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从整个国家教育之革新来谈中等教育(完整版)

钱穆：从整个国家教育之革新来谈中等教育

中国创办新教育，自前清同治初元迄今八十年，始终不脱两大病。一曰实利主义，一曰模仿主义。实利主义之病，在乎眼光短浅，不从本源处下手。模仿主义之病，则在依样葫芦，不能对症发药。其实二病仍一病也。病在始终缺一全盘计划与根本精神。我所谓全盘计划与根本精神之教育，当名之曰国家教育。而前清以来八十年之教育，则殊与国家教育无涉。当其最先所设学41校，只限于广方言馆水陆师学堂乃至格致书院之类，充其量，不过欲造就少许翻译人才军事人才与制造机械之人才而止。学外国语言文字，根本只为外交作翻译之用。学格致，根本只为军事上种种机械制造之用。自始便无一段精神认识到国家教育之深处。此由一种短浅的实利主义作祟，而模仿主义亦自依随而起。此一病直到民国初年，科举既废，政体既改，国人渐渐觉悟教育不仅为翻译与制造。一时目光，渐渐从军事与外交转移到政治法律经济诸部门，又更进而推及于文哲历史艺术各类。当时乃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而溯源寻根，仍还自前清同光以来之思想一气呵成。所异者，前一期乃实利主义为主而模仿主义副之，此一期则模仿主义为主而实利主义副之。而紧接新文化运动之后者，乃为科学救国与科学教育之呼声。其所谓科学教育者，依然缺乏一根本精神，无当于国家教育之深旨。就其实，仍以实利主义与模仿主义为支撑。不过又复以实利主义为主而模仿主义为副，实利与模仿二者之间，稍有畸轻畸重之转变而已。此乃民十八以来之大体情形。风尚所趋，近几年来各大学新生投考，报工学院者异常拥挤，而理学院则寥寥。文法学院独一经济学系最盛，而经济系的课程，亦只偏向于银行簿计会计管理之类，绝少对经济学原理有兴趣者。哲学系最不受人注意。而五人中至少四人学西洋哲学，至多一人学中国哲学。文学方面则十人中至少八人学西洋文学，至多两人学中国文学。此乃当面之事实，事实后面透露出一种心理。此种心理之倾向，便足表示一时代之风尚。而此辈中学青年投考大学时之心理倾向及其风尚之来源，则不得不说是教育精神所感召。此种教育精神，直从前清同光以来，一路从源头上看，又从当前实际情形看，不能不说其仍只为实利主义与模仿主义之作祟。若非为实利主义，何以群趋工科而不习理科?若非为模仿主义，何以群习西洋文学哲学而鄙弃本国文哲?所以民国三十年来之新教育，似乎依然摆脱不掉模仿与实利。实利是其目的，模仿是其手段。实利非不该讲，模仿非不该有。然若仅以模仿希冀实利之心理与见解为国家教育之重心，则实利既不可得，而模仿亦且不可能。我们的教育精神与教育理论，实有再反省与再讨论之必要。

　　 今当针对时弊，提出两口号。一曰文化教育，一曰人才教育。此两口号亦互为表里，乃主以国家民族传统文化来陶冶真切爱护国家民族及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之人才。文化教育可以纠正新文化运动以来之一味模仿。人才教育可以包括时下科学教育专重实利主义之偏狭。所谓人才教育者，不仅限于自然科学之一面，而政法经济文哲历史艺术诸门亦已兼容并包。此种人才，求其能真切爱护国家民族，求其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则必以国家民族自本自根之传统文化为陶冶。否则若其人对英国文学哲学英国历史艺术乃至英国一切政法经济之本末源委知之甚悉，而对吾本国之此诸项目一无所知，则其人中心爱护英国之真诚必较其爱护本国者为更深更切。而其人之服务于本国社会，势必多所扞格，多所膈膜，不能为本国国家民族所理想要求之人才。此理至为显明。科学可以无国界，政法经济文哲史艺诸科不能无国界。科学人才虽可由留学教育而造就，政法经济文哲史艺诸科之人才，则必自本自根由自己传统文化为陶冶，非外国教育所能代劳。若国内政法经济乃至文哲史艺诸门皆无人才，皆无出路，则纵有外国教育所代劳而造就之科学人才，亦将感英雄无用武之地之苦痛。故科学教育仅当为人才教育之一部门，当于国家教育之全盘计划下有其地位与效用。而国家教育之全盘计划，则必于国家民族自本自根之传统文化有较深之认识与重视。故讲求国家教育之全盘计划与根本精神，实舍文化教育与人才教育莫能当。

