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便宜十六策】10赏罚诗解赏平罚均赏罚明正赏不避雠诛不避亲

【诸葛亮便宜十六策】10赏罚诗解赏平罚均赏罚明正赏不避雠诛不避亲

题文诗：

赏罚政谓,赏善罚恶.赏以兴功,罚以禁奸;

赏也必平,罚也必均.赏赐者也,知其所施,

则勇士也,知其所死;刑罚者也,知其所加,

则邪恶者,知其所畏.故赏赐也,不可虚施,

罚不妄加,赏赐虚施,则劳臣怨,刑罚妄加,

则直士恨,故羊羹有,不均之害;楚王亦有,

信谗之败.夫将专持,生杀之威;必生可杀,

必杀可生,忿怒不详,赏罚不明,教令不常,

以私为公,国之五危.赏罚不明,令有不从;

必杀可生,众奸不禁;必生可杀,士卒散亡;

忿怒不详,威武不行;赏罚不明,下不劝功;

政教不当,法令不从;以私为公,人有二心.

众奸不禁,则不可久;士卒散亡,其众必寡;

威武不行,见敌不起;下不劝功,上无强辅;

法令不从,事乱不理;人有二心,其国危殆.

防奸以正,救奢以俭;忠直可使,理狱廉平,

可使赏罚.赏罚不曲,则人死服.路有饥人,

厩有肥马,此可谓之,亡人自存,薄人自厚.

故人君也,先募后赏,先令后诛,则人亲附,

畏而爱之,不令而行.赏罚不正,则忠臣也,

死於非罪,而邪臣也,起於非功.赏之与赐,

不避怨雠,则齐桓得,管仲之力;诛之与罚,

不避亲戚,则周公有,杀弟之名.尚书有云: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赏罚第十
【原文】
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故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赏虚施则劳臣怨，罚妄加则直士恨，是以羊羹有不均之害，楚王有信谗之败。夫将专持生杀之威：必生可杀，必杀可生，忿怒不详，赏罚不明，教令不常，以私为公，此国之五危也。赏罚不明，教令有不从；必杀可生，众奸不禁；必生可杀，士卒散亡；忿怒不详，威武不行；赏罚不明，下不劝功；政教不当，法令不从；以私为公，人有二心。故众奸不禁，则不可久；士卒散亡，其众必寡；威武不行，见敌不起；下不劝功，上无强辅；法令不从，事乱不理；人有二心，其国危殆。故防奸以政，救奢以俭；忠直可使理狱，廉平可使赏罚。赏罚不曲，则人死服。路有饥人，厩有肥马，可谓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故人君先募而后赏，先令而后诛，则人亲附，畏而爱之，不令而行。赏罚不正，则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赏赐不避怨雠，则齐桓得管仲之力；诛罚不避亲戚，则周公有杀弟之名。【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此之谓也。
【译文】

     为政者应确立赏罚制度，奖善惩恶，藉以鼓励百姓立功，并杜绝罪恶。使部属都确知赏罚的标准，那麼他们的行为就有分寸，不至於犯法。但赏罚要公平，不可以厚此薄彼，徇私偏袒，无功之人，不受禄；无过之人，也不应受罚，若任意奖赏或惩罚，将使部属不服。春秋战国时，中山国国王只因一杯羊肉羹而亡国；楚平王因听信谗言而迫害贤良，祸及子孙，都是赏罚不当的例子，值得后人警诫。
    将领把持了属下的生杀大权，若是误杀好人，纵容恶人，喜怒无常，赏罚不明；常假公济私，政令朝令夕改，使部属不知所从。凡是犯有以上的过失的将领，都是国家的祸害。若赏罚不明，其所下的命令，无人愿意遵守；若纵容恶人，各种败坏道德的事都会出现；若枉杀无辜，众人必怀恨在心；若喜怒无常，那就很难树立威严；若赏罚不公，百姓便不会争相报国立功；若正教实施不当，法令自然也无法施用；若假公济私，人人必有贰心。所以说众恶不止，国祚必不能长久，士卒离心离德，再庞大的军队，终必溃败；将领毫无威严，军队就会软弱；属下无心作战，将领就无从激励士气；法令不彰，事物就没有条理；人人有贰心，国家就将面临崩解的命运了。

   因此要杜绝罪恶，须先使政治清明；要阻绝奢侈，须崇尚节俭，令忠直之士，审理讼狱，令清廉之士，执行赏法，赏罚严明了，则人人致力效忠。路旁还有饥民，官吏的马厩中却有肥马，这可谓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太不懂得体恤百姓了。人君必先订立赏罚条例，而后才实施刑赏，令百姓既敬且畏，不须命令，即能服从。赏罚不公，则忠臣尽死於冤屈，而奸臣皆因不实的战功，而受重用。赏罚应不受恩怨情仇的影响，齐桓公就因不计前嫌而重用管仲，得以成就霸业；周公大义灭亲，而能树立威信，所以书经上说：「无所偏私，无所袒护，则王道可以施行无阻了。」

《便宜十六策·赏罚》诠解：论刑赏之公与治国之道

诸葛亮《便宜十六策·赏罚》一篇，以“赏平罚均”为核心，阐发法家“信赏必罚”之要义，兼融儒家“正名”思想，堪称古代政治哲学中刑赏理论的典范。其文虽简，然义理深邃，今试析其三层精义如下：

一、刑赏之本：以“明正”立政纲
“赏以兴功，罚以禁奸”二语，直指刑赏的政教功能。赏非私恩，乃为激励善行；罚非私怨，实为震慑奸邪。此与《管子·明法解》“赏功诛罪，所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一脉相承。诸葛亮特强调“赏罚明正”，即要求规则公开、标准明确，使“勇士知其所死，邪恶知其所畏”。此中暗合韩非“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法治精神，亦与《尚书·甘誓》“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的古典刑赏观呼应。

二、施行之则：以“均平”破私曲
“赏不避仇，诛不避亲”乃全篇警策。诸葛亮北伐时挥泪斩马谡、却重赏谏臣董厥，正是此言的实践注脚。其理源于《春秋》之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公羊传·昭公二十年》）。所谓“均平”，非指结果均等，而是程序公正——一如《商君书·赏刑》所言“不失疏远，不违亲近”。此原则对治的正是人主常患的“喜则滥赏，怒则妄罚”之弊。

三、终极之旨：以“慎刑”合天道
篇末“赏不可虚施”之诫，揭示刑赏的有限性。诸葛亮深知“爵禄易得则民不贵，刑罚妄加则君子不服”（《便宜十六策·喜怒》），故强调赏必待功、罚必有罪。这种克制与《礼记·王制》“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的慎刑观相通。其深层逻辑在于：唯有刑赏与天道人心相合，方能达成《孟子·离娄上》“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的治道平衡。

结语：
诸葛氏之赏罚论，实为“礼法合治”的典型体现。其以法家手段落实儒家理想，用制度性公正保障道德性目的。今人观之，犹可悟得：治国之要，不在刑赏之具，而在持衡之心；不在律令之繁，而在施行之公。此即《便宜十六策》历千载而弥新的根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