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為而治成就了中華五大盛世

華軍 · 發表於 2010-8-26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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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來源：[] 瀏覽：[7] 2010-08-26

道家『無為而治』思想作為一種治國之術，對後世安邦治國影響很大。如田齊的黃老之學和漢初的黃老政治都是官學、顯學，用來治理國家，並成就了齊國霸業和文景盛世。唐初把道教定國教，推行垂拱而治，出現了『貞觀之治』。明初力推『休養生息』政策，出現了『仁宣之治』。清初推行輕稅減賦政策，成就了『康乾盛事』。由此，可見，中國歷史上的五大太平盛世，都直接或間接在道家理論指導下取得的。

一、田齊道法結合的稷下黃老之學

 西元前481年田和發動政變，殺死齊簡公，立簡公之弟驁為齊平公，自任齊相。繼而先後驅逐了世襲貴族監氏、國氏、高氏，由獨擅齊政而奪取姜氏齊國政權，位列諸侯，史稱田齊代姜齊。田和稱王的第二年就死了，其子田齊桓公也無明顯政績，其孫齊威王立志改革，齊國再次稱霸。齊威王說：『不飛則已，一飛沖天。』齊宣王稱：『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他們以欲一統中國的氣魄，再造姜齊桓公之霸業，終於成為戰國七雄之首，並一度被尊為東帝。

1、田齊推行黃老之學

田齊替代姜齊立國時，引起了普遍不滿，齊王則用小斗進大斗出、授田、減稅等措施收買民心。在政治上，田齊統治者大力提倡黃老之學，除了尊祖之外，主要原因是為了尋找代替姜齊的政治藉口。田氏代姜齊後，為了擺脫篡逆的指責，他們抬出了自己的祖先黃帝（田齊的祖先是黃帝、大舜、陳國國君、陳完；姜齊的祖先是炎帝、伯夷、四岳、姜太公），想借黃帝戰勝炎帝的歷史，為自己正名。田齊尊崇老子，因為田齊與老子是同鄉，都來源於陳國。【史記】說：『苦縣屬陳國』。齊國從姜太公立國起就有重『道術』的傳統；田齊統治者將祖先、同鄉與齊國本土的『道』加以整合，推行一種講究通權達變的新道家理論——黃老之學（熊鐵基，2001）。

關於黃老一詞的來源，有學者認為，齊威王政治上大力推行『高祖黃帝』、『尊黃用老』政策，於學者們遂將黃老聯稱，共尊為道家學派的創始人，這可能是黃老之學最早的來源。

2、稷下學宮及其稷下黃老之學

從齊桓公開始，在國都臨淄的稷下置學宮，招聚天下賢士。【史論·亡國篇】：『齊桓公立稷下之宮，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孟軻之徒皆游於齊。』齊桓公用『高門大屋』等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齊威王即位後立志改革，稱霸諸侯，一方面鼓吹『高祖黃帝』為纂權正名，一方面任用稷下學士鄒忌、淳于髡等人改革政治，稷下學宮盛況空前。到齊宣王時稷下學宮規模最大，達『千有餘人』。【史記】記載：『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接子、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稷學士復盛。』

稷下學宮人才濟濟，是戰國時百家爭鳴文化的中心，也是東方學術文化的中心。由于田齊政權的大力倡導，黃老之學成為稷下學宮的主流學派。齊宣王授予的76位上大夫中，黃老學者也佔了大多數，如接子、環淵等。但田齊統治者對非官學的其它各派並不排擠打擊，而是兼容並包，都受到禮遇。學者們可以自由講學、着書立說和隨意議論政事。稷下黃老之學按郭沫若的意見，又分為三派：一派是宋鈃、尹文；一派是田駢、慎到，提出了『以道變法』，比較接近法家；一派是環淵。據說【老子】一書是環淵整理出來的，這一派較多的保留了老子的虛靜無為思想(郭沫若，1954)。

稷下黃老之學雖屬道家思想，但它與老子、莊子的注重修身養性、迴避政治的思想不同，主張『君人南面之術』，主要是講政治，講執政之道的。其主要思想有『因循天道』、『君道無為』、『君無為而臣有為』、『因道生法』、『因道變法』、『執法平等』等。稷下黃老之學其主要著作是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黃帝四經】和【管子】一書中的【白心】、【內業】、【心術】上下四篇以及【慎子】、【田子】、【蜎子】等。