　　 中等教育为国家教育之一环，故中等教育亦当以文化教育与人才教育为主体。若根据此项意见，则当前之中等教育实有多需改正之处。目前中等教育第一大病，在仅以中等教育为升入大学教育之中段预备教育。而大学教育之终极目标，则为出洋留学。换言之，出洋留学，乃不翅为吾国家教育之最高阶层。故国内各大学各科教科书，几乎十之七八以采用西洋原本为原则。大学新生，以先通一种外国文为及格标准。而进入大学以后，则以径读西洋原本教科书及进而选修第二外国语为普通之常例。通常所谓第一外国语者，大体乃为英文。故中学教育之中心责任，乃不啻为投考大学之英文补习学校。学生在各科学程上所化之精力，几乎强半为修习英语之时间。然若此学生将来并无升入大学之机会，则其研习英语之工夫亦强半等于白费。欲矫此弊，首宜厘革大学课程。尤要者，莫如一切教科书均以用本国文字为原则。中国兴学八十年，自有国立大学亦逾四十年。前清光绪二十四年举办国立京师大学筹备章程有于上海设编译局，各学科除外国文外，均读编译课本一条。乃至今逾四十年，国立大学各学科仍无编译完备之课本，仍要借用外国原本教读。抑且一般见解，不以此为可羞，转以此为可夸。此实四十年来国家教育之失败，亦四十年来留学教育疲缓不济事之奇耻大辱也。不仅大学各学科教本必需用本国文字编译者为原则，即各学科基本参考用书，亦当由国立编译机关作大量有计划之翻译。庶使学者省其攻读外国语文之精力，以从事于学科本身之精研与深究。尤要者，国家必设法提高本国大学之地位，勿再以出洋留学为国家教育之最高阶层。苟使此两事办有成绩，则庶乎可以走上文化教育人才教育之趋向。否则全国青年，当其有志向学，即日夕孜孜于外国语言文字之攻读。及其成学有立之最高阶段，又全付其责任于外国人之手。如是而言文化教育人才教育，真所谓南辕北辙，将愈趋而愈远。更不如缘木求鱼之仅止于不可得而已也。

　　 国家教育若诚有意于文化教育与人才教育之两目标，则又有一事必当注意者，即国立大学当以文理学院为首脑，为中心。其他特殊专门学科如医工农矿渔牧诸类，不妨因地制宜，多设独立学院，与大学中心理工学院分道扬镳。盖前者为文化人才教育而设，后者则为养成职业技术之专门人才而设。两者旨趣不同，分之则两美，混之则两损也。若大学有此分设之规定，则中学问题亦迎刃而解。中学亦应分普通中学与职业中学两类。普通中学为文化人才之教育而设，职业中学则为养成职业技术之专门人才而设，性质亦复不同。凡受普通中学之教育者，主旨与大学中心文理学院之教育同，皆以国家民族传统文化陶冶真切爱护国家民族与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之人才为主。是为国家教育之骨干。而各项中学职业学校与各项专门独立学院则如枝叶之附丽。其设科施教，不妨偏于实用，不妨模仿外国之成规，然皆非所语于国家教育之主干。

