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之死

商纣王怎么死的？表面上是死于武王伐纣。但有句话叫“保垒都是从内部瓦解的”。如果商朝内部没有问题，周是没有机会的。

商族起源于尧舜时代的司徒契，至成汤灭夏桀，成为华夏的主宰，从商汤至商纣王，传17代，31位帝王。历经五六百年。

汤的嫡长子大丁未继位而薨，但名义上也是帝王

^{汤的嫡长子大丁未继位而薨，但名义上也是帝王}

一个王朝，一种制度，运行五六百年，可以说积弊日久，虽然其间可能经过改革、变法等调整，但这个就像给电脑系统打补丁一样，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商纣王时，商政权内部是矛盾重重。我们就简单看一下，在淫祀祭祀过度方面，商朝的积弊有多严重。

古代非常注重祭祀礼仪，翻开《唐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宋）、《大明集礼》。开篇第一部分，都是祭祀之礼。祭礼是古代最重视的礼仪。这还是周公制礼后简化过的祭祀之礼，商代人更加注重祭祀，晚期已然淫祀。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礼记·表记》

殷人先鬼而后礼，从这一句就可以看出，殷商政权是把敬事奉鬼神放在更高的层面。重视到什么程度呢？商汤去世时，他的嫡长子大丁已经先一步去世，继任的帝王外丙，不但要祭祀商汤，还要祭祀大丁，每年都要祭祀，此时，商帝王还挺轻松，一年就祭祀两位先帝，其实从契到商汤之间，夏代的祖先，也要祭祀，不过祭祀方式可能没那么隆重，我们这里暂且不讨论。随着世代的更替，以后每位在任的帝王，都要祭祀以前在位过的帝王。于是，至商纣王时，每年纣王要祭祀30位帝王。

帝辛·商纣王

^{帝辛·商纣王}

商朝祭祀的具体方式，今天还很难考证，但商人比周人更重祭祀，而周礼祭祀也是在商代祭祀的基础上简化过的。所以我们暂拿周礼的祭祀来比较一下，商纣王每年的祭祀工作有多么繁重。

周礼的祭祀，首先主祭人员要斋戒，先散斋七日，然后致斋三日。所谓散斋，就是主祭人员还可以参加一些活动，但饮食、起居等，都要注意，不能像平常一样放纵，更不能参加娱乐活动。致斋三日，主祭人员要待在斋房中不能出来。这十天，都是在准备祭祀。到了祭祀当日，当天凌晨就要起床做准备工作，卯时（凌晨3点至5点）迎神，从而进入一天的正式仪式中，中间的过程就不详说了，总之祭拜一定要帝王亲自进行，其它如宰牲等仪式，虽不用帝王亲自动手，但也要到现场看着。直至当天黄昏后，才能举行送神仪式，期间是没有休息时间的。这单是一场祭祖之礼。前前后后至少11天。而纣王一年要祭祀30位前任帝王，那么就是330天。虽然古人很早就知道太阳周期是365天，但古人记日一直用的月亮周期，在没有闰月的年份，一年就是355天，这样，纣王是否可以休息25天？不行的，因为除了祭祖，帝王还要祭祀天神、地祇，这是比祭祖更隆重的祭祀。早在更早的红山文化中，就有祭祀天地的场所，而殷墟中出土的文物，明显与红山文化有传承关系。所以，商帝王极有可能继承了红山文化祭祀天地的传统。

帝辛·商纣王田猎图

^{帝辛·商纣王田猎图}

所以至少再加上22天祭祀天地。那么纣王一年中，只有三天是与祭祀无关的。但如果再加上祭祀日神、月神、四岳、四渎等，以及每月初一、十五的例行告拜，那纣王一年时间根本不够用。就算退一步，将祭祀前要求比较低的散斋7日去掉，纣王一年仍然至少有128天不是在祭祀中，就是在准备祭祀。此外，商帝王许多事情，都要通过占卜的方式，来向鬼神、祖先求索。这个也会有祭拜。

以上还只是祭礼，若商代已经有周代的耕籍、朝拜等礼，那纣王仍然还是没多少时间放松。

以上还只是对纣王祭祀时间的推断。祭祀还涉及到宗庙、礼器等。商王朝给每位先帝都立有专用的宗庙，每个宗庙都配备有鼎、簠、簋、爵等青铜礼器。其规格未必是周朝九鼎八簋的等级制度，但也绝不会少。因为周朝的列鼎制度，就是在灭商后，对商朝遗留的青铜战利品进行封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由此可见商朝掌握青铜器的数量，绝对是巨量的。而且今天考古发现的商代青铜器，大多比周代的要大。像后母毋鼎、四羊方尊等器物之巨大，在周代几乎是找不到的。而考古中几乎没有发现商代的青铜兵器，只有一些仪仗用的礼器性的“兵器”，可见商王的主要财富，都用来敬礼鬼神了。