3、齊威王用鄒忌改革

作為最具有齊國特色的政治理論，稷下黃老之學對田齊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田齊立國初期，就採用授予農民定量土地的授田制度，實行了戶籍制，推廣鐵器，減免賦稅，『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等治國措施，這與官方推行的黃老之術也基本上吻合。齊威王時任用鄒忌為相，改革政治，採納『謹修法而督奸吏，減吏省員，使無擾民』等建議，使齊國迅速出現了大治局面。司馬遷說：『群臣聳懼，莫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強於天下。』（【史記】）

齊威王改革後，齊國日遂強大，在桂陵、馬陵兩役中重創當時的霸主魏國，遂成戰國七雄之首。齊國歷經威王、宣王、愍王三代，保持了近百年強盛。齊國日強，諸侯恐懼，樂毅合縱連橫，遊說六國，率六國聯軍伐齊，齊丟掉了50多座城池，僅剩下2座城池一直死守，齊國從此衰落。齊國是戰國後期第一個具備了強大的政治、經濟實力，並致力於一統中國的強國（白奚，1998）。

4、稷下黃老之學與田齊稱霸的關係

近年來，研究稷下黃老之學的人多了起來，但研究先秦歷史最大的問題是缺少直接的歷史記錄，【史記】、【資治通鑑】等也是後人補敘的，不全也不直接，道家、儒家、法家等分類也是西漢才由司馬談首次提出，早期不可能有道家及其治國成效的歷史記錄。

但依據【史記】、【資治通鑑】以及道家、儒家的有關記錄，我們完全可以斷定，稷下黃老之學推動了田齊崛起，其理由有六：①田齊政治上推行『尊黃重老』的黃老之學，不僅有眾多記載，而且山東等地出土的陶磁器上也有『高祖黃帝』的字句；②田齊推行的經濟政策，減免賦稅、因其俗、簡其禮、自由工商、便魚鹽之利等，帶有明顯自由放任的特點，符合黃老之學特徵，再說經濟從屬於政治，不可能另搞一套（白奚，1998）；③齊威王用鄒忌的改革，其目標是吏治，督奸吏、減吏省員、無擾民、無掠民等，也正是黃老道家倡導的；④稷下學宮及其主流的稷下黃老學派，實際上是齊國參政議政的一個參謀班子，齊威王的改革，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在黃老學派的指導下進行的。當時的田駢與宋鈃、尹文、環淵、接子，各進其言，取用所長。其中，田駢善於談辯，尤好爭論。因此，人們才稱他為『天口駢』（熊鐵基，2001）；⑤儒家當時在齊國政治上沒有地位。據記載孟子曾兩次去稷下，兩次都沒有受到重視。孟子第一次去時，齊威王忙於改革稱霸，又崇奉黃老，孟子的仁政未受採納；孟子第二次到稷下時，名聲早已很大，齊宣王當時立志統一中國的大業，與孟子談了幾次，孟子口不離仁政，孟子政見未被採納。⑥西漢黃老政治成效突出，但郭沫若卻說黃老之術昌盛于田齊，那是否意味着田齊黃老之術的還要高於西漢。郭沫若說：『黃老之術。……事實上是培植於齊、發育於齊，而昌盛於齊的』(郭沫若，1954)。

二、西漢黃老政治與文景盛世

與田齊稷下黃老之學不同的是，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是西漢人，而且司馬遷也是個黃老政治崇拜者，對黃老政治及其創造的業績，也給予了高度評價。西漢太史公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一文中，首次把先秦諸子概括為道德、儒、墨、名、法、陰陽六家。因此，西漢應用黃老政治治國，就有了明確道家理論指導，並且有詳細歷史記錄。

1、黃老政治來源及其內容

黃老政治中的黃是指黃帝。黃帝不僅武功烜赫，文治也成就卓著，是垂拱而治的榜樣。【周易?繫辭下】說：『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黃帝也是法治的典範，因此，黃老政治是道法結合的一種治國術。