　　 若如上论，普通中等教育之主要任务，实当以文化教育为手段，以人才教育为目标。换辞言之，即注重于国家民族传统文化之陶冶。经此一番陶冶而出者，则当期其为国家民族所理想要求之人才也。本此旨趣，中学教育之中心课务，实当以本国语言文字之传习为主。夫科学知识可以分门别类，而人生所需要之知识，实不尽于科学知识。因此有许多知识虽为吾人所必需，而往往无门类之可分。因此学校教育若以科学教育为中心，必将遗漏好许为人生所必要之知识。若以文化教育为中心，则此病可免。而文化教育之最重要者，则首推文字教育。一国之文字，即此国家民族传统文化之记录之宝库也。若使青年能读一部《论语》，读一部《庄子》，读一部《史记》，读一部《陶渊明诗》，彼之所得，有助于其情感之陶冶，意志之锻炼，趣味之提高，胸襟之开广，以至传统文化之认识，与自己人格之养成，种种效益，与上一堂化学听一课矿物所得者殊不同。然不得谓其于教育意义上无裨补。抑且毋宁谓教育之甚深意义，实在此而不在彼。今日中国学校中对于本国文字之教育，我无以名之，名之曰迁就之教育。夫教育宗旨本在悬一高深之标格，使低浅者有所向往而赴。迁就教育则不然。教育者自身无标格，乃迁就被教者之兴趣与程度以为施教之标格。夫学问有阶级，不可躐等，此义尽人皆知。然文字教育则有时贵乎投入亲验，使之当面觌体，沉潜玩索之久，而恍然有悟，豁然有解。此所谓欣赏，而阶级之制限有时为不适用。今国人每议本国文字为深玄难解，不知此当投入亲验。惟读《庄子》可解《庄子》，惟读《史记》可解《史记》，若先斥《庄子》《史记》为难读，先读其浅者易者，而文字文学之阶层亦重重无尽，若取迁就主义，则更有其尤浅尤易者。日亲浅易之读物，永不能达高深之了解。施教之标格日迁就，受教者之智慧日窒塞。此如希腊神话亚侠儿(Achilles)与乌龟赛跑，亚虽善走，将永远赶不上乌龟。何者，亚之脚步如必依照乌龟前行之距离为比例，而不许其痛快大踏步前进，则势惟裹足不前，而乃永无追出乌龟之望。今日中国中小学本国文字文学之课程，皆乌龟也。此种迁就主义，不知埋没冤屈了几许英才。今日中国一中学毕业生，彼乃无自己阅读本国古书之能力。彼乃不啻生在一无文化传统之国家。彼心神之所接触者，仅限于眼前数十年间之思想事物而止。彼之情感何从潜深？意志何从超拔？趣味何从丰博？胸襟何从豁朗？此等教育，大率为目前计，不为文化之传统计。此等教育所造就之人才，除却所谓科学知识外将一无所得。而今日中国中学大学中之教授外国文，则精神意趣，与前所云云者大异。彼尚不失有一标格，而强人以必赴。故即在中学生已有读莎士比亚之戏剧，雪莱之诗歌者。二十年来，各大学中学学生之晨夕孜孜披一卷而高声朗诵者，百分之百皆诵英文，绝无一人焉读本国文学者。若有之，其人必为侪偶所腹诽，所目笑，而彼亦将引为奇耻大辱。然此数十年来，试问国内造就几许真懂莎士比亚雪莱之文学者乎？以中国之大，有千人万人熟读莎士比亚雪莱不为多。独怪以中国之大，乃渐渐有寻不到能读本国文学本国古书之青年之情形。彼辈在中学校毕业，既未具备自己阅读本国文学本国古书之能力，彼之全部精力乃全费于研读外国书之准备。及其毕业以后，所入者乃中国社会，绝少继续研读外国书之机会，而中国文学中国古书虽日触于眼帘，彼固无此能力，亦无此信仰，并无此兴趣。彼乃不得不与学术界文化界相隔绝。即自大学毕业者，亦何独不然。彼辈大率能读外国书，而未必常有外国书可读。彼辈大率不能读中国文学古书，而彼辈终不能耐无书可读之苦。则一般阅读兴趣，乃不得不集中于时下新起之新文艺与宣传小册，以为消遣。故今日中国国内之学术空气，仅能存在于学校之内部，绝无法推广及于社会。而所谓学校内部之学术空气，又常汲源于外洋，非植根于本土。今日中国国家教育，乃尽力自掘传统文化之根，又尽力为移花接木之试验，而二三十年来之成效，则已大可见。若曰推行科学教育，则科学应重事物实验，不应白费学者心血于外国文字文学之研习。若曰推行文化教育，则中国自有传统文化。谓中国无有科学则可，谓中国无文哲史艺诸学则绝不可。谓中国政法经济诸学须参考外国新学则可，谓研究政法经济者可绝不理会中国已往自己传统则绝不可。若曰必全盘西化，则专通英文，决非全盘西化。若强中国人必兼通英法德俄各国文字，其事既难。若亦穷本竟源，先修希腊拉丁文，再从之自创一新式西化之中国文，一若彼中英法德俄诸邦之自十四世纪以下之各自创其新文字然，此又不可能之事也。然则中国学校何以必以研习英文为首务，我无以名之，名之曰模仿之教育。夫亦曰英国人读莎士比亚，我亦读莎士比亚而已。英国人读雪莱，我斯亦读雪莱而已。又知英国人尝舍弃希腊文拉丁文之研习而自创新英文，我斯亦舍弃我之古书古文而已。谓之模仿教育，谁曰不宜。夫曰模仿教育，犹逊辞也。刻实言之，则乃一种次殖民地之教育也。故今日中国国家教育之惟一出路，端在转移此种模仿教育之积习。若使中等学校之青年，于晨光曦微，晚灯煜烨之下，手一卷而高声朗诵者，非莎士比亚与雪莱，而为《论语》《庄子》《史记》陶渊明，则具体而微矣。