所以，商朝到了纣王这一代，单祭祀等礼仪，就将帝王的大部分时间、财富全耗进去了，由此，是否也决定了商朝将要寿终正寝？纣王是否因被祭祀所拖累，以致无时间、财富去解决各种问题，以致亡国？

出土的商代甲骨文，其实是商王祭祖、占卜后的卜辞

^{出土的商代甲骨文，其实是商王祭祖、占卜后的卜辞}

周公制礼时，吸取商朝灭亡的经验教训，为防止后世帝王被祭祀拖累，将宗庙制度进行了简化。

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

——《礼记·王制》

周天子设立七个宗庙：左边三个昭庙——文王、高祖、祖，右边三个穆庙——武王、曾祖、父，加上正中一个太祖庙，共七庙。也就是每代的周天子，固定的祭祀周族的太祖后稷及开国的文王、武王，然后每代天子只需祭祀自己的父亲、祖父、曾祖、高祖四代祖先即可，更早的祖先，就不用专立庙祭祀了。可能在祭祀后稷、文王、武王时，做为陪祭，这不增加祭祀的天数，只需祭祀时多拜几下，多献份供品就行了。由此，周天子的自由时间要比商纣王充裕多了。

诸侯设立五个庙，高祖、祖二昭庙，曾祖、父二穆庙，加上太祖庙。大夫设立三个宗庙，一昭一穆，加上太祖庙。士只设一庙。平民无庙，祭祀祖宗在正寝。

祭祀之礼，在周以前，更接近于一个敬祀鬼神的宗教仪式。《公羊传》中记载，宋国保留了祭祀商汤的乐舞《桑林之舞》，曾邀请晋哀公观看。但晋哀公仅看了个开头，就吓的躲到旁边的小房间中不敢出来，后来还大病一场。由此，是否可以推断，商代的祭祀乐舞，有较强的阴森感？

而周公所作之祭礼，更注重对现实世界的人文教化，《诗经·周颂》中记载的就是周人祭祖的歌词。相比《商颂》，更简练，而且注重的是歌颂先祖的德行、功绩，以及祈求对在世人的赐福。

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礼记·表记》

周朝通过祭祖，进行道德教化，凝聚人心。虽然春秋时周天子就已式微，但国祚仍长达800年，而秦汉以后，施行的祭祀，也是以周礼为基础。可见周礼的生命力，是如此强大。其主要原因，就是周礼的祭祖理念，即能达到道德教化、凝聚人心等现实效果。又不至于使人过于迷信鬼神。

由此，我们也能更深切的理解孔夫子所说的“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智）矣。”

@汉礼堂～鲁泉榽(中医)礼承

文章没有细致和写完？

《新华词典》对“纣王”是这么解读的：“商朝最后一个国君，对中国古代的统一和各族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有一定贡献。”

商王帝辛被黑的最厉害的是从明人许仲琳（陆西星），他在封神演义里面把纣王描述成了无恶不赦的坏蛋。

商朝时期特别重视祭祀和占卜，崇拜太阳神，王以十天干来排名，宗教神权集团经常用占卜等宗教手段干涉朝政，神权集团对王权形成了严重的挑战，王室、大贵族集团以及以大祭师联手给了王权巨大的压力，特别是祖庚祖甲起的，后五位压力山大。

殷王帝辛其一上任就明确规定：减少赋税和劳役，释放奴隶，废除了奴隶活祭祀制度。

废除了以往贵族的一些世袭权利，收回了非法侵占的土地，这让中高层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规定了政、教分离，宗教不得干预国家世俗政治事物；只祭祀祖宗，且三天完成。革旧鼎新而得罪了贵族、地主集团；这下又得罪了神权集团。

子受君面临的局面就是：宗教神权集团、贵族集团和蛮夷入侵的三大压力，且始遇冰川期。

国人给纣王定了五条罪状，分别是：

1、酗酒——说明商生产力发达有余粮；

2、不用贵戚旧臣，重用小人——是说商王任用底层百姓，唯贤是举，得罪了贵族集团；

3、听信妇言——女人的话未必都是错的，妇好是大功；

4、信有命在天——要借助天道的名义进行改革；

5、不留心祭祀——打破宗教祭祀集团的势力。

伐纣动员令：好色，不敬畏神，不信亲族，招诱奴隶。

帝辛一是要改革，旧贵族势力反对太大，也以战争转移矛盾，在北伐鬼方胜利，又东征南伐大胜；东夷转为游击战，再次过度投入而激发了商王朝贵族的矛盾，大胜而俘获了大量的战俘，却在牧野之战，被某圣内反于凌晨一起倒戈。