漢初黃老政治的內容主要有：一是重農抑商，恢復並發展生產。如提倡以農為本，鼓勵從事農業生產；二是實行抑制政策，禁止商人們衣絲乘車，並加倍徵收他們的賦稅。三是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四是除秦苛法，約法省刑，禁網疏闊，治民尚清靜寬舒，以求百姓安輯。五是廢除關卡和橋樑的過路費，又開放山澤，讓人採掘墾殖，給工商業帶來一個空前的發展機會。六是煮鹽、冶鐵等領域全面開放，甚至在冶銅鑄幣這樣的貨幣發行領域，也都向私人開放。黃老政治實行的結果，使社會生產很快得到恢復和發展，國家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出現了文景盛世，西漢封建統治得到穩定（史傑鵬，2007）。

2、西漢黃老政治的詳細情況

西漢初年統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訓，主張『反秦之弊，與民休息』。劉邦集團大多來自社會下層，對儒家咬文嚼字、繁文縟節不感興趣，惟有清靜無為的黃老之術比較對口味。劉邦採用黃老之術治國，推行『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的輕徭薄賦政策，使漢初經濟得以復甦與發展。劉邦重要謀臣張良、蕭何、曹參、陳平、王陵等，也都愛黃老之術。【史記·陳丞相世家】說：『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史記·曹相國世家】說：『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本或無言字)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孝惠帝在位三年，生性仁厚，因受呂后的肅殺行為的恐嚇，羞愧作為天子，很少理朝政。前少帝在位4年，後少帝在位一直到呂后去逝時，但兩位少帝都沒有親政。

呂后當政內，創自劉邦的休養生息的黃老政治進一步得到推行。她是遵守劉邦臨終前所作的重要人士安排遺囑的，繼續重用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周勃等開國功臣，無為而治，從民之欲，從不勞民。在經濟上，實行輕賦稅。對工商實行自由政策。在呂后統治時期，不論政治，法制，經濟和思想文化各個領域，均全面為『文景之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漢書】說：『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史記·呂太后本紀】說：惠帝呂后時期『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政不出房門』。

漢文帝以代王身份繼承大統，他特別注意信任和依靠前朝重臣，故劉邦時代的功臣周勃、陳平、灌嬰、中屠嘉等人相繼被任命為相。文帝好黃老之學，繼續推行與民休息的政策，主要做法是寬刑薄賦、自由工商。【風俗通·正失】言：『文帝本好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無為』。【史記·禮書】也說：『孝文好道家之學』。漢文帝十分重視農業生產，恢復了春耕前皇帝親耕的制度，多次下詔勸課農桑，常頒佈減省租賦詔令，田租稅十五稅一減至三十稅一，其間還有2年全免，徭役則從一年一月減至每三年一月；又允許百姓入粟拜爵、入粟贖罪。此外，文帝還下詔開放土地和山林資源，任民墾耕，廢除盜鑄錢令，開放金融。廢除連坐法、誹謗妖言罪、肉刑等（陳功鎮，2001）。班固曾高度評價說：『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蓄積歲增，戶口寢息。』（【漢書·刑法志】）

漢景帝在位16年間，繼續推行文帝發展農業生產的政策。他在位時採用竇皇后的黃老治術，實行無為政治，節儉愛民，與民休養生息，田賦三十稅一，人民負擔減輕。把務勸農桑、人口增加、土地開墾與否作為地方官吏考核的標準；設立『力田』官以勸農；實行貴粟政策以提高農產品價格；在『募民徙塞下』、實行屯戍制度後，甚至一度取消了戍卒令。還大力興辦水利事業，以促進農業生產。景帝后因採用晁錯的主張，削奪諸侯王封地，引起七國之亂，太尉周亞夫率軍三個月平定叛亂，自此中央權力鞏固，諸王毫無實力（史傑鵬，2007）。

竇太后是文帝的皇后，她做了23年皇后，16年皇太后，6年太皇太后。在這45年中，她極力推崇黃老之術，文帝和景帝都受到了她的影響。竇太后有個規定，就是自己的兒子和竇家的人只准讀老子的【道德經】，不准讀別的。她的孫子漢武帝即位後，要獨尊儒術，重用董仲舒等儒生，竇太后為此大發雷霆，逼着漢武帝罷免了一些官員，漢武帝第一次獨尊儒術的圖謀就失敗了。司馬遷記載說：『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景帝)及太子(武帝)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史記·外戚世家】)

