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视角下的古代民俗分类与动物考古研究刍议】
董宁宁先生《古代民俗分类法与动物考古研究》一文，以跨学科视野钩沉稽古，实为近年来难得之佳作。笔者试从国学传统出发，对此议题略陈管见。
一、民俗分类的经学渊源
《周礼·春官》所载"以五礼防万民之伪"的体系，实为最早民俗分类范式。太史公《史记·货殖列传》按地域划分民俗，班固《汉书·地理志》更创"风俗篇"，皆体现"观风知政"的儒家传统。今之动物考古所见祭祀用牲（太牢、少牢之分）、骨卜习俗，恰可印证《礼记·祭义》"牺牲不成"的等级规制。甲骨文中"豕""犬""兕"等祭牲记载，正与考古遗存形成互证。
二、动物考古的文献印证
《诗经·豳风·七月》"献羔祭韭"与二里头遗址羊骨堆积可相参证。《逸周书·世俘解》载武王狩获"麋五千二百三十五"，与殷墟兽骨数量级惊人吻合。尤为可贵者，考古所见商周青铜器纹饰中"饕餮""夔龙"等母题，恰是《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著饕餮"的实物注脚。
三、分类方法的当代启示
传统"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周易·系辞》）思维，与今之类型学暗合。如《尔雅·释畜》按功能将家畜分为"祭祀""膳羞""戎事"三类，与考古所见祭祀坑、庖厨垃圾、车马坑形成对应。马王堆汉墓《相马经》与出土马骨测量数据的比对，更展现文献与实物的双重证据效力。
四、研究路径的反思
建议未来研究可注意三点：其一，重视《古今注》《荆楚岁时记》等民俗专著中的动物记载；其二，关注《本草纲目》所载动物药用习俗与考古病理学关联；其三，挖掘书画题跋、地方志中的动物图像志资料。
要之，动物考古研究若能与传统考据学相结合，必能开创"二重证据法"新境界。董文已开其端绪，然其中三礼注疏、类书笔记等材料尚可补充，若能融贯经学训诂与科技考古，则庶几可成"格物致知"之现代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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