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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疫情的到来和全球恶化，有一种观点逐渐兴起，认为疫情将中断全球化，甚至出现所谓的『逆全球化』。 这种观点的早期版本实质上主要针对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商务部长，他说疫情将有助于制造业回流美国，那时疫情的中心尚在中国。随着疫情的全球化扩散，欧美国家沮丧地发现，主要的抗疫物资严重依赖中国，包括口罩、防护衣，到医药医疗器材。于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纷纷要求和鼓励将相关的制造工厂搬回本土。 疫情之下，关闭边境成为世界之常态，给人的直观感觉是，世界已经由开放重回封闭。然后就有人开始鼓噪全球化终止、逆全球化的观点。 事实上，这些观点都是臆断，更准确地说，是一厢情愿。典型的如美国、印度之流，他们眼红、眼馋，甚至嫉妒中国在全球占有绝对优势的制造业，然后世界一有风吹草动，就希望和幻想能够打击中国的制造业。 这些谬论之所以会出现和流行，根源于现代学术，尤其是经济学此前对全球产业格局的错误解释。事实上，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现代学术，是没有能力解释这一现象的。 此前，对美国将生产制造功能转移到中国，给出的解释是经济学的，认为完全是市场因素。同时这个过程，就是中国制造业迅速崛起和美国产业空心化的过程。 这种观点认为，生产制造属于低端产业，利润低，因此美国的去制造业化实际上淘汰低端产业，而集中发展和控制高端产业，譬如制造飞机、发展芯片软件，使自己处在产业链的高端，获取更多的利润份额。中国则因为，劳动力工资低，又没钱没技术，只能被迫发展低端产业，获取很低的利润。 基于这种观点，此前大家一度一致认为，通过发展全球化的产业链，或者让产业链在全球重组，美国是最大的收益者，而中国收益最小，甚至还吃亏了。美国占据产业链的高端，拿走了大部分利润，而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卖苦力的打工者。 这种观点显然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所有的美国人都象高端产业的老板一样富有。美国将生产制造转移出去，然后进行全球采购，这样的决策实际上是由高端产业中的企业老板决定的，也是对他们最有利，降低他们的成本。因为美国人都是象高端产业的老板们一样富有，都觉得做制造业赚钱太少，于是只有让贫穷的、工资低的中国人做。 事实上，高端产业的老板，如比尔盖茨，占美国总人口的0.01都不到，占据人口最大多数的，是中低收入人群，而且穷的离谱。据调查，现在60%左右的美国人，存款低于500美元。也就是说，美国的高端人口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少的，绝大数人属于低端人口。 制造业对比尔盖茨一样的高端人口，固然利润低，是低端，但是，对于那些60%的存款不满500美元的低端人口来说，依然是高端。为什么美国的穷人，不去积极地去承接这些制造业，而拱手让给太平洋对岸的中国人？ 事实上，美国内部也存在着一个规模庞大的低收入的第三世界，包括贫民窟和甚至众多的无家可归者。如果单纯地是经济因素、市场因素，美国的制造业应该首先转移到其内部的第三世界那里，转移到贫民窟那里，转移到流浪汉群体那里。然而没有。 同时，就世界范围内来说，第三世界也不独有中国，各大洲到处都有，中南美洲有，非洲也，亚洲也有。为何独独中国成为制造业最大转移目的地，而且中国还是西方极度反感的『社会主义』。 按理说，印度的条件与中国相当，甚至更好。账面上，印度在人口规模和工资上优势与中国相当，但是，他们是民主制度，而且被英国统治了200年，即被西方文化熏陶了200年，甚至官方语言都是英语。但是，世界上其他第三世界，与美国内部的第三世界一样，都没有积极承接美国所转移出去的制造业，也当然没有发展出可与中国等量齐观的制造业。 所以，问题的实质是，同样是低收入的第三世界，包括美国内部的第三世界，为何会唯有中国承接和发展制造业的意愿和能力最强？ 其中的原因就不是什么经济因素、市场因素了！而是文化因素，更准确地说，在精神特质、人格特质。中国的基层民众，主要是农民，天然地、根深蒂固地拥有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拥有的独立人格和独立的思维模式。由于这种独立精神、独立人格、独立思维，在生产活动上，中国农民具备一种天然的独立自主地经营的意愿和能力。 历史以来，中国的农民都是独立自主的经营主体，都是老板。 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这种独立精神的体现。