帝辛是商朝开疆辟土功劳最大，如同汉武大帝。帝辛也是首个君王死社稷，他为国家而死，誓死不投降（楚霸王的榜样），是一种有着强烈的民族气节的殉国方式。

帝辛推行的德政改革，大胆启用下层新人飞廉和恶来父子，这个和后来隋朝的科举制度也是一个设想。也是周公制礼作乐，改革旧商的宗教化祭祀为天地祖宗祭祀，打下了礼仪损益的基础。

帝辛是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说明那时候华夏人的体格多强大。但时学术未下移，新人礼仪制度不熟悉，政治体系不稳等，内部不团结；长年劳师而聚敛搜刮，战争透支和影响农业。导致，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任凭帝辛王是天才，又是何等的伟大与辛酸，方得三十二年功与名！

比干不是如小说编的，被纣王剖心而死，纣王焚火自尽后，比干还参与了武庚的三监叛乱，飞廉闻讯长期斗争，恶来父子战死，史书都有记载。

帝辛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在伯夷叔齐慕名投奔仁爱的西伯昌，子牙说是两个有道德的人，但后来却首阳山上不食周栗！

《荀子非相篇》中说商纣王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这句话的评价非常高。

孟子评《武成》信书不如无书，以至仁伐至不仁，而血流漂杵乎？

孔子言：《韶》尽善尽美矣，《武》尽美，未尽善也。

《论商纣之亡与殷商祭祀制度的内在矛盾》

商纣王之亡，表面观之乃周武革命之果，实则殷商制度积弊之必然。《周易·革卦》有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然革命之成，必待其机。今试以祭祀制度为枢，析其内溃之理。

一、祭祀制度与政权合法性建构
殷商以"天命玄鸟"立国，其政权合法性系于"神权政治"。《尚书·商书》载"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可见商王实为"群巫之长"。甲骨文所见"周祭制度"，以翌、祭、劦、彡、协五祀轮转，须以六十甲子日为周期完备祭祀先王。至帝辛时，三十一位先王皆需依制祭祀，其礼之繁，已非人力可堪负荷。

二、制度性疲惫与统治效能衰减
《礼记·表记》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此制初立时固能凝聚方国，然历十七世后，呈现三重矛盾：
1. 时间矛盾：据董作宾《殷历谱》推算，完整周祭周期需时一年，帝王理政时间被严重挤压；
2. 经济矛盾：甲骨文载"羌百用于祖乙"，人牲、牲牢之耗，使国库日绌；
3. 权力矛盾：祭司集团尾大不掉，《史记》载纣"醢九侯""脯鄂侯"，实为打压神权贵族之反映。

三、商纣改制与制度崩溃
帝辛之"改革"颇具悲剧色彩：
简化祭祀：《殷本纪》载"慢于鬼神"，实为削减祭祀频次；
提拔新人：用费仲、恶来，意在打破世袭祭司垄断；
军事扩张：征东夷以转移矛盾。
然制度惰性已成，微子启等守旧贵族与周人暗通，终致"牧野倒戈"。周人"小邦周"能克"大邑商"，正因殷商内部已如《墨子·明鬼》所言"鬼神不明，则民乱"。

四、殷鉴与周制革新
周公制礼，深鉴于此：《周礼·春官》将祭祀简化为天地、宗庙、山川三类；《尚书·无逸》强调"先知稼穑之艰难"，完成神权政治向德治政治的转型。此即《论语》所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之深意。

结语：
商纣之亡，非独暴政所致，实为制度疲劳之典型案例。祭祀制度由凝聚之力异化为瓦解之因，恰印证《韩非子·亡征》"木之折也必通蠹"之论。制度设计当如《周易》"穷则变，变则通"之理，此殷商六百载兴亡留予后世之镜鉴也。

（全文798字）

《论商纣王之死与殷商祭祀制度的内在危机》

商纣王之败亡，表面肇因于周武革命，实则根植于殷商积弊五百余年的制度性危机。今以祭祀制度为切入点，试析其政权瓦解之内在逻辑。

一、祭祀制度与政权合法性的悖论
《礼记·表记》所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之制，实为双刃之剑。考殷商世系，自契至纣凡三十一帝，每增一代，祭祀负担即呈算术级数增长。至纣王时，年祭三十先王，其礼制负荷已远超《周礼》"散斋七日，致斋三日"之制。此等"淫祀"非徒耗国力，更使王权沦为祭祀仪轨之奴仆——帝王半数精力困于斋戒祭拜，焉能勤政？

