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意識形態的建構、解構、重建與解讀(3)

  來源: 中國漢學網

(三)意識形態的重建  


　　意識形態的重建過程是翻譯目的的實現過程，意識形態從此獲得新生。翻譯就是有目的地選擇語言資源，對整個語篇進行重寫，重建一個適用於目的語文化的語篇。毫無疑問，原作語篇被譯者解構得支離破碎，要是符合目的語的意識形態要求，就有可能保留下來；不符合就會擺脫原作意識形態的約束，這樣就使得改寫成為必然。在此期間，譯者要依靠一定的意識形態將兩種文化的碎片整理出來，要改變原有的詞序、話語順序、邏輯結構等，為形成一個嶄新的語篇做好準備。由於譯者屬於某個社會階層，所以這種意識形態的重建可能反映出某種意識形態傾向，與作者的意識形態再次發生碰撞。譯者要將這兩種格格不入的意識形態融為一體，需要對原作意識形態進行本土化改造，其手法或者是顯性的，或者是隱性的。  
　　翻譯過程是譯者與作者之間意識形態的對話，語篇翻譯的條件就是在譯者與作者達到某種『理解』的基礎上對原文進行二次『寫作』或『創作』。這種『理解』的基礎是，兩者在人生觀、價值觀、藝術觀、創作風格，甚至在天賦、人生體驗和情感世界上的共同點；共同點越多越容易溝通。只有具備了與原作者這些相似條件，譯者才會選擇某個原作者的作品，也容易表達出類似的情感；譯者在理解過程中才能夠站在整個語篇的高度準確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創作動機、寫作風格、言外之意等等。此時，譯者既要考慮原文和譯文兩種語言體系的差異，也考慮語言體系之外的各種制約因素，包括『情景語境』和『文化語境』。Neubert & Shrevet認為，在動手翻譯之前，譯者的腦子裏首先有一個『虛構的譯本』，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對語言的選擇受控於譯者腦子裏的「虛構譯本」；目的語中的資源為虛構譯本轉變為真實譯本提供了材料』。在實際翻譯中，譯者勢必會進入一種類似創作的狀態，充分發揮使用母語『寫作』的才能，對原作進行『二次寫作』。譯者的寫作以準確再現原文語篇交際價值和轉換整體藝術效果為最高使命，絕不會拘泥於原文個別字詞之間，甚至會脫離原文的形式。而譯者的寫作最終為原作語篇交際價值和整體藝術效果在譯語文化中的重現增添新的藝術魅力。從這個意義上講，翻譯中譯者的『寫作』頗具合理性和必要性。  
　　語篇翻譯把翻譯對等的概念建立在語篇和交際層面上，並非詞、句層面上的表層結構轉換，所以翻譯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原作文本，譯者可以無所顧忌地進行改寫，而在此過程中文化是突出或掩蓋意識形態最為有效的方式。英國翻譯家D.Hawkes為喜愛小說的真正讀者而『寫作』【紅樓夢】的做法，也證明了語篇翻譯有目的地選擇語言資源對整個語篇進行『重寫』的合理性。Hawkes所譯【紅樓夢】(A Story of the Stone)一經企鵝出版公司出版，頓時成為經典譯著。譯界稱道Hawkes運用譯語的高超及其文體價值的傳譯手段，普遍認為該譯本達到了文學翻譯的最高境界――『化』，在很大程度上能使人獲得接近閱讀原著的享受。  