『坑灰未冷山东乱，原来刘项不读书』，刘邦、项羽，陈胜、吴广都是不读书的，他们的独立精神都是来自社会风气，来自固有传统。 中国历史上之所以会发生周期性的农民起义，根源就是农民独立自主的生产经营活动无法维系，都是在捍卫之。 在学术上，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倡导和维护心性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立。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求放心』就是不让心被外物牵制，保持独立。心的独立就是思考的独立。 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其实就是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精神。在西方，企业家精神是稀缺的，仅仅作为社会精英的企业家所拥有。但是，企业家精神在中国却在基层民众中普遍存在，历史悠久、根深蒂固。 只是，历史上的中国讲『义利之辩』，以义为本，以利为末，以求义为高尚，以逐利为羞耻。历史的中国是以道义、道德为中心，而非以利益、经济为中心，所以，尽管拥有独立自主的经营精神，但是并非发展出资本主义、工业主义。 改革开放所做的事，仅仅是消除农民对追求利益的羞耻感，建立对发财致富的荣誉感，这样，中国以农民为核心的普通民众，便把独立自主的精神充分发挥到发展经济上来。 这种独立自主的经营精神，使得中国的农民天生是老板，更愿意去做老板，而不愿被雇佣，而受制于人。 因此，中国的农民更愿意发现可以独立经营的机会，做一个老板，哪怕这个老板很小，很辛苦。 因此，中国人表现的很勤劳、能吃苦。现在很多人把勤劳、吃苦当成了中国人的特质，这是错误的。中国人吃苦耐劳的根源在独立自主，为了独立自主，愿意去吃苦耐劳。所谓的『不吃馒头争口气』。 相形之下，中国之外的第三世界的人民，包括美国内部的第三世界，都显得很懒惰，不能吃苦，根源在于他们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依附性比较强。当然也缺乏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 这种强烈的独立自主的精神，使得中国形成独特的行业形态，在零售业和制造业上表现的非常明显。 中国零售业的主要业态是集市，后来发展成为小商品城。小商品城市由千百万的密密麻麻的小摊位组成，每一个摊位都是由一个小老板所独立经营。而美国零售的主要业态则是沃尔玛式的大超市。大超市也有很多员工，但他们都是打工的。 网上零售也是实体零售的翻版。中国最大的网购平台是淘宝-天猫，不过是把小商品城搬到网上。而美国最大的网购平台则是亚马逊，是把沃尔玛搬到网上。 在制造业上，中国的独特性在于无线肢解生产链，把本来在一个大企业中存在的生产链，无限肢解，然后分裂成诸多小企业、小作坊。这些小企业、小作坊可能仅仅生产其中的一个很简单的零件，为大企业供货。这样一个大企业就分裂成一个产业集群。 其具体的过程是这样的。一个没资金没技术的农民到一家工厂打工，随着对业务的熟悉他会发现，自己可以将某个环节，每个配件单独加工。于是他就自己办一个小厂，甚至小作坊，独立生产配件，为这家工厂供货，同时也为其他工厂供货。这位工人就成为老板，成为原厂的供货商。 随着这个过程推进和积累，中国在制造业上就形成分工和协作非常细密和精微的产业集群，最后形成整个制造业的非常发达的生态环境。任何服务、任何配件都是相关企业、人员来提供。这才是中国制造业的巨大优势所在，最终大大降低中国的综合制造成本。 总之，中国制造业核心优势在由精密、细微的分工做形成的生态环境，而支撑这一生态环境的则是中国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独立自主精神，即独特的中国文化。 是这种独立精神，是独特的中国文化，决定了中国的制造业模式，乃至整体的中国经济模式。是精神、文化决定经济，而非相反。 明白了这一层，就可以知道，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是非常稳定的，除非全球的文化格局发生变化，即其他第三世界的人民学会了中国式的独立精神，否则，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将继续保持，以中国为制造中心的全球产业格局将继续存在。 全球疫情当然会引发深刻的反思，但是，全球的文化格局不会因此发生迅速的改变。因此，疫情无法撼动中国制造业的优势。 实际上，中国是欢迎其他国家学习中国文化的，这就是传统上说的『用夏变夷』。如果全世界都中国化，那么就会全球『大同』、全球『太平』。这是中国人乐于见到的。中国传统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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