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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你若去查百度，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的学问。』 这说法是错的。百度本来就多有错误，这只是其中之一。 其实，汉学有内外两义。 指中国内部学问时，是跟宋学相对的，指汉朝时形成的学问类型，以知识考证为主，故和宋明理学直指心性之学问型态不同。 外，指洋人。清朝时，汉学宋学争衡不断，而洋人也开始来学习中国文化、研究中国了。例如康熙年间就开始有俄罗斯驻华东正教团驻华研习，1814年法国法兰西学院也设立了教中国学问的教授席位。这类人，当时称为汉学家。 中国历朝以汉唐最为煊赫，因此海外称中国和中国人，常用华、汉或唐来标目，人称唐人汉人、区称唐人街或华埠。研究中国的学问被称为汉学，情况亦如此。当时清朝汉学考据盛行，法国日本研究中国学问的学者也以考据为主，故亦以汉学家自许。 但名学三规律：一、万事万物皆当立名，才便于指认。二、凡立一名，必会生疑情、起争端。因为『名』和『实』之间是否完全密合、绝对恰当，每个人意见不一致。三、名实相贸，名义会变迁，也会辗转孳生。 汉学一词当然也不例外。美国的学者嫌汉学(Sinology)以汉为名显得老气了，要精熟古代文献和语言也太麻烦了，故另立中国学(China Studies)之名，只以近代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 我国张其昀、饶宗颐等学者则认为西方所谓Sinology，应为华学，而非汉学。是以整个中华民族为内容的，不像『汉学』常把西藏『藏学』划在汉学之外。 这样的争论，到二十世纪下半叶逐渐发生变化。 张其昀创办的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于1968年召开第一届国际华学会议，论文凡一百七十五篇，参加学者二百十二人，来自世界二十个国家和地区。事实上就已经把所有海外汉学家、中国学家，和国内研究中国学问的学者融为一冶了(后来此会连办多届，饶宗颐先生在香港也不断推动这个概念及活动)。 现实之发展，遂远比某些僵化的学者脑子更灵活。台湾随后便在1970年成立「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1976年扩大更名为「汉学研究中心」，与中央图书馆的业务并行。 这个中心，进一步脱离了早期『西方人研究中国才叫汉学』这个概念。协调全世界所有研究中国的人与机构，合作、交流，并提供学术性之服务，如调查收集汉学资料;提供参考研究服务;报导汉学研究动态;编印各种书目索引;推动专题研究计划;出版汉学研究论著;协助学人来华研究;举办各项学术活动等等。 四十五年来，这中心声誉卓著，成果斐然。完全涵盖了西方传统的汉学与在中国的国学。 我早期学术生涯便与这个中心关系密切。替他们出点主意、审理稿件、用其场地办学术沙龙，还有自己的研究小间，在他们刊物上写稿。所以我对整个汉学领域由海外回归，实有入乎其内的深刻体会。 在此基础上，1991年我自己也创办了〖当代中国学〗期刊，由学生书局出版。我也是该书局总编，当时这书局也是台湾与世界汉学界的重要窗口，所需研究资料和书刊，辄由我们建议并采买。 换言之，无论汉学还是中国学，都早已不是『西方人研究中国』的学问，而是指全世界对中国的研究了。中国人不但不应排除在外，更要成为中心主力。 九十年代以后大陆汉学的发展，继续走这个路子。 学者曾归纳近30年来，大陆上关于海外汉学/中国学的名称论争，大抵有三个论题：一是汉学与中国学不同称谓的历史溯源;二是不同名称观点的交锋;三是对于辨名论争现象的分析。争来争去，渐渐大家都觉得：『走向新汉学"才是解决上述争议的出路(详见2014年〖武汉理工大学学报〗李松、姚纯〖走向新汉学〗)。 A.B.罗曼诺夫与张冰针对人民大学举办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而写的〖崛起中国的『新汉学』〗也提到：扩大与深化中国在国际汉学发展中的参与，已成为大会的核心问题。故2007年该校首届世界汉学大会主题为"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2009年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的主题是"汉学与跨文化交流"。第三届是"汉学与当今世界"。 但我觉得第五届更有意思。 该届汉学大会有一分组在人大国学馆举行,主题为〖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这是1935年由汉学家鲍润生神父在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支持下创刊的学术刊物。中文名称是陈垣取的,在北平以德法英文出版。⏤⏤外国人用外文研究中国，陈垣将之统称为华裔，真得〖春秋〗以文化定族属之义，也是『华学』之先声。 1998年北京大学的汉学研究国际会议，也是如此。中国及台、港、澳地区和外国学者共同参会，且由该校『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 国家汉办的孔子学院总部，近年也仿台湾汉学中心，设立『新汉学计划』。资助外籍优秀学生和青年学者来攻读汉语和人文社会学科博士学位、进行课题研究或短期研修。 整体形势如此，〖文艺评论〗官网上唐红丽〖超越旧汉学，催生新汉学〗之类文章当然也就很多。但其实不待催生，已经如此运作四五十年啦! 这些，还不能只看作是机构、活动、宣传，它是有实际学术内涵的，也改变了我们的史学认知。 例如201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出版了王学典的〖新史学与新汉学〗;2018年三联书店汉学大系丛书也有朱存明的〖新汉学的学术再造〗，都指明了新汉学时代与旧时代的不同学术导向。 姜萌〖从"新史学"到"新汉学"——1901—1929年中国史学发展史稿〗更是重构近代学术史。认为1901-1929年间中国史学形态主要有三,一是以中国经学为基础之传统史学;二是由梁启超倡导,以史纂为主,与西方接轨之"新史学";三是以"科学"观念为指导,以史料的整理考据为主,与乾嘉汉学和西方汉学关系密切之"新汉学"。 其中，传统史学逐渐衰落,最终消亡;第二路，"新史学"趋于低迷,直到二十年代末依托社会经济史学才得以再度发展;第三种，"新汉学"则垄断了最主要的学术机构和资源,成为民国历史学的主流。 这就把新汉学一举上推到三十年代，成为近年史学之正宗主流了。 陈峰〖傅斯年、史语所与现代中国史学潮流的离合〗也是这种思路。认为20世纪上半期是西方史学从兰克式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夕,中国史学也正面临着"新史学"与"新汉学"的消长。"新史学"以社会史、民众史为主体,以社会科学为辅助方法,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潮、唯物史观派史学以及后来的会通史学都是这一范式的代表;植根乾嘉、外接西学的"新汉学"则重客观实证,以史料为中心,以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为主体。 这种观察，对不对，可再讨论。但显然都是谈中国内部史学之流变，而非西方人研究中国之是非。 吕进〖新汉学时代与中国新诗〗更推衍新汉学之说，认为：从传统汉学到新汉学的转型，已具体体现于中国新诗在国外的情况，尤其在韩国和日本的研究情况以及中国现代诗学当下的前沿领域更是突出。 这是汉学发展的新趋势与大趋势，未来当然会在衍生出更多新汉学论述，国人不容不知。 2016年我在汉中和北京设立世界汉学研究中心，次年又与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举办『世界汉文化大会：产学联动推广汉文化』，则是另一种开拓和发展，要让学界以外的社会力量参与到这个新情势中去。 这个二十一世纪汉学发展新途径、新型态，更应是国人所当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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