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卷19杂艺篇诗解1真草书迹不须过精以书自命自蔽其能

《颜氏家训》卷19杂艺篇诗解1真草书迹不须过精以书自命自蔽其能

题文诗：

真草书迹,微须留意.江南谚云:尺牍书疏,

千里面目.承晋余俗,相与事之,故而字无,

顿狼狈者.幼承门业,加性爱重,吾之所见,

法书亦多,而玩习之,功夫颇至,不能佳者,

由无分故.然而此艺,不须过精.巧者劳而,

智者忧常,为人所役,更觉为累;韦仲遗戒,

深有以也.王羲之也,风流才士,萧洒名人,

举世惟知,其书反而,以能自蔽.萧子云也,

每常叹曰:吾著齐书,勒成一典,文章弘义,

自谓可观;唯笔迹名,亦异事也.王褒也者,

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

犹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

尝悔恨曰: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

以此观之,慎勿以书,自命虽然,厮猥之人,

以能书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为谋.

物极必反,天道恶盈,名声在外,烦恼自致。

杂艺第十九《原文》

真草[1]书迹,微须留意。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2]也。"承晋、宋余俗,相与[3]事之,故无顿[4]狼狈[5]者。吾幼承门业[6],加性爱重,所见法书[7]亦多,而玩习功夫颇至,遂不能佳者,良[8]由无分故也。然而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韦仲将遗戒,深有以也。【注释】

[1]真草：书体名,真书和草书。真书,即带有隶书痕迹的楷书。[2]千里面目：千里之外可以看到的面目。[3]相与：共同、一道。[4]顿：顿时。[5]狼狈：为难窘迫。[6]门业：家门素业。[7]法书：作为法则以供学习的字。[8]良：实在。

【译文】

楷书、草书的书法,需要稍加用心。江南的谚语说："一尺长短的信函,就是你在千里之外给人看到的面貌。"那里的人上承晋、宋流传下来的风气,大家都信奉这句话,所以没有把字写得很马虎的。我从小继承家传的学业,加上生性对书法喜爱偏重,所看到的书法范本也多,玩味研习的功夫下得颇深,但书法水平最终不高,确实是因为我没有天分的缘故吧。但是这门技艺也不需要过于精湛。巧者多劳,智者多忧,因为字写得好就经常被人使唤,反而感觉是一种负担。韦仲将给子孙留下不要学习书法的诫言,是很有道理的。

《原文》

王逸少[1]风流[2]才士,萧散[3]名人,举世惟知其书,翻[4]以能自蔽也。萧子云每叹曰："吾著《齐书》,勒[5]成一典,文章弘义,自谓可观；唯以笔迹得名,亦异事也。"王褒地胄清华[6],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犹以书工,崎岖[7]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曰："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观之,慎勿以书自命。虽然,厮猥[8]之人,以能书拔擢[9]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也。【注释】

[1]王逸少：东晋王羲之,字逸少,著名书法家。[2]风流：杰出的。[3]萧散：潇洒,不受拘束。[4]翻：反而。[5]勒：编写。[6]地胄(zhòu)清华：门第清高显贵。地胄：地位、门第。[7]崎岖：跋涉,奔波。[8]厮猥：地位低下。[9]拔擢(zhuó)：选拔提升。

【译文】

王羲之是个风流才士,潇洒闲散的名人,举世的人都知道他的书法,反而因此而掩盖了他的其他才能。萧子云常常感叹说："我撰著《齐书》,编纂成为一部史籍典策,这中间的文采大义,自以为是可观的,却只是以书法得名,也是一件怪事啊。"王褒门第高贵,学识渊博,才思敏捷,后来虽然被迫入关,也仍然受到礼遇。但他还是因为工于书法,只能奔波于碑碣之间,辛辛苦苦地挥毫写字,他曾经悔恨地说："假如我不懂得书法,大概不会弄到今天这个样子吧?"由此看来,千万不要以书法自命。虽是这样,那些地位低下的人,因为会书法而得到提拔的也很多。所以说目标不同的人是讲不到一块的。

《颜氏家训·杂艺篇》书学观刍议

颜之推于《杂艺篇》论书学之道，提出‘真草书迹，微须留意’而‘不须过精’之主张，此中深意颇值玩味。其说既承汉晋书学传统，又寓士人立身之诫，今试析其要义三端：

一、 ‘尺牍书疏，千里面目’的实用主义
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道出书法作为士人交际媒介的社交属性。颜氏指出晋宋以降‘相与事之’的风尚，实为对东汉蔡邕‘书者，散也’传统的延续。然其强调‘微须留意’而非‘过精’，意在警惕‘以书自命’的偏执。六朝士族以书艺标榜门第者众，如王褒入北周‘书迹雅正’竟致‘碑碣唯命’（《周书·王褒传》），颜氏亲历梁末乱离，深知专精一艺反为所累，故主张书法当止于‘无顿狼狈’的实用水准。

二、 ‘幼承门业’与‘自蔽其能’的辩证
颜氏自陈‘幼承门业，加性爱重’，此语暗含书法作为家学传承的教化功能。北齐颜氏以《家训》垂范，其书学观实与‘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礼记·乐记》）的儒家艺道观一脉相承。所谓‘自蔽其能’，恰如《庄子·养生主》‘技进乎道’的反向警示——当书艺沦为炫技之具，则易堕入‘役于物’的窠臼。观庾肩吾《书品》列王献之‘工夫不及父，而天然过之’，可知六朝书论本重天然意趣，颜氏之说正是对此传统的理性回归。

三、 杂艺定位中的士人精神
《杂艺篇》将书、画、卜筮等并论，其序言明言‘此艺不须过精’，实为‘君子不器’的实践注脚。颜氏目睹梁元帝焚书画十四万卷而终陷江陵之祸（《南史·元帝纪》），故特申艺能不可凌越德业。然需辨明者，其‘不须过精’非谓荒疏笔墨，而是主张张怀瓘《书断》所谓‘先其天性，后其习学’的平衡。唐代颜真卿‘忠义书风’的崛起，恰印证了颜氏家学中艺德相济的深远影响。

要之，颜之推书学观乃乱世中的士人生存智慧。其表面谦抑的表述下，实潜藏着对书法本体价值的深刻认知——当笔墨脱离‘载道’之旨而沦为竞巧之技，则与匠作何异？此中微义，于今之书坛犹具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