今日学校教育有一绝大困难问题曰训育，而中等学校尤甚。夫训教一贯，本非离教而别有所谓训也。今离教而求训，训必无效。教者非以已教，乃以己之所学教。己之所学在《论语》孔子，己之所教亦为《论语》孔子。

所教非我之言，乃《论语》孔子之言。学者非欲其尊信我，乃欲其尊信《论语》孔子。由尊信《论语》孔子，乃亦尊信及于我。古语云，师严而道尊。然亦以道之尊而后师可严。又曰尊师而崇道。其实亦以道之崇而后师始尊。今学校以训育问题而牵连及于导师制度，深苦导师之不胜任而难其选。夫师之地位在其所教。若求导师，则中国往古圣哲豪杰，如孔子孟子老聃庄周以来，何啻数千百万，皆导师也。使学者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诵其文，若聆其言，不啻耳提而面命。潜移而默化，心领而神会，则既有教而训随之。今乃一切舍弃，曰此已死之陈人，已死之陈言，不足以为教，然则又孰足以为教?昔日小学校儿童所听古事如孔融让梨，如司马光剥胡桃，凡其所学，即可为训。今日小学校所学，大率乃一只狐狸三个小仙女之类耳。昔日中学生国文课颇读《史记·项羽本纪》之类，今日中学生则只读鲁迅之阿Q正传。昔日青年入学校，其背后尚有家庭父兄之教督。今日则全国家庭父兄皆已自承顽固，再不敢教督其子弟，转望子弟自学校携返新教训以焕发其家庭。故今日之青年，就文化传统言之，彼乃上无千古，下无百世，彼乃一无承续无蕲向之可怜虫也。徒日嬲其旁曰革新，曰创造，曰独立，曰自由。则无怪其日趋于犷獟而无文，桀黠而难教。故今日之教者惟有两途。一则曰为公民当云云，一则曰西洋人云云而已。夫公民仅限于奉公守法，仅限于政治之一角落，固未能渗透及于人生之全部。西洋人云云非不可教，然道听而途说，隔靴而搔痒，实不能深切着明也。今欲指导其成一理想的中国人。苟舍此二者，而为师者自以己意为教，曰我欲云云，则学生群起而哄之。然则将何以为教？曰必本于自己国家民族之传统文化以为教。教育即文化之一部分，今既剿截数千年传统文化，只许就目前当今以为教，是则教育脱离文化而成为无文化之教育，故其教育之收效也特难。青年在学校，已感其无可教，而谓一出学校，便可为国家民族理想需要之人才，此又必不可得之数也。

　故今日之国家教育，诚以人才教育为正宗，则文字文学之教育实至重要。而文字文学之教育，又必以本国之文字文学为主，此则无烦详论。学校教育不过一引端，学者在学校，既有修习文字文学之基础，及其出学校而入社会，自可继续与书本相接触。而其国家民族已往文哲史艺乃至政法经济诸部门文献成绩之积累，始可与现时代国民发生一种亲切而深厚之关系。而后其现时代之国民，亦始可承续其国家民族已往传统文化之大源而继续有所衍进。夫是之谓人才教育，亦夫是之谓文化教育。旷观世界各国之国家教育，亦何莫不然。然则今日国人之主张模仿教育者，夫亦只模仿其外皮耳。英国学校决不以教授德文为主课，德国学校决不以教授英文为主课，英德学校皆各以教授其本国文字文学为主课，何以中国学校独必以教授英德文为主课乎？德文有名著，英国人必加翻译。英文有名著，德国人亦必加翻译。然则何以中国人必以直接能读英德文原本为条件耶？此非其理论之荒唐，即其意境之懒散。中国厉行留学教育已八十年矣。而今日之中国人，仍无大量翻译书本可读，学校仍以教读外国文为主课，仍以用外国原本教科书为标准，此即留学教育无当于人才教育文化教育之明征。故必有留学教育之终止，始可谓是留学教育之成功。若永远以留学教育为国家教育之最高阶层，此即不啻宣告留学教育之最大失败也。必以翻译事业代替留学教育，必以重新提高本国古书古文之教育价值为国家文化教育人才教育之基础，亦必有此先事，而后中等教育始有刷新之希望。

