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爲什麼荀子說人治是法治的根本？

荀子『人治爲法治之本』思想探析

引言

【荀子·君道】篇中『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一語，精闢地揭示了荀子政治哲學中一個核心命題：法治的有效實施必須以賢能之人爲根本。這一觀點在戰國末期提出，既是對先秦法家思想的批判性吸收，也是對儒家德治傳統的創造性發展。本文將深入剖析荀子這一論斷的思想內涵、歷史背景及其對後世治理理論的深遠影響。

一、荀子政治哲學的思想背景

1.1 戰國末期的社會現實
戰國時期，諸侯爭霸，禮崩樂壞，傳統宗法制度瓦解，社會秩序亟待重建。各國紛紛變法圖強，法家思想大行其道，但嚴刑峻法往往導致民怨沸騰。荀子身處這一歷史轉折點，既認識到法治的必要性，又洞察到單純依賴法條的局限性。

1.2 儒家思想的演變
孔子創立仁學，強調『爲政以德』；孟子發展性善論，主張仁政。荀子雖承儒家正統，卻提出性惡論，認爲『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這一人性論基礎使其更加重視外在規範的作用，爲接納法治思想開闢了理論空間。

1.3 對百家思想的批判綜合
荀子曾遊學稷下學宮，遍覽百家學說。他對法家、道家、墨家等均有深刻批判與吸收，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禮法並重』思想體系。在【非十二子】篇中，他既批評思孟學派『僻違而無類』，也指責法家『尚法而無法』，體現了他尋求中道的思想取向。

二、『法不能獨立』的多重意涵

2.1 法的局限性
荀子認識到，法律條文本身具有固有缺陷：

靜態性與動態社會的矛盾：『類不能自行』中的『類』，指法律規則、判例標準。法律一旦制定，便具有相對穩定性，而社會關係千變萬化，所謂『法之所設，時之所宜』。荀子在【王制】篇中指出：『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強調法律需要靈活解釋。

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張力：法律追求普遍適用，但具體案件各有特殊情境。荀子認爲：『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當法律無明文規定時，需要執法者根據法律精神類推處理，這便對人的判斷力提出極高要求。

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差距：法律程序可能產生形式合理但實質不公的結果。荀子強調『法義』高於『法數』，即法律精神比法律條文更重要，而把握法律精神需要人的道德與智慧。

2.2 法的實施依賴人
荀子深刻指出，法律不會自動運行：

立法環節：『君子者，法之原也』（【君道】）。良法的產生依賴於立法者的智慧與德性。荀子認爲，只有明達事理、心懷仁義的君子，才能制定出符合道義、切合實際的法律。

執法環節：『有治人，無治法』（【君道】）。即使有良法，若執法者不賢，法律也會被扭曲。荀子舉例說，后羿的射箭之法雖存，但並非人人能成爲后羿；同理，禹的治國之法猶在，但夏朝並非代代有明君。

司法環節：『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強調司法者的關鍵作用。同樣的法律，不同的人執行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效果。荀子認爲，法官需要具備『公察善思』的能力，才能公正斷案。

三、『得其人則存』的人治內涵

3.1 荀子理想中的『治人』
荀子對執法者提出了全面要求：

道德素養：『君子者，治禮義者也』（【不苟】）。執法者首先必須是道德楷模，因爲『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道德修養確保執法者不濫用權力，且能以身作則，教化百姓。

專業能力：『知慮足以應萬變』（【君道】）。執法者需具備豐富的法律知識、敏銳的判斷力和應變能力。荀子強調『師法之化』，即通過學習掌握治國理政的專業技能。

中庸智慧：『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儒效】）。荀子繼承孔子中庸思想，主張執法要『中道而立』，不偏不倚，既不過於嚴苛，也不失之寬縱。

3.2 人治與法治的辯證關係
荀子並非否定法治，而是主張人治與法治的辯證統一：

人治法先：荀子認爲『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治理的開端和基礎。但他同時指出『君子者，法之原也』，強調人的因素更爲根本。

法以人行：『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未之有也』（【致士】）。良法需要君子執行才能發揮效用，否則可能適得其反。

人法相濟：理想狀態是『其人有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相結合，形成人與法的良性互動。

四、荀子思想的比較視野

4.1 與先秦法家的區別
商鞅、韓非等法家主張『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強調法律的絕對權威。荀子則批評這種觀點：

