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鐵論】卷19褒賢詩解1大夫:蘇秦張強國威敵文學:不以道進不以道退義得義亡

【鹽鐵論】卷19褒賢詩解1大夫:蘇秦張強國威敵文學:不以道進不以道退義得義亡

題文詩：
大夫又曰:伯夷以廉,飢死尾生,以信義死.

由小器而,虧大體乃,匹夫匹婦,之爲諒也,

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何功名有?蘇秦張儀,

智足強國,勇足威敵,一怒而諸,侯懼安居,

而天下息.萬乘之主,莫不屈體,卑辭重幣,

請交此謂,天下名士.智不足與,謀而權不,

能舉當世,民斯爲下,今乃舉亡,而爲有以,

虛而爲盈,布衣穿履,深念徐行,若有遺亡,

其非立功,成名之士,而亦未免,於世俗也.

文學對曰:蘇秦以合,縱顯於趙;張儀以連,

橫任於秦,方此之時,非不尊貴,然智士也,

隨而憂之,知夫不以,道進者必,不以道退,

不以義得,不以義亡.季孟之權,三桓之富,

不可及也,孔子曰微.爲人之臣,權均於君,

富侔於國,者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

祿滋厚而,罪滋多也.夫行者先,全己而後,

求名仕者,先辟害而,後求其祿.故香餌其,

非不美也,龜龍聞而,深藏鸞鳳,見而高逝,

知其害身.烏鵲魚鱉,食香餌後,狂飛奔走,

遜頭屈遰,無益於死.今有司乃,盜秉國法,

進不顧罪,卒然有急,車馳人趨,無益於死.

所盜不足,償於臧獲,妻子奔亡,無處之所,

身在深牢,莫知恤視.方此之時,何暇以笑?

【題解】本篇就褒賢問題展開辯論。大夫以『智足以強國，勇足以威敵』的蘇秦、張儀爲賢，並對孔甲乃至當代儒家學派代表人物趙綰、王臧、主父偃、東方朔等進行了批判。文學則與之相反，對蘇秦、張儀加以攻擊，而對孔甲等全力爲之辯護。雙方針鋒相對，足見鬥爭之尖銳複雜了。

  【原文】

　　大夫曰：伯夷以廉飢，尾生以信死。由小器而虧大體，匹夫匹婦之爲諒也，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何功名之有？蘇秦、張儀，智足以強國，勇足以威敵，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萬乘之主，莫不屈體卑辭，重幣請交，此所謂天下名士也。夫智不足與謀，而權不能舉當世，民斯爲下也，今舉亡而爲有，虛而爲盈，布衣穿履，深念徐行，若有遺亡，非立功成名之士，而亦未免於世俗也。
　　【注釋】【戰國策·燕策上】：『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污武王之義而不臣焉，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至，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
　　【論語·憲問篇】：『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這裡指小節、小信。經：縊，用繩子勒死。溝瀆：水溝。
　　張儀：戰國時魏人，曾遊說六國，主張連橫以歸附秦國。
　　【孟子·滕文公下】：『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幣』上原無『重』字，今據盧文弨說校補。
　　【論語·述而篇】：『無而爲有，虛而爲盈。』
【譯文】大夫說：伯夷因爲講廉潔而餓死，尾生因爲講守信而喪命。因爲小器量而損傷大體，這是一般百姓的小節小信，死在山溝里也沒有人知道。有什麼功名呢？蘇秦、張儀，智謀足以使國家強盛，勇氣足以威震敵國，一怒生事就使諸侯害怕，安居無事天下就可平靜。各國諸侯的國君，沒有不放下架子說好話並用厚禮請求和他們交好，這才是所說的天下名士啊。如果智謀不足以商量大事，而且才能不能擔噹噹代大事，這樣的人就是下等的了。你們本來沒有卻詐稱爲有，本來空虛卻詐稱爲充滿，穿著布衣破鞋，深思熟慮，慢慢走動，好像丟失了什麼似的，根本不是立功成名的人，不過是世俗庸人罷了。

  【原文】

　　文學曰：蘇秦以從顯於趙，張儀以橫任於秦，方此之時，非不尊貴也，然智士隨而憂之，知夫不以道進者必不以道退，不以義得者必不以義亡。季、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爲之曰『微』。爲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滋多。夫行者先全己而後求名，仕者先辟害而後求祿。故香餌非不美也，龜龍聞而深藏，鸞鳳見而高逝者，知其害身也。夫爲烏鵲魚鱉，食香餌而後狂飛奔走，遜頭屈■，無益於死。今有司盜秉國法，進不顧罪，卒然有急，然後車馳人趨，無益於死。所盜不足償於臧獲，妻子奔亡無處所，身在深牢，莫知恤視。方此之時，何暇得以笑乎？
　　【注釋】『進』下原無『者』字，據下句例文當有，今補。
　　爲，通『謂』。這是引用孔子的話『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原文見【論語·季氏篇】。鸞（luan）：鳥名，古稱似鳳，五彩而多青色，鳳凰屬，『鸞鳳』，鸞鳥和鳳凰。遜頭屈遰（di）：縮頭躲避。
　　卒然：忽然；卒同『猝』。
　　臧獲：古時由於犯罪而被沒收財產做了官家奴僕的人。奴曰臧，婢曰獲。