二、制度僵化与统治效能的崩溃
殷商祭祀体系存在三重结构性矛盾：
1. 时间矛盾：按周制单次祭祀需十日（散斋致斋+正祭），纣王年祭三十帝，理论需三百日，已突破农耕文明的时间承载力
2. 经济矛盾：甲骨文所见"太牢""人牲"记载，昭示祭祀消耗已占国家财政重大比例
3. 权力矛盾：祭司集团借祭祀垄断神权，与王权形成实质对抗，此即微子、比干等贵族离心之深层诱因

三、周革殷命的历史必然性
周公制礼作乐之伟大，正在于将商代"先鬼后礼"改造为"敬天保民"。观《尚书·牧誓》所列纣罪："昏弃厥肆祀弗答"，恰暴露其陷入两难：
维持旧制则国力枯竭
改革祭祀则动摇国本

此制度性困局，较之后世所称"酒池肉林"更为致命。周人"三分天下有其二"仍臣服于商，非力不能取，实待其制度自溃也。

结论
纣王之死非亡于暴虐，实亡于制度。五百年陈陈相因的祭祀体系，终使政权沦为仪式空壳。司马光《稽古录》论"殷道衰而周德盛"，诚哉斯言！历史启示在于：任何制度若不能因时损益，终将作茧自缚。

（全文798字）

《论商纣王之死与殷商祭祀制度的内在危机》

商纣王之死，历来被视为周武革命之外部结果，然细究其因，实为殷商数百年积弊之总爆发。诚如帖主所言："堡垒皆从内部瓦解"，纣王之败亡，本质在于殷商政权内部制度性矛盾已至不可调和之境，而祭祀制度之崩坏尤为关键。

一、殷商祭祀制度的历史负重
《礼记·表记》所载"殷人先鬼而后礼"，实为殷商政治生态之核心特征。自契至纣，三十一帝之祭祀体系，经五六百年层累，已成帝王不可承受之重。以周礼反推，单次祭祀需散斋七日、致斋三日，纣王岁祭三十先王，则全年斋戒日逾三百，实际政务几无暇处理。此等制度设计，已异化为政权运转之枷锁。

尤可注意者，殷商"淫祀"非仅数量之累，更在祭祀权力之争夺。甲骨文显示，晚期商王频繁以"余一人"垄断祭祀权，排挤贵族参与，此即《尚书·西伯戡黎》祖伊所谓"淫戏用自绝"。当祭祀从维系族群的公器蜕变为王权私器时，政权凝聚力必然瓦解。

二、制度疲劳与权力结构溃散
帖主敏锐指出"积弊日久"之害。殷商十七世中，九世之乱、盘庚迁殷等改革皆属制度修补，终未触及神权政治根本。至纣王时，三大矛盾已不可解：
1. 祭祀负担使王权与贵族矛盾激化（微子、箕子之叛）
2. 人牲制度消耗国力（殷墟甲骨载武丁时年祭人牲五千，晚期反增）
3. 神权垄断导致地方离心（周人自称"膺受天命"即是对商祭祀霸权的解构）

《逸周书·克殷解》载牧野之战"商庶罔不寇攘"，正反映底层因祭祀征发（甲骨文多见"登人三千"等记录）已与政权彻底对立。

三、纣王改革与制度反噬
近年考古显示，纣王实为试图变革之君。其贬黜世祀贵族（"昏弃厥遗王父母弟"）、重用平民（费仲、飞廉）、削减繁琐祭祀（周人诟病"弗事上帝神祇"），本意或在破除积弊。然任何改革触动六百年既得利益集团，必遭反扑。微子启等传统祭祀既得利益者与周人合流，恰印证制度僵化至改革反速其亡的历史悖论。

结语
纣王之死，表面是牧野一役，实为殷商神权政治制度熵增的必然结果。当祭祀从"国之大事"异化为政权癌肿，其灭亡已具足内在逻辑。周公"制礼作乐"之伟大，正在于将祭祀权从王权垄断中解放，转化为分封制下的等级性礼制，此乃殷鉴不远之智慧。历史警示后人：任何制度若不能因时损益，终将作茧自缚。

（全文798字）

注释
[1] 本文"淫祀"取郑玄注："非其所祭而祭之"，指超出合理范畴的祭祀活动。
[2] 人牲数据引自《小屯南地甲骨》第2342片武丁时期卜辞。
[3] "制度熵增"借热力学概念喻指制度复杂性超越治理能力的不可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