
咎犯对曰:不能为乐,臣善隐术.平公乃召,
隐士十二.咎曰隐臣,顾昧死御.平公曰诺.
咎伸左臂,而诎五指,晋平公问,于隐官曰:
占之为何?皆曰不知.公曰归之.咎犯则伸,
其一指曰:是一也君,便游赭尽,而峻城阙.
是二也君.柱梁衣绣,士民无褐.三也侏儒,
有余酒而,敢死士渴.是四也其,民有饥色,
马有栗秩.五也近臣,不敢之谏,远臣不达.
平公曰善.乃屏钟鼓,除竽瑟遂,与参治国.

楚庄王立为君，三年不听朝，乃令于国曰：『寡人恶为人臣而遽谏其君者，今寡人有国家，立社稷，有谏则死无赦。』苏从曰：『处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禄，爱其死而不谏其君，则非忠臣也。』乃入谏。庄王立鼓钟之间，左伏杨姬，右拥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鼓钟之不暇，何谏之听！』苏从曰：『臣闻之，好道者多资，好乐者多迷，好道者多粮，好乐者多亡；荆国亡无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执苏从手，右抽阴刃，刎钟鼓之悬，明日授苏从为相。

晋平公好乐，多其赋敛，下治城郭，曰：『敢有谏者死。』国人忧之，有咎犯者，见门大夫曰：『臣闻主君好乐，故以乐见。』门大夫入言曰：『晋人咎犯也，欲以乐见。』平公曰：『内之。』止坐殿上，则出钟磬竽瑟。坐有顷。平公曰：『客子为乐？』咎犯对曰：『臣不能为乐，臣善隐。』平公召隐士十二人。咎犯曰：『隐臣窃顾昧死御。』平公诺。咎犯申其左臂而诎五指，平公问于隐官曰：『占之为何？』隐官皆曰：『不知。』平公曰：『归之。』咎犯则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尽而峻城阙。二也，柱梁衣绣，士民无褐。三也，侏儒有余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饥色，而马有栗秩。五也，近臣不敢谏，远臣不敢达。』平公曰善。乃屏钟鼓，除竽瑟，遂与咎犯参治国。

译文晋平公喜好音乐,他增加赋税征收,又征发民夫休整城池,并且说:『谁敢劝谏我,处死刑.』晋国平民都忧虑不安.有一个名叫咎犯的人去见宫城的守门长官,说:『我听说国君喜好音乐,所以我打算凭借音乐才能拜见他.』守门长官进去报告:『晋国人咎犯打算凭借音乐才能拜见君上.』平公说:『请他进来.』
咎犯坐到殿上,平公就拿出钟磬竽瑟,让咎犯演奏.咎犯坐了一会儿,平公说:『你倒是奏乐啊?』咎犯答道:『我不会奏乐,我善于猜谜.』平公叫来占卜的术士十二人,咎犯说:『我情愿冒死侍奉.』平公说:『好的.』咎犯伸出他的左臂而弯曲五指,平公问术士说:』术士们都说:『不晓得.』平公对术士们说:『你们都下去吧.』咎犯伸出一指说:『第一点,游玩使山林草木成为赤地,修建高大坚固的城市;第二点,房屋梁柱上裹着绣制布料,都很讲究,而士民连麻布衣服都没得穿;第三点,你的侏儒有剩余的酒,而敢死之士反而受渴;第四点,老百姓忍饥挨饿,而你们的马反而有粮食吃;第五点,跟近的大臣不敢劝谏,远方的臣子又不敢说话.』平公说:『好的.』于是抛弃了钟鼓竽瑟,就和咎犯一同治理国家.

论苏从、咎犯之谏：以道制欲的君臣对话艺术

《说苑》所载楚庄王与晋平公二事，虽相隔时空，却共同勾勒出先秦时期"以道谏君"的政治智慧图景。苏从之谏庄王，咎犯之谏平公，皆非寻常直谏，而是深谙"谏道"精髓的典范。二者皆面对君主沉溺享乐、拒谏饰非的危局，却以不同方式实现了"正君心"的目的，展现了"谏"作为一种政治艺术的多元面向。

苏从之谏，乃"以死明道"的直谏典范。面对楚庄王"有谏则死无赦"的严令，苏从直言"爱其死而不谏其君，则非忠臣"，此语直指臣道本质——忠非阿谀，乃是以道事君。《礼记·曲礼》云"为人臣之礼，不显谏"，然苏从之谏看似违礼，实则是因庄王已至"三年不听朝"的危殆境地。其谏词尤为精妙："好道者多资，好乐者多亡"，将"道"与"乐"对举，揭示治国根本在于循道而非纵欲。更可贵者，苏从并非空谈道德，而是直指"荆国亡无日"的现实危机，使庄王幡然醒悟。庄王"刎钟鼓之悬"的举动，恰如《周易·系辞》"君子以惩忿窒欲"的生动体现，从极欲到窒欲的转变，正彰显了"谏"对君心之正的匡扶作用。