3、黃老政治的治國成效

漢初黃老政治寬刑簡政、輕徭薄賦、與民生息等政策的實施，使漢初社會經濟迅速得到復甦與發展，糧多的沒地放，銅錢多的沒線穿。司馬遷在【史記·律書】中毫不掩飾地稱讚說：『故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裏，可謂和樂者乎。』【漢書·食貨志】也夸曰：『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

在處理與諸侯王關係問題上，黃老之術的以柔克剛、以靜制動觀念也成為一種非常有效的潤滑劑。漢初諸侯王的勢力十分強大，其中尤以吳、楚、齊為最，其領地幾近『天下之半』。漢初全國人口大約有一千三百萬，而屬於諸侯王國的就有八百五十多萬。這種政治格局，不僅使政府大量的納稅人口被剝奪，國家財政被嚴重侵蝕，而其存在及明顯的獨立傾向也使中央集權時刻面臨着被分裂的威脅。但文景二帝不是急於削藩，而是對諸侯王採取了長期的優容政策，如吳王劉濞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文帝反賜其几杖，允許其不預朝會。漢初以靜制動、以守為攻的策略，吳楚七國之亂不過三個月即被鎮壓，黃老之術起了重要作用（史傑鵬，2007）。

三、垂拱而治與唐初貞觀盛世

垂拱而治是指垂衣拱手，什麼都不做就天下大治。魏徵在【諫太宗十思疏】中說『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垂拱而治比無為而治更加積極生動形象，內涵上也不完全相同，還含有『四兩拔千斤』之意。但垂拱而治的本質與黃老政治是一樣的，都提倡『君無為而臣有為』。唐太宗曾談其治國體會：『夫安人寧國，惟在於君。君無為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

1、尊老子為聖祖

唐朝是我國歷史上自始至終尊老奉道的王朝。唐朝帝王對老子尊稱有加，自稱自己是老子的後裔，尊老子為聖祖，確定了道教為國教，並詔示天下，以抬高唐宗室的地位。唐高祖之後的幾代皇帝如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等都尊道抑制其它教派的發展（汪錢，1981）。

高祖李淵尊老子為始祖。唐高祖武德年間，不僅為老子立廟，還規定三教次序以道為先。

第二代皇帝太宗李世民極力推崇老子，他說過『老子為帝室先系』，下詔擴建鹿邑老子生地故裏太上老君廟。

第三代高宗李治在歷史上對老子最為崇拜的，命王公百官及舉子皆習【老子】。他曾親臨鹿邑縣太清官拜謁老子，封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封老子之母為『先天太后』，封老子之父為『先天太皇』，並下詔書改鹿邑縣為真源縣，寓意鹿邑為真理的發源地。

武則天稱帝後並不遜色，於載初元年下詔改真源縣為仙源縣，意為老子是得道成仙之人，而老子生地則為仙之源，以表明武氏比別的朝代更捍衛老子及思想的至尊地位。

唐玄宗是唐朝第九位皇帝，他在位四十五年，對老子及道教的尊崇達到了頂峯。唐玄宗說老子是『萬教之祖，號曰玄元，東訓尼父，西化金仙』，把老子列在孔子和釋迦牟尼之上，道教在儒、佛之上。玄宗不僅每晚對老子頂禮膜拜，還三次給老子封爵加號，撥款增修鹿邑老子生地廟宇。又下詔全國增建老子廟，並命各地鑄老子像（嚴耀中，1991）。

唐玄宗李隆基也竭力推崇道家思想，在其親撰【御注道德真經】和【御注道德真經疏】中，他寫道：『順天之時，順地之性，因人之心。是則群臣輻湊，賢與不肖各盡其用，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理國無為之道也。』

2、垂拱而治與貞觀盛世

唐朝尊老子尊道教，可能是務虛之舉，以抬高唐王的歷史地位。開元25年正月，唐玄宗在朝中『首置玄學博士』，每年都像科舉中的明經科一樣考試，推崇以老子【道德經】為宗首的道家學說。唐玄宗把【道德經】列入科舉考試，並注釋推廣【道德經】，應該是務實之舉，以提高治國水平。唐玄宗也曾說註疏【老子】的宗旨是『取之於真，不崇其教，理國之要，可不然乎。』很少玄理的探討，更少宗教性的詞語，從務實主義出發，着重闡述的是治國理身的理論。