　　  
　　(四)意識形態的解讀  


　　任何翻譯作品，只有迎合了讀者趣味才算是成功的，因為讀者才是譯作的最終檢驗者。然而，讀者對譯作的欣賞以及對作者和譯者意識形態的解讀方式是誰也想像不到的。相比而言，作者與譯者、譯者與讀者更容易溝通，因為他們之間有種特殊的親近感，這也是意識形態的功效使然。如果譯者選擇了原作、讀者接受了譯作，那就說明：讀者與譯者以及作者的意識形態達到某種程度的共鳴；譯作不僅促進了作品與讀者之間的文化交流，同時賦予原作一種新的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講，原作不僅產生了效果，而且獲得了第二生命。  
　　任何譯作的出現都要經歷兩次『叛逆』：譯者對原作的解讀及其翻譯是第一次『叛逆』，而讀者閱讀譯作又經歷了一次『叛逆』。原作經過這種『創造性叛逆』獲得了『第二生命』，擴大了其被閱讀與接受的範圍。在傳統的翻譯研究中，『譯者』被貶低為『叛徒』而得不到人們的重視。但是在文學翻譯中，『創造性叛逆』一語卻是對譯者的一句贊語，是對譯作的文學價值的一種肯定。  
　　在整個翻譯過程中，譯者不僅是原作的讀者，而且又是原作生命的延續者――譯作的作者，他通過自己對原作的理解，對原作進行再創造。他不僅是文化傳播中的接受者，同時也是輸出者，他的作用遠遠超出了一般的讀者。所以，有人把翻譯看作譯者的『誕生』與原作者的『消亡』，從而突出了譯者在翻譯這種文化傳播中的地位。譯者在選擇需要翻譯的作品時，除了受時代背景、讀者的需要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外，還與自己的喜愛及藝術風格等的借鑑有關。這就是譯者對原作的一種『選擇性共鳴』。這種『共鳴』為讀者提供了研究這些作家的思想乃至所受影響的種種可能，也為目的語輸入了新的思想、新的內容、新的文體、新的語彙等等。  

　　  
　　五　結束語  

　　  
　　綜上所述，翻譯研究與翻譯實踐都不能單純地研究譯文，還要研究文本以外的東西，與翻譯有關的原文和譯文的語境以及作者、譯者、讀者的意識形態活動都應該是研究的對象。尤其是我們要通過語言現象，透視這些人在與語言接觸的過程中其意識形態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因為意識形態以各種隱蔽的方式影響着作者的寫作、譯者的翻譯和讀者對文本的解讀。  
　　翻譯是譯者在具有不同規則的符號系統之間進行信息傳遞的文化活動，體現了作者、譯者、讀者之間的三元關係。其過程是：作者←原著←譯者→譯著→讀者。可以看出翻譯是一種從譯者到作者又到讀者的活動。原作者是信息的發出者，譯文讀者是信息的接收者，而譯者則是以譯文為載體向讀者傳達信息的傳遞者，譯者是主體。譯者既要忠實於原作者又要服務於譯文讀者，所以有人說譯者是『一仆二主』。這樣的翻譯，自然不是單純技術性的語言外型的變異，而是要求譯者通過原作語言外型，深刻地體會了原作者藝術創造的過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體驗中找到最適合的印證，然後運用適合於原作風格的目的語語言模式，把原作的內容與形式準確無誤地再現出來。這樣的翻譯過程，是把譯者和原作者合而為一，好像原作者用另一國文字寫自己的作品。這樣的翻譯既需要譯者發揮創造性，而又要完全忠實於原作的意圖。在充分理解了原作之後，譯者下面所面臨的任務就是要把原作品用譯語表達出來。這是一個再創作的過程，譯者要把得之於心的形象用譯語重新再現出來。在這一過程中譯者要把譯文讀者這一因素考慮進去，在進行判斷和作決定的思維活動中，要把讀者放到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上。  
　　翻譯是戴着腳鐐手銬跳舞的尷尬角色，由於意識形態的引入和語篇翻譯法使得翻譯得到了解放。這樣一來，使得譯者加深了對原作的理解和更好地把握對譯作的處理，也使讀者更加理解譯者的被動處境。由於種種主觀和客觀因素，譯者對原作的理解不可能與作者寫作時的意向完全吻合；同時由於語言不同，譯者的表達方法也不可能與作者的表達方法毫無出入。即使語言相同，但同一原文在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譯者手裏，譯文差別會很大。譯作不是一面鏡子，也不是原作的複製品，不可能把原作所反映的內涵和外延一板一眼地反射過來。翻譯如果能夠使讀者的感受與作者寫作時的感受達到近似或酷似的程度，就可視為成功之作了。 (作者：徐國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