忽視道德基礎：法家『棄禮義而尚刑罰』，荀子認爲這如同『捨本逐末』，難以長治久安。

迷信制度萬能：法家認爲嚴密的法網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荀子則指出『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工具理性不能替代價值理性。

4.2 與孔孟儒家的聯繫與發展
荀子繼承並發展了儒家傳統：

對孔子思想的深化：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強調統治者表率作用。荀子將這一思想系統化，形成完整的『治人』理論。

對孟子思想的修正：孟子主張性善，重視內在道德自覺；荀子主張性惡，更強調外在規範與教化。但在重視賢人治國這一點上，二者殊途同歸。

4.3 與西方法治思想的對話
亞里斯多德提出『法治應優於一人之治』，但同時強調『法律必須是良法，且得到普遍遵守』。這與荀子思想有相通之處：

良法前提：二者都認識到惡法非法，法律本身必須符合正義。

執行關鍵：亞里斯多德也指出『法律若得不到執行，形同虛設』，與荀子『得其人則存』異曲同工。

德法兼治：西方自然法傳統強調法律與道德的聯繫，與荀子『禮法並重』思想有可比性。

五、歷史實踐與當代啟示

5.1 中國傳統社會的治理經驗
中國歷史上『儒法合流』的治理模式，很大程度上體現了荀子思想：

漢代『霸王道雜之』：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際是外儒內法，既重視道德教化，也運用法律手段。

唐代律令制與科舉制結合：【唐律疏議】是法律典範，科舉制則選拔治理人才，二者結合體現了『法』與『人』的並重。

宋明理學與吏治：理學強調官員道德修養，與法律制度形成互補，但後期偏重道德而忽視制度，也暴露了單純強調『人治』的弊端。

5.2 對當代治理的啟示
荀子思想對現代國家治理仍有重要借鑑意義：

制度建設與人的因素並重：現代法治建設既要完善法律體系，也要重視法律職業隊伍建設，培養德才兼備的立法、執法、司法人才。

形式法治與實質正義兼顧：避免法律機械主義，在嚴格依法辦事的同時，考慮個案正義，這需要高素質的法律工作者。

道德教育與法律規制結合：社會治理需要法治與德治相輔相成，這與荀子『禮法並重』思想一脈相承。

防止權力濫用：荀子強調『治人』的道德修養，對現代公職人員職業道德建設有啟示作用，但需要與現代權力制約機制相結合。

六、批判性反思

6.1 荀子思想的潛在風險
過度強調『人治』可能導致：

權力人格化：將治理效果過度寄託於個人品質，可能走向人治而非法治。

制度虛置：如果過分強調『得其人』，可能忽視制度本身的完善與剛性約束。

標準主觀化：對『君子』『賢人』的判斷缺乏客觀標準，容易產生爭議。

6.2 現代法治對荀子思想的超越
現代法治理念在以下方面超越了荀子時代：

權力制衡機制：通過分權制衡防止權力濫用，不單純依賴執權者道德自律。

程序正義優先：強調法律程序的獨立價值，減少對執法者個人素質的絕對依賴。

制度剛性保障：建立違憲審查、司法獨立等制度，確保法律權威不因人而異。

結論

荀子『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的論斷，深刻揭示了法治實施中人的關鍵作用。這一思想既是對單純法治主義的批判，也是對空談道德治理的超越，體現了儒家務實理性的智慧。

在當代語境下，我們應當辯證看待荀子的思想遺產：一方面，要汲取其重視治理者素質、強調法律精神實質、主張德法兼治的合理內核；另一方面，要結合現代法治理念，通過制度設計彌補單純依賴『治人』的不足，實現制度剛性與人的能動性的有機統一。

真正的善治，既需要『良法』，也需要『善治之人』，更需要使良法得以公正實施的制度環境。荀子思想提醒我們，在推進法治建設的過程中，不可忽視人的因素；而在強調人的作用時，又必須警惕權力濫用的風險。這種平衡智慧，對於任何時代的治理實踐都具有永恆的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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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總結：荀子的人治法治觀不是簡單的人治主張，而是對法治實施條件的深刻洞察。在制度與人之間，他看到了辯證統一的關係，這一思想對當代國家治理仍具有重要的借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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