李唐一朝，『內用黃老，外示儒術』，成為國家政治基石。因此，唐朝在大尊道教的同時，也大力倡導道家無為而治的治國術，注重德治，一邊輕徭薄賦，一邊垂拱而治，所以造成了唐初天下大治，邊地蠻夷都來歸服的局面，開創了『貞觀之治』的太平盛世。唐太宗李世民常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強調要輕徭薄賦。唐太宗曾在【貞觀政要】中，如此敘述了他治國的深切體會道：『夫安人寧國，惟在於君。君無為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唐太宗還在詔令中曾說：『天下大定，亦賴無為之功，宜有改張，闡茲玄化』，百官『各當其任，則無為而治矣』。唐太宗甚至關心起老百姓的婚配問題，據【新唐書?太宗本紀】載：貞觀元年，『下令老百姓男子二十歲、女子十五歲以上者沒有配偶的，由州縣政府以禮為他們聘娶；因家庭貧困而沒有經濟能力婚配者，鄉裏的富人以及親戚共同出資操辦。』

四、明初休養生息政策與仁宣之治

明太祖是中國第一個平民皇帝，從小放豬放牛為生，當過和尚討過飯，歷經磨難。因此，明太祖深知民苦之源，力推『休養生息』政策。明朝從太祖到宣宗，是社會比較安定，經濟得到發展，文化相對繁榮，國力強盛的時期，史稱『仁宣之治』。這與明太祖開啟的『休養安息』政策是分不開的。

1、明初休養生息政策與仁宣之治

明太祖從叫花子到皇帝，平身最恨的就是貪官污吏，最同情平民百姓。因此，明初的吏治是歷代王朝中最為嚴酷的，他曾經6次大規模肅貪，15萬貪官人頭落地，從駙馬、侄兒、宰相等到都成刀下鬼。但明太祖對待老百姓還是非常寬厚的，他常警告群臣『天下初定，百姓財力匱乏，好比新樹不可折枝、小鳥不可拔羽』。明朝初年,人口減少，田地荒蕪。為安定社會和增加財政收入，明太祖採取休養生息政策，政府獎勵墾荒，又招集流亡農民，開墾荒地，免除三年的勞役和賦稅；要各地駐軍屯田墾荒，做到糧食自給。他還興修水利，獎勵植棉種麻。到明太祖後期，田地大量開墾，軍隊糧食基本自給，政府稅收大大增加（劉韶軍，1997）。

明太祖也中國歷史上四位注釋【道德經】的皇帝之一，放牛娃出身的明太祖要親自注釋【道德經】，可見明太祖對道家理的重視程度。【道德經】對明初『休養生息』政策的影響很大，明太祖在其【御注道德真經】序中，講述了對犯人從極刑改為勞役的原因，『又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而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為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恐。』吳晗【朱元璋傳】引述了此段史實，並說：『由此可見，明初處罰官吏到淮、泗一帶屯田工役的辦法和【道德經】的關係。』

明太祖後建文帝即位，建文帝是個愛民如子的仁慈皇帝，即位之後一改洪武時期緊張的吏治氣氛，對先朝的政治實行改革，重德省刑，銳意文治，均免賦役，精簡機構，革除冗員，還選派24人分巡天下，興辦利民之事。建文帝在位四年間，撤銷了9個州39個縣以及大批冗官冗吏和稅務機構，為無論是百姓，還是官吏都創造了一個寬鬆的環境，使中國大地吹過了一陣清風。但建文帝過於仁慈害了他，燕王起兵後他堅持『我要活的叔父』，讓燕王多次死裏逃生，燕王奪得皇位後，朝內轉投永樂帝的文臣只有24人，而自殺的卻有千人，可見建文帝在文臣中地位是相當高的（高陽，2006）。

永樂帝后仁宗在公元1424年即位，他效法文景之治的做法，開始了他一系列的改革，廢除了古代的宮刑，停止寶船下西洋，停止了皇家的採辦珠寶；下令減免賦稅，對災區無償給以賑濟，開放一些山澤，供農民漁獵，寬待流民，生產力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明朝進入了一個穩定強盛的時期，也是史稱『仁宣之治』的開端。明仁宗雖然在位時間僅10個月就去世了，但仍無愧於一代仁君的稱號（高陽，2006）。