【譯文】

文學說：蘇秦用合縱的策略在趙國出了名，張儀使用連橫的辦法被秦國重用，在當時，不是不尊貴，然而明智的人隨著替他們憂慮，知道那種不以道義取得的尊貴，是不會有合於道義的結果的。魯國季孫、孟孫的權勢，三桓的財富，那是誰也比不上的，但是孔子說他們『衰敗了』。做爲臣子，權勢和君主一樣，財富與國君相等，必然滅亡。所以，這種人職位越高而罪過也越重，俸祿愈厚而罪孽也愈多。出外追逐名利的人，先要保全自己，然後再去追求名聲，做官的人，先要躲避禍害，然後再去追求俸祿。所以，香甜的食餌不是不美，但龜和龍聞到就深藏起來，鸞鳥和鳳凰看見就遠走高飛，因爲它們知道香餌是害身的東西。而烏鵲魚鱉，吃了香餌就狂飛奔走，縮頭逃跑，還是不免一死。今天官吏竊取國家要職，只想升官不考慮罪過，一旦有意外變化，再想乘車逃跑，徒步快走，也不免一死。所盜竊的全部東西也不足以抵償官府的沒收，妻子兒女逃亡在外無安身之處，自己身在監牢之中，也沒有人關照。在這個時候，哪裡還有閒功夫笑一笑呢？

【鹽鐵論】卷十九【褒賢】篇所載大夫與文學之辯，實爲漢代政治哲學中"功利"與"道義"價值取向的深刻交鋒。今就所引文本析義如下：

大夫之論，以蘇秦、張儀爲典範，推崇其"智足強國，勇足威敵"的事功精神。此說承襲法家實用主義傳統，認爲伯夷、尾生之流拘泥小節而"虧大體"，乃"匹夫匹婦之爲諒"的狹隘表現。其核心在於強調政治效能優先於道德完滿，將國家強盛作爲衡量賢能的首要標準。此種觀點實與桑弘羊等御史大夫所持"富國強兵"的鹽鐵政策相呼應，折射出漢武帝時期積極進取的治國方略。

文學之士則秉持儒家"義利之辨"的立場，主張"不以道進，不以道退"的士人操守。其以伯夷、叔齊"義得義亡"爲典範，暗諷縱橫家之流雖成就霸業卻背離道義。此說源自孔子"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的倫理觀，強調道德主體性應超越現實功利。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天下熙熙，皆爲利來"的慨嘆，恰可與此形成互文。

二者分歧實爲戰國"王道""霸道"之爭的延續。大夫著眼於國家層面的集體利益，其評價體系具有鮮明的結果導向；文學則堅守個體道德完整性，體現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孟子·滕文公下】）的價值堅守。值得注意的是，桓寬在【鹽鐵論】中雖以文學言論爲主，卻保留大夫觀點的完整性，這種對話體的書寫方式本身即暗含"和而不同"的深意。

要之，此段辯論揭示了漢代政治思想中永恆的兩難：治國者當以實效爲先，抑或以德性爲本？蘇秦佩六國相印的榮耀與伯夷採薇首陽的孤高，恰構成中國政治文化中"外王"與"內聖"的張力。讀此篇者，當於兩種價值取向間保持辯證思考，方得古人立言之真諦。

【鹽鐵論】卷十九【褒賢】首章所載大夫與文學之辯，實爲漢代政治哲學中功利與道義之張力體現。今就雙方論點析義如下：

一、大夫論：功業爲大體，小節不足拘
大夫以伯夷、尾生爲例，謂其"由小器而虧大體"，此乃承襲法家實用主義傳統。【商君書·修權】云"民信其賞則事功成"，正與大夫"何功名有"之詰相呼應。其推崇蘇秦、張儀"智足強國，勇足威敵"，實以【戰國策】所載縱橫家功業爲據，體現漢廷應對匈奴之需的務實傾向。然其將道德實踐貶爲"匹夫匹婦之爲諒"，恰暴露出法家"去仁義而任法術"（【韓非子·奸劫弒臣】）的理論缺陷。

二、文學論：道義爲進退，生死繫於仁
文學主張"不以道進不以道退，義得義亡"，本於孔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的士節觀。其批評縱橫家"權時之宜"（桓寬【鹽鐵論·論儒】），暗合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利"的經學立場。司馬遷評伯夷"積仁潔行"（【史記·伯夷列傳】），恰爲文學派提供史鑑——個體道德實踐實爲維繫世道人心的根本。

三、思想史脈絡中的辯證
此爭辯可追溯至孟子"王何必曰利"（【梁惠王上】）與【管子】"倉廩實而知禮節"的千年之辯。大夫所見乃漢武開邊政策下"非常之功"的訴求，文學所言則爲儒家"守死善道"的價值堅守。二者看似對立，實如【周易】泰卦所示"內陽而外陰"，治國既需文學所言"義"爲精神根基，亦需大夫所重"功"爲現實支撐。

要之，此章所呈非簡單是非之辯，乃中國傳統政治智慧中"經權之辨"的生動體現。讀【鹽鐵論】者，當於大夫、文學之激烈論難間，見漢代政治思想之宏闊氣象，亦爲今人平衡道德理想與現實功業提供鏡鑒。