咎犯之谏，则展现了"以隐喻道"的曲谏智慧。面对晋平公同样"敢有谏者死"的禁令，咎犯巧妙地以"善隐"为名，实则行谏诤之实。其"伸左臂而诎五指"的隐术，实为对平公五失的形象揭露：从"游赭尽而峻城阙"的劳民伤财，到"柱梁衣绣，士民无褐"的贫富悬殊；从"侏儒有余酒而死士渴"的赏罚不公，到"民有饥色，马有栗秩"的本末倒置，直至"近臣不敢谏，远臣不达"的言路闭塞。这五失层层递进，构成一幅君道沦丧的完整图景。咎犯之智，在于以"隐"为表，以"显"为里，既规避了直言触怒的风险，又以形象化的方式使平公自察其过。这种"微谏"艺术，恰合《诗经·大序》"主文而谲谏"之旨，体现了"谏"的另一种可能——不假辞色而直指本心。

二子之谏虽有直曲之别，却共同彰显了"以道制欲"的谏诤内核。苏从以"道"与"乐"对举，咎犯以五失揭示君道之偏，皆本于《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的政治理想。在先秦政治哲学中，"谏"绝非简单的批评，而是臣子以天道、王道为准则，对君主偏离正道的矫正。楚庄王能"左执苏从手，右抽阴刃"的戏剧性转变，晋平公能"屏钟鼓，除竽瑟"的自我节制，均表明真正的谏诤能在君心深处激发对"道"的敬畏。这种通过谏诤实现的君心自正，远比制度约束更为根本，正是儒家"格君心之非"政治理念的生动实践。

回观当代，苏从、咎犯之谏仍具深刻启示。在一个信息爆炸而价值多元的时代，"谏"的本质——以更高原则矫正偏失——并未过时。无论是政治领域的监督批评，还是学术文化界的争鸣讨论，乃至个人修养中的自我反省，都需要这种"以道正偏"的精神。苏从的直谏勇气与咎犯的隐喻智慧，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中弥足珍贵的谏诤传统，其价值不仅在于古代政治实践，更在于为一切时代提供了如何平衡权力与真理的永恒思考。

论苏从、咎犯之谏：以道制欲的君臣大义

《说苑》所载楚庄王与晋平公二事，虽相隔时空，然皆揭示"君道有亏则臣道必彰"的千古至理。苏从之谏庄王，咎犯之讽平公，非徒逞口舌之快，实乃以性命为质，行"以道正君"之大义。细究二者谏术之异同，可窥先秦士人"道高于君"的政治伦理。

楚庄王初立，"三年不听朝"而沉湎钟鼓，更立"谏者死"之禁，此乃典型的"君失其道"。苏从之谏，直指"好乐多亡"的治国至理，其言简而意赅："好道者多粮，好乐者多亡"。此语暗合《尚书》"玩物丧志"之戒，将个人嗜欲与国家存亡相联系。值得注意的是，苏从选择在庄王"左拥越姬，右伏杨姬"的极淫乐时犯颜直谏，此非不知变通，恰是深谙"极乱之世需极谏之言"的道理。其"死臣敢以告王"的自称，既表明必死之心，亦隐含"死谏以全忠"的士节。庄王终能"刎钟鼓之悬"，正在于苏从以"道"破"欲"的震撼力。

相较而言，咎犯之谏晋平公更显曲隐之妙。面对同样"好乐拒谏"的君主，咎犯以"善隐"为名，行"五隐"之谏：一隐劳民筑城，二隐奢靡失度，三隐民生困顿，四隐赏罚不公，五隐言路闭塞。每伸一指皆如利剑，直指平公"多赋敛以充乐"的弊政。此中暗合《周易》"巽以行权"的智慧，以隐语为媒介，既避直言触怒之险，又达讽谏之效。其"伸臂诎指"的肢体隐喻，实为上古"象谏"传统的生动体现。

二者谏术虽异，其理则一。苏从以"道"破"欲"，咎犯以"象"喻"理"，皆本于《礼记·曲礼》"为人臣之礼，不显谏"的教诲。庄王能即刻醒悟，平公需隐士解喻，反映二君悟性之别，然最终皆能"屏钟鼓、除竽瑟"，证明真谏者必以道胜。唐代魏徵尝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苏从、咎犯之谏，恰为君主树立"逆耳忠言胜于谀词"的镜鉴。

今人观此二事，当思"道统"与"治统"的永恒张力。君若无道，臣当以死守之；臣若失谏，国必以亡偿之。苏从、咎犯之智，非在言辞巧拙，而在以生命践行"从道不从君"的士人精神。此乃中华谏诤文化之精髓，亦为当代政治伦理之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