宣宗及位後繼續推行仁宗的與民休養生息政策，任賢納諫，君臣關係融洽，經濟也穩步發展，政治較為清明，出現了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宣宗在位僅10年，染不明之疾而逝，但他可算是一位稱職的皇帝，他對明王朝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他被史學家稱之為太平天子、守成之君，讓明王朝的『仁宣盛世』達到了頂峯（高陽，2006）。

2、仁宣盛世與文景盛世的比較

明仁宗能當上皇帝，主要得益於兒子。明成祖不喜歡其長子朱高熾的仁孝，他常說，『怎麼越看他越象建文帝』。但他特別喜歡孫子朱瞻基，孫子出生的那天晚上，他夢見太祖皇帝將一個象徵權力的大圭賜給了他，大圭上鐫着『傳之子孫，永世其昌』八個大字。孫子長得也非常像自己，臉上有一團英氣，這件事對以後朱棣下決心發動靖難之役作用很大。因此，後來朝堂一旦有人對於朱高熾提出批評，想要廢太子的時候，旁邊就有人說，好太孫，好太孫，這孫子真好呀。朱高熾的媳婦特賢惠，明成祖也很喜歡這個兒媳婦，經常說一句話：要不看這個媳婦的面子上，就早把你廢了。但朱高熾熬了二十多年的太子，一共就做了十個月的皇帝，就離奇的死亡，這也成了明朝一大謎當。宣宗即位後，也僅當了10年皇帝，就染上不明之症，這也是一個難解之謎。

短命的父子皇帝，創造了一個太平盛世，留下了兩個千古謎團，也留下兩大歷史遺憾。歷史評價明仁宗，說是：『在位一載，用人行政善不勝書。使天假之年，涵濡休養德化之盛，豈不與文景比隆哉！』關於宣宗，在歷史上也有『明有宣宗、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之論。可見，歷史學家都把仁宣二帝與文景相比，這恐怕不是巧合吧（高陽，2006）。仁宣盛世才短短11年，老百姓好日子還沒過夠，因此，又有很多人遺憾的說，假如仁宗多活10年多好呀，假如宣宗多活10 年多好呀。

五、輕稅減賦與康乾盛世

所謂『康乾盛世』起於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亂，止於乾隆退位（1796年）做『太上皇』，持續115年。某些學者作家們頌揚這百年輝煌的『康乾盛世』，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將中國傳統社會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峯』，創造了『歷史奇蹟』。

1、輕稅減賦與康乾盛世

清世祖愛新覺羅福臨，是清朝第三位皇帝，也是清朝第一位定都北京的皇帝。清世祖信佛，但這並不彷礙他對道家的喜愛，他四歷史上第四位注釋【道德經】的皇帝，他在【御注道德經】注中，稱讚道家的『治心治國之道』。他在【御製道德經序】說：『老子之書，原非虛無寂滅之說，權謀術數之談，是注也，於日用常行之理，治心治國之道，或亦不相逕庭也。』】（劉韶軍，1997）。值得一提的是，道家思想對順治帝『明君治吏不治民』治國理念的形成貢獻很大，這其實與黃老學派『君無為而臣有為、君法治而臣人治』觀念很接近。順治帝也崇尚道家清靜無為治國術，對儒家愛民如子的說教提出質疑，他說：『以愛愛民，愛必不周；以事治國，國必不治。清淨無為，則民自化矣。』。

康熙即位後，重農治河，興修水利。清軍入關後，最大的弊政莫過於圈佔土地，跑馬占田，任意圈奪。順治帝曾諭令禁止圈地，但禁而不止。康熙帝頒令，停止圈地，招徠墾荒，恢復生產。康熙還下令把一部分明代各地藩王所佔田地歸還農民墾種，獎勵墾荒屯田，並實行『開墾荒地之初，免其雜項差役，三年免科，或通計十年，方行起科』等辦法，促進農業生產。康熙帝六次南巡，治理黃河、淮河、運河、永定河，並興修水利，取得很大成績。康熙51年清廷下詔的『永不加賦』，減輕百姓負擔。（李治亭，2005）。