　 今再概括言之，则本于国家文化教育人才教育之旨趣，一普通中学生，必以能自己阅读本国已往古书古文为其毕业之起码标准。再本此标准而约略设计普通中学之课程，则关于各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之传授，其课程地位最多不当超过文字文学研习课程之一倍以上。而对于外国文字文学研习之课程与时间，最过亦不当超过对于本国文字文学研习时间之三分之一。犹不尽于此，一面尚当于大学校先培植能胜任愉快之中学国文教师，一面又当自小学校起再厉行改变国文国语迁就教育之通病，而后此新标准始有到达之希望。若论科学教育，则本不必多量注重于文字之研修。今既于普通中学外尽量多设各种独立学院，又国家设立大规模编译馆，尽量翻译外国各部门之重要书籍，而学者中之聪明特秀者，仍得于大学文理学院中精研外国文而为中外兼通之人才。此固于时下所主吸收西洋文学及提倡科学教育两无妨碍。必有此调整，而后中等教育乃有彻底更新之可能。否则就中学而言中学，缚手缚脚，左支右绌，殊无自由发展之余地也。

钱穆先生《从整个国家教育之革新来谈中等教育》一文，诚为近代中国教育思想之重要文献。其以"实利主义"与"模仿主义"二病痛砭时弊，实已触及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之根本困境。今试从国学视角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教育本源之失：文化主体性的消解
钱公所指"不从本源处下手"，实为近代教育最大症结。自同光以降，教育改制皆以"师夷长技"为出发点，将"格致"之学降格为器械之用，此乃《大学》"格物致知"本义之严重异化。朱子释"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本含形而上之追求，而晚清学人仅取其形而下之技术层面，遂使教育沦为"器"而非"道"。此中折射出的，正是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之解体危机。

二、模仿主义之弊：文化自觉的缺失
新文化运动时期，模仿对象虽由器物层面转向制度文化，然其思维模式仍属"以夷变夏"。钱公敏锐指出哲学系"五人中至少四人学西洋哲学"之现象，恰印证此弊。按《周易·系辞》"天下同归而殊途"，本民族之思想体系当与异域文明平等对话，而非单向移植。章太炎先生曾言"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教育若失却文化主体意识，终成无本之木。

三、中等教育之要：文化血脉的接续
中等教育作为"蒙以养正"与"经世致用"之关键阶段，尤当重视文化传承。钱公主张之"国家教育"，在今日观之，实为文化认同教育。当以经史为基，如《论语》《孟子》培养人格，《资治通鉴》明历史变迁之理。然非泥古不化，而当如阳明先生所言"六经皆我注脚"，使传统智慧与现代知识相融通。

四、革新之道：返本开新的辩证
破解"实利"与"模仿"二病，当回归《礼记·学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之古训。具体而言：
1. 课程设置当平衡"道艺"关系，如增设国学经典课程而不废科学教育
2. 师资培养应重"经师人师"合一，避免知识传授与价值教育割裂
3. 评价体系需超越功利指标，参考书院教育之"德业相劝"传统

结语：
钱穆先生之论，今日读来尤具警醒意义。当前教育面临全球化与本土化之张力，更需秉持"守先待后"精神。昔张之洞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今人当超越体用二分，在文化自觉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气象的教育体系。如此，方不负钱公"国家教育"之深意，亦能真正培养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栋梁之材。

（全文798字）

钱穆先生《从整个国家教育之革新来谈中等教育》之刍议

钱宾四先生此文，直指中国近代教育之痼疾，以“实利主义”与“模仿主义”二病为纲，剖析八十年新教育之失，诚可谓洞见症结。今试就其要旨略申己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教育本源之失与功利之弊
钱氏谓“实利主义”之病在“眼光短浅，不从本源处下手”，此实中肯綮。自同光以降，教育以“师夷长技”为始，然其目的仅止于“翻译人才”“军事人才”之培养，此乃“器”之层面，未及“道”之根本。盖教育之本，当以文化精神为体，以实用技能为用。若徒务其末而忽其本，则如无根之木，虽枝叶繁茂，终必凋零。今日高等教育中工科拥挤、哲学冷落之现象，正是此弊延续——学子趋利避虚，社会重术轻道，与晚清“格致救国”之思维实一脉相承。

