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摘导言：在现代中国社会，引领中国文化、学术建设发展的，不再是古代士族及私塾、书院、太学、国子监，而是近代引自西方的大学高校体系，这些高校不但统领着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方向，甚至成为地方政府乃至中央的政策制定依据。 一、以清华北大为首的大部分高校是文化投降派
关于大学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的问题，我已思考了多年，其结论可能有点让很多人不舒服。
我的判断是，以大学为主体的学术体系，不仅是100年前中国传统文化崩溃的直接推手，也是眼下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最大障碍。北大、清华是中国大学的两大领袖和中流砥柱，在100年前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崩溃上，以及眼下阻碍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上，也理所当然发挥着领袖和中流砥柱的作用。
因此，要真的实现文化自信，要真的实现民族的复兴，就非要彻底检讨中国以大学为主体的学术体系不可，并在这种检讨的基础上，非要做一个彻底的改造不可。作为中国大学之领袖的北大、清华，也是检讨中国大学时需要抓住的牛鼻子。 满清皇家园林是清华校址所在，依托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建设 链接：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建清华大学真相
本来这样刺激人的话题，我是想过一段时间再说。但最近清华校友联名恶性驱逐胡姓教授的事件，以及高姓券商经济学家说当年的中越战争是中国给美国的投名状，让我有点小愤怒，不吐不快，就提前说了吧。高是北大校友。
这两次事件的实质是，在中美对抗正酣的当下，一部分清华北大的校友们，在内心深处却走向了投降派，明目张胆和忠心耿耿地主张和维护『霸主-附庸』式的中美关系。
胡教授引起清华校友群愤的原因是，他发了一份报告，说中国的综合国力超过美国了。在那份在网上广为传播的清华校友联名书中写到，（胡的报告）『远引无数外国戒心』，意思美国发动贸易战等一些列敌对中国的行为，就是因胡教授说中国国力超过美国了。这里转引一句网友的评论：『胡教授说中国超过了美国，伤害了不少清华人的感情』。
高经济学家在演讲中直接将美国比喻成梁山，将中国比喻成小弟，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小弟向美国梁山投靠。小弟要投靠梁山，需要先在山下杀一个人做投名状。于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就搞了中越战争，这是中国交给美国的投名状。当时苏联在支持越南。
清华北大能够『培养』出如此的校友，根源在中国大学这一教育和学术体制的固有缺陷。作为中国大学体制中的两大领袖，中国大学体制的固有缺陷在清华北大身上更为严重。 流源于基督教制服的北大学士服
什么缺陷？国耻的缺陷！中国大学自降生以来，就携带着国耻基因、国耻病毒。而作为在慈禧时期孕育，并被慈禧和美国人钦点的两所大学——北大被慈禧钦点，清华被美国人钦点，北大和清华身上的国耻基因也更为纯正，国耻病毒也更具活性。清华校友驱逐说中国国力超美国的教授，北大校友称越南自卫反击战是对美国的投名状，都是国耻基因、国耻病毒发作的结果。国耻病毒的发作即为国耻病，国耻症。
由于中国大学系统是天然的国耻基因和国耻病毒携带着，进入这一系统的人也很容易被感染，成为一名国耻病毒携带者，一名潜在的国耻症病人。由于清华北大的国耻基因更纯正，国耻病毒的活性更高，进入清华北大，也就意味着感染国耻病毒的几率更大，犯国耻病的可能更高，病情更严重。那些要驱逐胡鞍钢的清华校友，以及类高善文的北大校友，都是严重的国耻症患者。
要明白大学是怎么回事，明白北大清华是怎么回事，应该先明白大学的历史，包括中国大学的历史，以及西欧大学的历史。查查它们的帐，揭揭它们的老底。
首先看中国大学的历史。
中国大规模引入西方的学习制度，其实大学只能算第二次，第一次是佛教的寺庙。
第一座寺庙是洛阳白马寺，初创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但是，与大学不同的是，中国引入寺庙，是完全主动和自愿的。当时的印度并没有侵略中国，也没有向我们推销佛教，是中国人自己对佛教感兴趣。不仅引入了寺庙制度，而且也有很多中国人也不畏旅程的遥远和艰难，自发地前往印度取经，很多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也是【西游记】的历史背景，唐僧师徒实际上是中国第一代留学生，唐僧的原型玄奘，也是中国真正的第一代『海龟』。
但是中国引入大学却不同，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为丧权辱国、亡国灭种的形势所迫，那时中国的国耻时代。大学正是这种历史形势的产物，是国耻时代的产物，这种形势和时代使得大学自身也携带了国耻的基因，尤以北大清华为甚。
其实，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接受西学，引入大学之前，中国已经历经一波和平式的、自愿式的学习和引入西欧的学术、技术，那是在两三个世纪以前的明末清初。当时西欧基督教分化为两派，天主教和新教。天主教是传统势力，而新教则是新兴派。在咄咄逼人的新教改革的压力下，天主教为挽回实力，成立了一个叫『耶稣会』的组织，强化信仰，并负责向西欧之外的区域传教，包括中国。 耶稣会主要人物照
1550年，即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抵达中国，至1723年雍正帝下诏驱逐传教士，第一波西学东渐持续了170多年。其间一大批传教士来华传教和生活，在推广基督教的同时，也把西方的技术和政治理念带到了中国。其中最著名的有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利玛窦为方便传教，深入地学习了中国文化，造诣不输当时一流的儒家学者。而汤若望更是打入了清廷，从钦天监一路升至一品高官，甚至被称国师。而且自汤若望以后，直到清道光年间，钦天监均由西方传教士担当。
尽管这些传教士在当时在中国混的很成功，但是，就整个基督教传教事业而言，却是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在雍正的一纸禁令，那是很晚的事情了，而在基督教自身：在强大的中国文化面前，毫无竞争力，绝大多深中国人并不感冒。历经170多年的发展，依然处于中国社会的最边缘。
值得一提的是，对这段历史，当下国人并不太了解，因此形成了清朝政府一直『闭关锁国』的错误认知。殊不知，在前半段，清朝政府对西欧文化是开放的，拥抱的。长期任用遥远的域外人在朝廷做官，甚至高官，如此做法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属罕见。在开放程度上，更是让现代国家难以望其项背。试问，现代哪个国家允许外国人在自己的政府担任高官？！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来华，仅仅距离雍正驱逐传教不过70年。乾隆拒斥英使，指其所献物品为『奇技淫巧』，被当下认为是清朝愚昧封闭的代表事件。事实上，西欧的很多技术和物品早已传入中国，并在宫廷中陈列，而且的确比马戛尔尼所带的还要好。170多年的对西欧文化的学习，也足以使得当时每个中国人对西欧文明进行判断。不是乾隆斥责英国人错了，而是现代的认为乾隆的斥责错了错了。
这段历史也证明，在和平的环境下，以自愿自主的原则，中国是不可能对西欧文化感兴趣的，中国人不可能象曾经对佛教的态度对待西欧文化。中国人之所以最终接纳了西学，甚至要全盘西化，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人拿枪顶住脑袋的结果，充满了无奈和耻辱。这就是鸦片战争以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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