雍正帝是一代被深度誤解的英明君主，其印象不佳主要是為人刻薄，但近年來其治國才能正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雍正最大的功績是整頓吏治，他能洞察秋毫，以鐵的意志，在全國大規模的開展清查虧空，設立會考府，實行耗羨歸公，實行養廉銀制度，取締陋規等，取得了圓滿成功，許多做法讓人叫絕，如減少額外雜派的『火耗歸公』政策。中國歷史上也這類吏治改革曾有過很多次，都虎頭蛇尾沒有一次成功的例子，明太祖明元璋『剝皮實草』殺了15萬的官，80%官做不完3年任期，也整不好吏治。亂攤派也是中國當代『三農』問題的一大頑疾。其次，雍正帝極度勤政，每天平均批閱的奏摺7000-8000字，他還建立不究形式的密奏制，讓地方官給他匯報實情。再次，雍正推取消人頭稅，推行按田徵收的『攤丁人畝』稅制，使田少的農民負擔大減，同時宣佈取消儒戶、宦戶等官紳特權，削除山西、陝西賤籍制，後來浙江、安徽、廣東、江蘇也相繼跟進，打擊了殘存的蓄奴制，又興修水利，除治理黃河等。為此，歷史學家評論說：『雍正一朝，無官不清』。旅日華人學者楊啟樵說：『康熙寬大，乾隆疏闊，要不是雍正的整飭，清朝恐早衰亡。』

乾隆帝是一位被嚴重誇大的了帝王，他在位60年間，自身建樹很少，其所處的盛世主要得益於雍正帝，乾隆只不過他貫徹和執行前朝的政策比較徹底而已。乾隆施行『改土歸流』、『攤丁入畝』和『火耗歸公』三大政策都不是他發明。收歸流民的『改土歸流』政策源於順治，盛於雍正年間。『攤丁入畝』和『火耗歸公』都是雍正發現採用的政策，乾隆反而是受益者。但乾隆好大喜功，為人重奢靡，鋪張浪費。他愛好阿諛奉承，重用貪官和紳，致使後期二十年間貪污成風，政治腐敗；六下江南，耗盡民財；大興文字獄，動輒殺頭充軍；搞虛榮心外交，肯向大清國進貢的小國，能得十至百倍回贈；自稱『十全老人』，有『十全武功』，發動了十次戰爭，窮兵黷武，把盛世的家底耗盡，各地農民起義頻繁，清王朝開始從強盛走向衰敗（易中天，2006）。

3、康乾盛世與道家思想

康乾盛世主要得益於清朝初期實施的一系列整頓吏治、予民休養等政策，使民心得以凝聚，人丁得以興旺，人口由康熙時8000多萬到乾隆後期增長至3億多，國力得以恢復，疆域版圖得以擴大。乾隆前期時，國庫存銀最高近8000萬兩，常年在六七千萬兩之間，即使打仗，軍用浩繁，國庫存銀少則有二三千萬兩。但是，多年來，公開懷疑康乾盛世的人也不少，理由是百姓就沒有真正富過，有學者還以數據指出，清初鐵和棉的產量遠不及明朝，但清朝的人口和土地面積卻是明朝的好幾倍。魯迅就公開懷疑康乾盛世，說那是文字獄吹出來的。同期西方傳教士的敘述比較可信，但這些敘述也都表明，中國當時處天赤貧狀態。也有人認為康乾盛世只不過是武力下大一統的空架子（易中天，2006）。

清朝初年予民休養等政策，與道家不擾民、不掠民、無為而治等思想是相吻合的，如順治以來『寬待流民』政策，雍正減少農民負擔和攤派的『攤丁入畝』、『火耗歸公』政策，特別康熙『永不加賦』政策，自康熙五十年起，三年內分省區普免全國錢糧，至於地區性減免錢糧每年都有。總計康熙朝減免錢糧達白銀1.4億兩。乾隆時，也先後四次普免全國錢糧，累計達白銀1.2億兩。順治帝『明君治吏不治民』治國理念也與黃老道『君無為而臣有為、君法治而臣人治』觀念很接近，順治帝還在【御注道德經序】中說：『老子道貫天人，德超品匯，明清靜無為之旨。然其切於身心，明於倫物，世固鮮能知之也。』

無為而治成就了中華五大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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