二、模仿主义之困与主体性缺失
钱氏又痛陈“模仿主义”之害，谓其“不能对症发药”。近代中国教育之变革，多以外邦制度为蓝本，然“依样葫芦”之际，往往忽视文化土壤之异。如新文化运动时，以“德先生”“赛先生”为旗帜，然其推行常陷于机械移植，未及消化西学精义，反使传统学术体系崩解。尤可叹者，哲学系中“五人学西哲，一人习中哲”，文学领域“十人攻西学，二人研国学”，此非文化主体性之沦丧乎？教育若失其民族根性，纵有万般技艺，亦难育出“为中国而生”之人才。

三、国家教育之重构与中等教育之枢机
钱氏主张以“国家教育”为根本，此非狭隘之国族主义，实为文化自觉之呼唤。中等教育承上启下，尤为关键。今日之中学教育，若仍囿于分数竞争、技术训练，而忽视国史传承、经典涵泳，则钱氏所忧之“无全盘计划与根本精神”将愈演愈烈。窃以为，革新之道，当以“中西会通”为径：
1. 课程设计：须增国学比重，以经史为本，辅以现代学科，使学子知“何为中国”；
2. 师资培养：当重振师范教育，教师非仅知识传授者，更须为文化薪火之传递人；
3. 评价体系：宜超越“实利”标准，以人格养成、文化认同为教育成败之尺度。

结语
钱穆先生之论，非仅针砭时弊，更为吾辈指明教育之终极关怀——培养“明道救世”之士。今人常言“创新”，然若未植根于文化传统，则所谓创新，恐成无源之水。教育革新，当以钱氏之警示为镜，在“实利”与“理想”、“模仿”与“自主”间求其平衡，方不负“为国家办教育”之深旨。

（全文约780字）

按：此文谨守钱穆先生原意，以“文化主体性”为核，结合当下教育现状展开，力求既存学术严谨，亦具现实针对性。

钱穆先生《从整个国家教育之革新来谈中等教育》一文，直指中国近代教育之痼疾，其洞察之深刻，于今日犹振聋发聩。先生以“实利主义”与“模仿主义”二病概括八十年新教育之弊，实乃鞭辟入里之论。

所谓“实利主义”，乃目光短浅，唯以实用为鹄的，汲汲于翻译、军事、制造之技，而忽视教育之根本在于培养完整之人格与国家精神。前清同光年间之学堂，虽倡新学，然其目的不过造就工具之才，而非涵育通才。此病至民国虽稍转，然科学救国之声起，仍陷于技术崇拜之窠臼，工学院人满为患，经济学科偏重银行会计之末技，而忽其原理之探究，此皆实利之弊未除也。

至于“模仿主义”，则为失却文化主体性，一味依傍西方。新文化运动以后，模仿之风更炽，哲学则重西洋而轻中学，文学则趋泰西而弃本土。此非谓西学不可学，然若仅知模仿而不知消化，仅知移植而不知生根，则教育终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钱先生痛心于“五人学哲，四人习西；十人修文，八人攻洋”，此正是文化自信沦丧之征象。

二病虽分主副，实则同源：皆因缺乏“全盘计划与根本精神”。教育若无国家民族之立场，无文化传承之使命，则必沦为浮萍逐浪，随西风而摇摆。中等教育承上启下，尤为关键。若于此阶段不能植根传统、涵养精神，则高等教育终难培养出贯通中西、知类通达之人才。

钱先生所倡之“国家教育”，非狭隘之民族主义，而是要求教育须有文化自觉与主体意识。中等教育当以国学为根基，融汇新知，使青年既明义理之大原，复通现代之学术。如此，方能矫实利之短视、破模仿之盲从，而真正成就“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教育大业。

今日重读钱穆之文，犹觉其言切中时弊。教育革新之道，不在追逐潮流，而在返本开新；不在全盘西化，而在融贯中西。此乃国学大师留予后世之深沉思绪，吾辈当深味而力行之。

以上内容基于钱穆先生教育思想精髓所作阐释，力求契合国学大师之专业视角与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